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利还是死而义?——从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评看儒家的生死义利观

孔子从道德和事功的分合着眼,对管仲作出了“如其仁”和“不知礼”是非两分的评价;孟子则鉴于时代要求和推行王道的需要,极力贬低管仲的霸道功业及其品德;程颐和朱熹从寻求普适的道德标准出发,以长幼、忠信之义为原则对管仲、魏征作出了正反不同的评价;王夫之以国家大义替代长幼之义,亟称管仲之仁与功,同时严斥魏征之不仁不义。由此反映了儒家在坚持义以至上的同时,对义利合一的艰难追求。

读《文选》赋三题

潘岳《西征赋》作于元康二年(292)五月他被重新起用为长安令之后,该赋表明他是一个很有感情也很敬业的人,同时更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何晏《景福殿赋》作于太和六年(232),该赋表明他在魏明帝曹睿又时期并未受到打击,其处境比起曹丕的时代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赋中多歌功颂德之辞,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完全合于明帝的意识形态政策,又带有某种道家无为而治的气息,充分流露了他本人的思想。嵇康《琴赋》的章法完全是传统的,而内容则全新,嵇康认为音乐只有审美的作用,让人们得到感情和心理上的满足,与政教无关。这样的纯艺术论具有反儒家旧传统、体现人性解放和文艺自觉的重大意义,这是先前以乐器为题材的辞赋根本未尝涉及的;他在论音乐的名篇《声无哀乐论》中更详细阐释了这一理论问题。

潘岳《西征赋》用典与魏晋史学的发展

潘岳《西征赋》征引典故200多例,赋中所用史部典故尤具特色:史部典故数量与经部典故基本持平;史部事典中套用经部语典;用正史语典以评价人物等。这些特征与魏晋时期史学开始脱离经学,但仍深受其影响,正史确立其地位,以及人物传记的兴盛等史学发展的新特点息息相关。

潘岳《西征赋》创作心态探究

《西征赋》是潘岳的代表作,赋中记载了潘岳从洛阳出发到长安赴任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视野广博,议论深刻。"西征"是潘岳牵连党争之祸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尽管西行之时距杨骏事已一年有余,但潘岳仍心有余悸。他在赋中对这段仕途经历和西征心态进行了细致描述,既有对自己仕途不畅的感慨,也有幸免于杨骏之难的庆幸后怕,还有对未来任职长安令的信心满怀,情感深沉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