用行舍藏:朱子哲学中命限的消解

朱熹通过理气结构延续和完成了宋代道学诸儒对“命”概念的改造,将经典传统中“命”概念的“命限”与“使命”二义内在地整合,并将“命”概念的核心确立为“使命”,以“使命”收束“命限”,削弱“命”概念之中不测而阻碍人道德实践的面向。他将“命限”义落实在气层面,将“命”的本质归为“使命”义并落实在理层面,将气层面上的命限解释为天理(同时亦是天命,用“命”的“使命”义)展开所带来的限制。从而,朱熹认为对于能够充分展现性理的圣人而言“不消得言命”,即没有命的限制可言。对朱熹来说,即使从历史情形来看,圣人有所不能为,这也并非命限带来的无可奈何。这是基于朱熹对命限的特殊解释。命限被解释为理本身展开为气的过程中落入具体之“时”,从而不得不有的自然限制。而圣人之心的展开与天理的展开同一,圣人不是被命所限制而未能实现自身事业,而只是展现出天理在具体时遇之中最好的可能,这种可能所包含的一切限定都只是天理在具体时空之中的自然限制。朱熹坚持在一个极度理想化的圣人身上,应然之理终能充分、自如地展现,作为道德应然的天理亦是自洽的。

《西铭》的意义结构述论

《西铭》是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一篇著名文章,被视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之作,历代多有诠释。但不同学者对《西铭》主旨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仁体”说、“理一分殊”说、“万物一体”说和“仁孝”说等各种观点。事实上,该文具有严密的意义结构,并与其文章布局、行文方法以及张载本人思想等密不可分。《西铭》融会《易传》《孟子》《中庸》等先秦儒家经典,以“事天”为主旨,提出了“民吾同胞”的事天原则,“敬乐”“克省”的事天工夫,以及乐天知命、存顺没宁的事天境界,从而展现了张载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诠释与创新,尤其是对天人关系和个体伦理责任与义务的新思考。

朱彝尊与易堂诸子交谊考述

朱彝尊与魏禧相识于扬州,因二人年龄、经历、出身与职志等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逐渐结为至交。诗文方面,朱氏不仅与魏禧有密切的交流,与其兄魏际瑞亦有书信往来。朱彝尊与曾灿相识于京师,游处累月,朱氏仕清后,重逢于苏州,因身份迥异,曾氏遂有“云泥之叹”。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氏因小事被谪官,其心境为之转变,希冀通过曾灿与魏禧之侄魏世傚搭建与“南园词客”接续前谊的桥梁。

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线法山:“诗丘”意象在西洋楼园林中的表达

清乾隆年间服务于清宫廷的耶稣会艺术家在圆明园长春园中设计建造的西洋楼园林汇集了多种典型的西方园林建筑类型,展现了丰富的东西方文化内涵。园内的“线法山”是文艺复兴园林中的“诗丘”意象在中国的孤例,其反映了文艺复兴造园手法在中国园林实践中的尝试。本文从“形式—功能”及“符号—内涵”两个维度对这一典型意象进行解读,揭示其在塑造透视学景观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作为提取自古典文本中的寓言符号对乾隆皇帝这一艺术资助者的颂扬。通过对“线法山—诗丘”意象的讨论,使圆明园西洋楼园林中隐含的设计意图得以呈现,体现了“线法山”这一景观元素在18世纪东西方园林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价值。

《传习录》形成过程再研究

嘉靖时期阳明文献诸版本字体为宋体或仿宋字体,万历诸本字体为粗大楷体,而隆庆六年(1572年)《王文成公全书》字体为宋体向粗大楷体字体的过渡形态。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世隆贵州重刊《阳明先生文录三卷》的基础上可以复原广德本,而岑庄等人校刊本《阳明先生文录四卷》再次确保复原广德本的精确性。对于阳明《传习录》文献的刊刻,庚戌这一年(1550年),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转局之年。通过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所藏孤本孙应奎嘉靖三十年(1551年)湖南刻本,再加上嘉兴图书馆藏《传习录》残本与台湾地区图书馆藏《传习录》下卷残本,我们可以复原南大吉原刻本的具体篇目和内容,破解了约五百年来对南大吉书信部分目录的未解之谜。南大吉书信部分下卷一为《答徐成之书》(两通,后有南逢吉长跋)、《答罗整庵少宰书》,下卷二为《答人论学书》,下卷三为《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下卷四为《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篇。南大吉嘉靖三年(1524年)绍兴刻本并未刊刻阳明与欧阳德、聂豹二人书信。阳明文录诸版本并未因当时《传习录》广泛流通而失收其论学书信,均在正录、外集中保留相关文献。

