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印“玉以气为主,以血为先”辨治思想浅识

对石印玉教授“以气为主,以血为先”,即“气血兼顾”内治理伤思想的历史渊源、临床运用、学术价值等进行总结与理论阐述。

沈石溪动物小说的艺术特征

沈石溪依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和亲身经历,合理大胆地运用想象、联想进行创作,其作品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加之独特的叙述视角、圆形动物形象的塑造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因而其作品充满了艺术的感染力。

“风水相遭”说:三苏父子为文的家学精髓

"风水相遭"说是三苏为文的家学精髓,其核心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的"不能不为文"的思想,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有为而作"的思想。"风水相遭"说强调作者的素质修养,强调作者要受到外物的刺激才能写出自然流畅的好文章。三苏父子一直坚持这一理论和创作实践。苏轼兄弟还对"至文"标准、创作过程以及创作主体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作了发展,从而使这一家学思想在我国写作理论上具有超前性。

王阳明黔中再传弟子马廷锡及其家族考证

马廷锡是王阳明在贵州著名的黔中王门再传弟子,其心学之传得于当年王阳明在黔中的及门弟子蒋信。马廷锡的心学活动涉及贵州、四川、湖南三省,早年问学求道、任官行道,中晚年广交王门后学,在贵阳讲学长达三十余年之久,继王阳明、蒋信之后,在贵州掀起第三次心学讲学高潮,将黔中王门推进到成熟阶段。马廷锡及其子、孙三辈均有功于阳明心学。马氏家族不愧是黔中王门著名的心学世家。

论梅溪词的“李长吉之韵”

史达祖的《梅溪词》被姜夔称为"有李长吉之韵"。这一说法被历代词人广泛引述并表示肯定。"有李长吉之韵"是梅溪词在意味和风格上学习李贺的结果,并表现在"意在言外"和"警迈"两个方面。这种现象可以从梅溪词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手法两个方面找到形成原因。

对杨宗濂家族的考察

在近代大动荡时期中,杨宗濂家族从经济史、文化史上看,都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政治史上看,却往往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充分显示了历史的复杂性。这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理学视域下的《吕氏乡约》

与以往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吕氏乡约》不同,应该将《吕氏乡约》置于宋明理学学术史视域下加以考察,《吕氏乡约》是关学学人在张载以礼为教、笃行践履的关学精神熏陶下的产物和表现。南宋朱熹对乡约进行增损所成《增损吕氏乡约》,或隐或显地体现了性理学的某些特征;明代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则是在《吕氏乡约》的基础上,将阳明心学与明代乡村治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乡约创制和实践中,道德教化和乡村自治的文化精神则一以贯之。

《朱子家礼》对现代陕北婚俗影响探析

朱熹所纂《朱子家礼》传世,深刻影响到现代陕北人的婚仪礼程。主要表现在仪式和思想两方面。试将《朱子家礼·昏礼》置于陕北历史背景下,从婚前礼、正婚礼、婚后礼三方面具体论述两者的传承关系及影响。

宋代西施姓氏之争平议

苏轼在其诗歌中以为西施姓"西",与当时以《太平寰宇记》为代表的西施姓"施"的流行说法不同,由此引起了诗评家们的普遍质疑。现在看来,苏轼关于西施姓"西"之说固然出乎常人意料,但并非全无依傍;而诸多辨正纠谬者所持的依据,其实并未必可靠。对西施这类主要是在民间传说中逐步形成、而历史上未必确实存在的人物,更应该主要从民俗学而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观照。

熙宁政局对苏轼词创作的影响

熙宁年间的政局变动影响了苏轼词的创作。熙宁四年,苏轼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政治上的打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积极用世的心理,但杭州的优美的风光和任上轻松的心态令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熙宁七年的政局动荡则使得苏词中出现了政治内容,标志着苏词创作心态的向外扩展,为日后苏词的成熟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