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时期西魏国疆域考

《汉书·地理志》的成文年代较之楚汉相去甚远,应用于城邑计数不够准确,甚有巧合之嫌。而《二年律令·秩律》则更宜被采用。西魏国的主要疆域始终为河东与上党两郡,并不曾实质性地囊括太原郡或河内郡。曹参尽定魏地而得五十二城,分属于河东、河内、上党三郡,包含西魏与殷两国之地。汉六年,太原郡实有三十一县。郦食其所言三十二城之数为太原郡之县数。

优秀维译文本的用典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为例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而对维译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典故翻译的研究,正是响应十八大文化强国建设的号召。该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为文本,搜集整理了其中的诗歌典故,以诗歌典故的维吾尔语翻译语料为研究对象,概括分析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用典概况、用典特色及典故的维译,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典故在维译过程中运用到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进行详细探讨,分析其维译本是如何通过翻译来传递文化内涵和文化思想精华的,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论魏禧纪游诗“清”的风格特征

魏禧中晚年纪游诗呈现出“清”的风格特征,具体表现为记述闻见“清奇新颖”、模山范水“清峻超拔”、凭吊思怀“清凉沉郁”。魏禧纪游诗多用“清”这一字眼,叙事清奇生动,感慨清新脱俗,呈现出清奇新颖的风格。其纪游诗善于刻画人与自然的斗争场面以及人的心理斗争情形,喜用军事意象和怪奇意象,且常常选用高悬的视点描摹广远的空间,跌宕出清峻超拔的气质。魏禧主动向杜甫学习,或是直接借用、化用杜甫诗句,或是整首诗风格的凝练沉郁很像杜诗,是其纪游诗呈现出清凉沉郁神韵的重要原因。魏禧清闲自在的出游心态,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体验和光辉人格,是其纪游诗形成“清”的风格特征的主要外因。

“效”与“觉”:魏源对朱熹“生知”的“接着讲”

朱熹与魏源都重视“生知”的命题。朱子的“生知”是在处理“致知”与“尽心”之间的矛盾时提出的,认为具有“生知”资质的人“尽心”后方能成为“圣人”。魏源则从知识分类的角度进行论述,将知识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尊德性”的知识需要自“觉”,“道问学”的知识需要“效”他,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有自“觉”的资质,此即魏源的“生知”。魏源对“生知”的诠释是对朱子的“接着讲”。

张载“六有”的历史传响与诠释理路

张载的“六有”是与其“四为”同等重要且相辅相成的经典名句。两宋至明清时期,中国、朝鲜理学学人或取“六有”以名斋,或将“六有”题之于壁,给“六有”以高度的评价,将“六有”作为修身的座右铭。在传述的诠释过程中,“六有”的内涵不断得以丰富深化,形成了以朱熹、吕柟、李颙、李德馨、李惟泰等人为代表的总说式,以叶采、韩邦奇、林象德等人为代表的分疏式,以王植、李玄逸、金谨行等人为代表的结构式三种诠释模式;并与“四为”“二铭”等文本相互贯通,构成了张载思想体系中实修工夫的经典文本和修身规范。考察“六有”在历史上的传述影响、诠释理路和丰富内涵,能为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内涵奠定基础。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释东汉魏晋镜铭中的“羲”字

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铜镜中,有一常见套语作“众△主阳”,由于字形减省、讹变严重,一直以来未有定释。本文以字形为基础,结合此类铜镜的具体语境及纹饰特点,将其中的疑难字读为羲和氏的“羲”字,并对此句文意进行疏解。

威灵洗液主要药效学与毒理学研究

威灵洗液对４２株革兰氏阳、阴性细菌及１２株霉菌在体外具有较强的抑菌活力或杀菌作用，２．０８ｇ（生药）／Ｌ的威灵洗液体外抑制滴虫的强度与２．５ｍｇ／Ｌ甲硝唑相当，还有一定的抗炎、止痒作用；威灵洗液不显示阴道、皮肤吸收性毒性反应，亦未见对完整、损伤皮肤的刺激性和皮肤过敏反应。

健胃喜食宝片促进消化功能动物试验研究

目的研究健胃喜食宝片促进动物消化功能的效果。方法将昆明种雄性小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对照组和3个剂量(0.53、1.06、1.60g/kgBW)的给药组。各剂量组分别连续经口给予受试样品15d,空白组和模型对照组给予实验用水。用复方地芬诺酯制造小鼠便秘模型,进行小鼠小肠运动试验,测定小鼠的墨汁推进率。将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和3个剂量(0.265、0.53、1.06g/kgBW)的给药组。各剂量组分别连续经口给药30d,观察大鼠体重、体重增重、摄食量和食物利用率,测定大鼠的胃蛋白酶活性和排出量。结果健胃喜食宝片(1.06、1.60g/kgBW)能显著增加小鼠小肠墨汁推进率(P<0.01),能显著增加大鼠体重增重和摄食量,对食物利用率增加不明显。健胃喜食宝片(0.53、1.06g/kgBW)能显著增加大鼠胃蛋白酶活性和胃蛋白酶排出量(P<0.01)。结论健胃喜食宝片具有促进消化功能,即能增进动物食欲和进食量,增加胃液和胃酶分泌量,增加动物体重,增进小肠蠕动;此外还具有润肠通便的功能。

试析清初理学名臣魏象枢

魏象枢作为清初的理学名臣和汉族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在将理学付诸实践等方面,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他潜心理学,教化乡人,整顿社会风气;弹劾贪官,为国举荐人才,整顿吏治。与顺治朝相比,康熙朝推崇理学,着意对满汉关系的调整。魏象枢在顺、康两朝仕途命运迥异,展现出两朝治道的变化。

