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之词学史意义——兼论近世关于豪放词的评价

梁启超晚年将词学作为国学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对中国现代词学是有影响的。他关于辛弃疾词的研究成就最大,以实证方法考证稼轩词的版本而有创获,以社会学方法发掘稼轩词的社会意义,力图恢复辛弃疾的真实历史面目,从而阐扬中华民族的积极精神。这在中国词学史上第一次对稼轩词的高度评价,改变了传统观念,由此导致近世对豪放词的重新认识。我们如果追溯新中国建立后词学界关于豪放派为宋词主流之论,会发现这是自梁启超以来学术思潮的必然趋势。关于豪放派评价问题仍是有争议的,值得进行历史的反思。

辛词用典作用刍议

辛弃疾是一位用典高手,其稼轩词用典甚多。辛词典,旨在“突出主题”、“渲染气氛”、“托典言志”、“扩大内涵”和“证明观点”,有着其它艺术手法所不可替代的、十分重要的作用,奠定了他在两宋词坛的重要地位。

“希真体”考辨

朱敦儒词名甚著,宋、金以来向有“希真体”之称。关于“希真体”的内涵,至今学术界异见歧出,尚无定论。特根据后人对朱氏词的仿效创作和品赏评论加以考辨,可知“希真体”是对具有独特个性与鲜明风格且于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朱敦儒词的誉称,它是由朱氏早期、中期、晚期多种题材内容与艺术风格的词所组成的有机复合体,而并非仅指某一时期、某类题材或某种风格的词作。“希真体”具有流变性与多样性,而清隽谐婉、平淡自然乃是其主导风格特征。

辛弃疾词作中的生态主体间性思想研究

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理论强调的是自然主体和人主体之间不可替代、平等和谐、交互感应的关联原则。本文在中西方主体间性理论的基础上,以辛弃疾词作中的自然主体——"山"为例,将它和另一主体——人,亦即词人自身联系,研究两者之间如何交往契合并和谐共振,探讨词作者如何在向往自然、回归自然和感悟自然的生命体验中,寻找心灵的家园,并诗意地栖居。

论梅溪词的“李长吉之韵”

史达祖的《梅溪词》被姜夔称为"有李长吉之韵"。这一说法被历代词人广泛引述并表示肯定。"有李长吉之韵"是梅溪词在意味和风格上学习李贺的结果,并表现在"意在言外"和"警迈"两个方面。这种现象可以从梅溪词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手法两个方面找到形成原因。

从稼轩词看朱陆治学之异

稼轩词中所显出之道德价值,正由其自身对道德问题之相应。故稼轩对待朱熹与陆九渊,乃能了然二 人之治学差异,且于其词中自然流露其对二人学养、感情之不同态度。本文即从稼轩词中分析此种差异与不同。

论森槐南词

森槐南是日本明治时期最著名的词人,亦是日本填词史上成就最高的词人。其创作历程可以分为早年练习、正式作词和词作衰退三个阶段。其词大致可以分为题咏书画、酬唱、感怀、咏物四大类,尤以酬唱之作为多,体现了日本填词者借鉴交流的迫切意愿。森槐南词有多变的风格和比较丰富的个人与时代内涵,明显学习苏、辛之豪放,在日本填词史上卓然一家,即放在中国词人中亦可以无愧。但其词艺术未臻浑化,内容不够丰厚,尚难称大家。

熙宁政局对苏轼词创作的影响

熙宁年间的政局变动影响了苏轼词的创作。熙宁四年,苏轼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政治上的打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积极用世的心理,但杭州的优美的风光和任上轻松的心态令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熙宁七年的政局动荡则使得苏词中出现了政治内容,标志着苏词创作心态的向外扩展,为日后苏词的成熟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