张载“六有”的历史传响与诠释理路

张载的“六有”是与其“四为”同等重要且相辅相成的经典名句。两宋至明清时期,中国、朝鲜理学学人或取“六有”以名斋,或将“六有”题之于壁,给“六有”以高度的评价,将“六有”作为修身的座右铭。在传述的诠释过程中,“六有”的内涵不断得以丰富深化,形成了以朱熹、吕柟、李颙、李德馨、李惟泰等人为代表的总说式,以叶采、韩邦奇、林象德等人为代表的分疏式,以王植、李玄逸、金谨行等人为代表的结构式三种诠释模式;并与“四为”“二铭”等文本相互贯通,构成了张载思想体系中实修工夫的经典文本和修身规范。考察“六有”在历史上的传述影响、诠释理路和丰富内涵,能为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内涵奠定基础。

明清宜兴紫砂壶制作技术理论化研究

明清时期,宜兴紫砂壶的兴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制壶行业,这些工匠在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步推进了紫砂壶制作技术的理论化进程,呈现出文本化、数学化、标准化、学科化的特点。《阳羡茗壶系》《阳羡名陶录》等文献的著成,使得制壶技术的经验向文本化理论形态转变,为技术传承提供了教材模式的数学依据和方法标准,而后发展成为既有人才储备又有更新变革的技术学科,演化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文化,又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转型。

明代求新求变思潮下的《周礼》学研究路径

在阳明心学、疑古思潮以及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明代《周礼》学研究相对发达,其主要研究的热点议题有两点:一是《冬官》未亡说,二是《周礼》真伪说。明代《周礼》学研究的新方向有三方面:一是明显受理学、心学影响;二是读书人有较强的家国情怀,比较重视将《周礼》研究与现实社会相联系;三是诠释经典通俗易懂,择善而从。

明中都建废与洪武朝初期的政治生态

明凤阳中都的建立在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明中都城经历选址以“求升崇”、规建以“显正统”到罢建以“横权势”三个阶段,其建废反映了明洪武朝初期政治风向的变化,从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演进上看:中都在明洪武朝的昙花一现,既决定于明洪武朝初期朱元璋追求帝位和国朝的正统性、维护中央权威、平衡君臣权势的主观变化,也与淮西集团追求培养地缘权势、维持朝堂利益有关,而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的调整,则营造了明初政治生态。

明中期婺学复兴运动的理论特质及其境遇

明中期理学思想固化日趋严重,工具化倾向明显,士人无心身心性命,竞相争名逐利,致使士风衰颓,学风浮躁。此时心学复兴,打破僵化学风的同时也带来虚静禅化的弊端。以章懋为代表的金华士人深感时弊以及婺学的衰歇,开展婺学复兴运动,以重塑婺州理学谱系意图复兴学脉,融合朱学道统思想与婺州史学、功业、文章等学术传统纠偏时弊,并以躬行修身干预士风学风。此次婺学复兴运动偏重躬行传道,对朱学的继承略显保守,以致持续时间短暂。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明中期金华府人才盛况,是婺学复兴运动最直接的成果。且在明代学术过渡时期承续朱学思想,成为对心学末流思想纠偏的先导,开启晚明实学思潮的先声,对认识明代哲学发展的连贯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聪耳熄鸣丸治疗感音神经性耳聋、耳鸣的疗效观察