医疗专业利益自给与扩张中的国家角色——从魏则西事件切入

医疗专业利益的实现和保障是西方医疗专业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我国学界对此认识尚不充分。医疗专业利益具有利他性、自给性、扩张性等特征,而在其自给与扩张中国家应以何种角色出现,则决定了在医疗专业主义支撑下的医疗专业能否良好发展。从热点魏则西就医死亡事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国家责任的缺失被论者忽略。应进一步理顺医疗专业发展中的利益自给与扩张和国家责任的关系,加强专业自给,退出国家过度管制,落实相应监管责任,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最终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以文存史观念与清初“传”体文——以魏禧为考察中心

明清之际,传体文备受文人重视,其创作也呈现出勃兴之势,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一方面,由于处于天崩地坼的时代大变革之时,文人试图以此达到以文存史、表扬忠烈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期以文章经世,使后世之人于其中取法得失。在艺术手法上,杂糅小说笔法,虚实相间,叙事生动,形象鲜明,体现了清初文章的发展脉络与审美追求。清初魏禧的传志文就是其中的典范。

李健吾:中国式印象主义文艺批评的奠基人

李健吾(刘西渭)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批评家,他将西方印象主义文艺批评方法引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中国式的印象主义文艺批评,这一批评方法至今对我们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咸"都市圈临渭生态工业系统建设初探

借鉴国内外生态工业因区建设的理论模式和范例,分析渭河在"西咸"都市区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提出积极推进"西咸"城市一体化,实施渭河生态环境治理与防洪工程,改造和重组现有临渭分布的工业企业,以渭河发电有限公司及其扩建工程为核心、虚拟建设以粉煤灰为原料的建材公司,连接咸阳市东郊化工区和西安北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关大中型企业、高新农业,构建若干生态产业链,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的清洁生产模式,为"西咸"都市区电力工业发展与调整、解决行业结构性污染问题探索新路子。

宁都三魏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宁都三魏的研究主要涉及生平、文论、思想心态等方面,大多以魏禧为研究重点,对魏际瑞、魏礼的研究则比较薄弱。魏禧的文论具有长于策论、提倡经世致用、注重积理与练识、强调立本为要的特点。在对宁都三魏文学创作的研究中,大多以文学作品的文本为出发点去探析文学与世界的多角联系的论著,研究视角缺少开阔的文化品味和深刻的文化批评色彩。有关三魏思想心态的研究主要围绕遗民心态、伦理思想、社会启蒙思想、教育思想、政治军事思想和爱国思想展开。

徐渭《西厢记》评点本系统考述

本文对今存六种徐渭《西厢记》评点本的真伪与相互关系做一总结。其中,刊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简称"批点画意本")问世最早,该书或即"暨阳刻本",系徐渭"初年厓略之笔,解多未确"。《田水月山房北西厢》(简称"田本")的正文与"批点画意本"同版,其批语比"批点画意本"多出约三分之一的条目,最为接近于早已失传的"徐尔兼藏本"。崇善堂刊《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是"田本"的翻刻本。李廷谟订正《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的底本是与"批点画意本"关系密切的王骥德校注本,其眉批则直接抄录"批点画意本",虽不能说是徐评"真本",但确系徐渭"真评"。以上四本都可归入"批点画意本"评语系统。《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与《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的正文和评语与上述各本有较大差异,显然不属于同一系统,很可能就是徐评"赝本"。

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标准的疏解与反思

在儒家系统内部,牟宗三判定朱熹的思想系统是别子为宗。牟宗三认为朱熹将道德的最高本体体会为"只存有不活动",在功夫上强调格物致知的顺取,是儒家发展的转向和歧出。这种判定活动深化了朱子学研究,但是这种判定标准割裂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

论朱熹与王维接受

朱熹对王维的接受态度是多重性的。从审美评价看,他推赏王维的律诗、辋川体与《辋川图》等;从道德评价看,他尖锐批评王维在政治上的失节,以至压倒了其审美评价。朱熹对王维的时褒时贬,看上去似矛盾而又无序,但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这与他的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他的崇尚气节,崇尚雄健,崇尚平淡,与他对苏轼的接受密不可分。还原朱熹的王维接受,探讨其在后人王维接受中的影响,对于文学接受研究是颇有意义的。

曹魏缪袭鼓吹曲辞系年的三重考论及意义

缪袭鼓吹曲辞的创作时间历来有所争议。考索缪袭鼓吹曲辞中魏文帝、魏明帝的本事,探讨魏明帝君臣"受命"的内涵,考证魏明帝时礼乐文化建设时间等可以看出:作品不作于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应作于魏明帝景初元年(237)。上述三方面的考论,不仅可以确定缪袭鼓吹曲辞的创作时间,也可以确定与上述事件相关一批作品的创作时间;缪袭鼓吹曲辞本事的考索还可确定曹丕《于谯作》的创作时间,甚至还可以确定史书未加记载的魏明帝时的一次蝗灾,可补史书之不足。

明遗民文论的代表——论魏禧文论的时代精神

清初文人魏禧在文学评论上卓有建树,他的文论在继承前代优秀思想资源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紧密相连,体现了强烈的用世精神。魏禧的文论堪称明遗民文论的代表。他提倡文章须明理适用与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潮相呼应,积理练识说正是清初推崇实学的思想的文章学表达,而他的"真气"说更展现了明遗民群体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