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与“觉”:魏源对朱熹“生知”的“接着讲”

朱熹与魏源都重视“生知”的命题。朱子的“生知”是在处理“致知”与“尽心”之间的矛盾时提出的,认为具有“生知”资质的人“尽心”后方能成为“圣人”。魏源则从知识分类的角度进行论述,将知识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尊德性”的知识需要自“觉”,“道问学”的知识需要“效”他,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有自“觉”的资质,此即魏源的“生知”。魏源对“生知”的诠释是对朱子的“接着讲”。

朱熹文体学思想的学术渊源及影响

朱熹的文体学思想渊源有自,首先是继承前人并与其儒家的理学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其中,朱熹核心的文体观即"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和"读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之辨体为先思想,就是其"先体而后用"思想的反映。他主要继承了黄庭坚、谢良佐、吕本中以来宋时名公的"先其体制"的辨体论观点,并影响了真德秀、吕祖谦、严羽、倪思、王应麟等学者的文体观。而其"变而不失其正"的破体变体观,则远接孔子、庄子,近承秦观、谢良佐、吕本中和胡寅,并对南宋中晚期李明复、朱鉴、李杞、俞琰、黄伦、卫湜及明清学者相关的辨体批评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彝尊家书与康熙“己未词科”史料———启功先生《朱竹垞家书卷跋》详说

朱彝尊家书 ,为唐长孺先生收藏 ,由启功先生题跋 ,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却从未发表。其中有关“己未词科”的记载 ,反映了康熙“文治”对文人出处的影响 ,以及“己未词科”的内幕 ,也可补证朱彝尊年谱。

作为思想建构意义的《朱子晚年定论》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思想日趋成熟,实现了和朱子之学的分道扬镳。但是,从当时的处境来说,阳明面临着极为严重的问题,即朱子与朱子学的强大的影响力。从元代开始,朱子学被定为官学;在王阳明的那个时代,这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朱子学是最普遍的思想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时的真理。阳明学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赢得自己生存的空间?《朱子晚年定论》即用以调和与朱子学之间存在的冲突情形。因此,从思想史层面探讨阳明之编《朱子晚年定论》,有助于凸显其对阳明学发展的特殊意义。

从隰尊铭文看晚商仪式用乐

隰尊是帝乙、帝辛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记录了晚商时期王(很可能是帝辛)亲自参加、由"妇"(很可能是妲己)操办的一次肜祭,器主隰是"妇"的媵臣,在仪式中担任万舞的领舞并受到王赏赐,仪式中用编庸演奏新的祭祀舞曲。此铭与同时期的万(豕匕)方彝铭文以及一些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提示出商代晚期仪式用乐发生了体系性的新变化,这与商王朝统治中心的人事变动和政治形势变化密切相关。

朱陆“心学”及其异同的几点观察

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

四川汉代陶翼虎研究

近年,在四川崖墓当中发现了新奇、罕见的陶翼虎,年代为东汉中晚期。陶翼虎背部方形或者圆形的孔洞模仿自商周时期的铜虎尊,显然,其用途应为陶牺尊,而不是以往学者们所说的陶器座;其羽化造型的思想渊源来自两汉时期的升仙思想,既有本地因素的直接影响,也有关中因素的间接影响;其写实的模塑表现方式与本地崖墓当中的动物俑完全一致。总的来看,四川汉代陶翼虎是融合了早期牺尊造型、本地升仙思想和陶俑艺术的复古创新产物,颇具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这类器物被随葬于崖墓当中,不仅是仙境模拟之物,也反映了个别墓主人的思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