目的 研究聪耳熄鸣丸治疗感音神经耳聋、耳鸣的临床疗效。方法 随机选取来我院就治的感音神经性聋、伴耳鸣病人１２０例，分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对比。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对耳鸣的疗效，分别为６８％和４０％；治疗组和对照组对耳聋的疗效分别为６８％和５０％，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聪耳熄鸣丸是治疗感音神经性耳聋、耳鸣的有效药物。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

在朱熹的学术和人生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为了维护《西铭》的道学史地位,朱熹曾与汪应辰、陆子美、林栗、郭雍等人进行论战,这不仅确立了《西铭》的理学地位,同时还将《西铭》"理一分殊"之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学者之中。

邵铭熙教授运用“髌四穴”为主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经验

目的:介绍邵铭熙教授芒针透刺"髌四穴"为主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证经验与治疗特色。方法:通过跟师邵铭熙教授,学习其芒针透刺"髌四穴"的方法,收集其诊治膝骨关节炎的验案,总结归纳其诊疗经验和临证特色。结果:该方法治疗膝骨关节炎疗效显著。结论:邵铭熙教授芒针透刺"髌四穴"为主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经验独特,初步总结归纳以传承名老中医经验。

双轨政治与治世理想——《明夷待访录》社会治理思想论析

社会治理如何容纳多元主体是当前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以黄宗羲重要的政治思想作品《明夷待访录》为研究对象,重新解构了书中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思想。从费孝通先生"双轨政治"的角度,指出黄宗羲通过明确君主本职与臣道,提出"分治"思想调整政府权力系统关系,为社会治理争取空间;通过强化学校的"治统"地位,将学校设计成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组织化及制度化的"治教合一"的社会治理机构,最终建构一种健全持久的双轨政治,即通过新型学校设计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治秩序从失衡到双轨化的调整。

“自得”和“宗旨”——《明儒学案》一个重要的编撰方法与原则

"自得"和"宗旨"是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指导和规范心学发展的重要原则。学贵"自得"的"自得"是一种强调主体意识的治学精神,是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时选案的重要参考;"宗旨"不但是对"自得"的肯定和提升,而且体现了黄宗羲的学术脉略和治学精神。"自得"和"宗旨"既是我们后人研究黄宗羲和《明儒学案》所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又为我们以后编撰学术史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

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传播史料辨析

钱希言《戏瑕》载"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学界多以为此材料能够证明嘉靖前即有《水浒传》在社会上传播。然而,通过文献考证得知,"犹及与闻"的"功父"即明末著名画家、藏书家钱谷之子钱允治,他与文征明等一起"听人说宋江"的时间不能早于其出生的嘉靖二十年(1541),实际时间应该更晚,正值文征明的晚年,这时《水浒传》在社会上已得到广泛传播。至于他们听人所说"宋江"是说话故事还是《水浒传》或者兼而有之,已经无法确证了。

宋明理学中的道心人心问题——心学与朱熹的思想比较

朱熹的道心人心统一论是心学道心人心思想的一个主要观照对象。王阳明和湛若水提出了道心人心对立论,要点在于把人心人欲化,从而与朱熹的观点形成明显对立。刘宗周则提出了道心人心一体论,要点在于认定道心是人心的本心,从而与朱学有更多相近之处。心学家的道心人心论述在其思想体系中总的来说没有独立意义,而这与朱熹对道心人心的高度关注颇为不同。这些分析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对余英时的相关观点构成了挑战。

张载《西铭》所构设的理学新语境

《西铭》借易学的语境,基于天道性命的贯通,本乎天地人三才三而通贯为一的性命之理,着眼个体之"我"对于三才之一的人的角色承当,从"我"出发,为"我"构设了性命之理的生命大语境,生命终极承当与实现的宇宙大家庭语境,浸润礼、仁、孝的生命人文价值语境,开示了"我"对宇宙大家庭的认同承当,以及基于此所应当过的通体心存敬畏感恩珍视善待的直面父天母地的孝子、肖子的生活。昭示了士人当仁不让于圣贤的生命主体意识自觉,宣示了士人致君泽民利物舍我其谁的强烈家国天下以及整体宇宙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