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女作家小说多模态德译语料库建设研究

论文收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1部女作家德译作品,使用GeM模型建立中国当代女作家小说多模态德译语料库,从基础层、版式层和修辞层对库内语料进行切分、标注和量化分析。基础层切分语言模态和图片模态;版式层标注各个译本的字体、字号、页面设计等版式风格;修辞层标注译本内图文关系。全面解读40余部德译作品的多模态语篇特征,分析德语世界译介中国女作家小说历时变化和共性特征。

“90后”女性的东北记忆与文学观照——以黑龙江籍青年女作家杨知寒为例

杨知寒被称为继“铁西三剑客”之后的“东北文艺复兴”的接力书写者和“新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作为生长于齐齐哈尔市的“90后”女作家,杨知寒用精到的笔触、冷峻的叙事,以“子一代”的视角和女性的细腻观察,再现了世纪之交以来东北经济的衰退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阵痛及道德困境,揭示了社会转型期人与人之间光怪陆离的情感变化。杨知寒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这些从少女到青年乃至中老年的女性形象,着眼于时代变迁中的女性命运,深刻揭示了在时代大潮冲击下的女性命运的悲与喜,以及隐藏于人性深处的善与恶。

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翻译传播研究——以严歌苓《密语者》英译本为例

相较于男性作家,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的身影在海外一直相当模糊,相关研究也十分有限。以亚马逊官网(Amazon.com)和好读网平台(Goodreads.com)严歌苓作品《密语者》英译本The Secret Talker的读者评论为研究对象,借助Python工具可视化呈现海外读者对译本的整体评价、情感态度、关注主题等,并对高影响力的读者评论作质性分析,以探究译本接受的影响因素,希望为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翻译传播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发现与启示。

文化自信与地方性写作发生——论“新东北文学”的经典性塑造

近年来,“新东北作家群”作为文学领域的一股新兴力量,逐渐崭露头角,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社会内涵,为文坛注入了新鲜力量,塑造了新的东北文艺形象。而“经典文艺形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艺创作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重新审视新东北作家的文学创作,探究其经典性的成因,对于“新东北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创作实践中,东北青年作家通过实现“永恒的情”“浩荡的气”和“隽永的美”三者的有机统一,完成对家乡文化的寻根与自信重塑,展现了新时代下的东北人民的共同心声,促进了新的东北美学原则的崛起。

近年女作家短篇小说创作观察——基于《中国女性文学选》的阅读

自2019年起,女性文学研究学者张莉教授对当年度的中国女性文学优秀短篇小说进行选编,结集为《中国女性文学选》出版,每年一本。由研究者、出版界和创作者联动的这一文学行为,把当前散见的、自在的女性文学成果汇聚在一起,集中展现女作家近年来的创作实绩,让女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以一种集体亮相的形式重回读者和批评界的观照视野,以形成更大的声势与影响。该文对2019年至2022年的《中国女性文学选》进行序列阅读,不仅可以清晰把握近年来女作家短篇小说的创作动态,还能深入了解当下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并由此对相关问题进行反思和展望,期待女性文学以真正先锋的精神持续探索女性自我。

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经典思源、历史传承与新时代发展

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彰显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精髓,体现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中国智慧。经典作家关于共产党人纯洁性、先进性、革命性、批判性的论述,为党的自我革命思想提供了经典思源。中国共产党百年党的建设体现了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阐述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等重要理论问题,党的建设诸多实践举措助推了自我革命思想的新时代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充分说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

左联女作家与中国女性发展理论

一个世纪前接受教育的一些女性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并勇敢地与封建礼教抗争,成为"出走的娜拉";在经受磨砺的过程中,不论身兼何职,写作则成为她们表达心声的途径;底层的生活经历和进步的观念促使她们加入左联,从而得以突破早期"小我"的囿限而融入"大我"的洪流,在文学艺术道路上不断创新。左联女作家的独立意识、融入主流并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创新精神,构成中国现代妇女史中的宝贵遗产,为新时代女性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菲律宾华文女作家莎士的中国叙事与本土意识

在菲律宾华文文学史上,莎士是早期女作家的典型代表。她从中国福建移民菲律宾的流散经历对其创作有显著影响,尤其体现于中国叙事层面。在中国与菲律宾的双重观照下,她的中国叙事表现出多元的在地交融意识,既有对家族流散记忆伴生的中国故土叙事,又有对中华文化本土承载的华侨学校情结,还有对菲律宾华人再流散以及中国新移民的群体关怀。

身份书写与多元文化互构——以彝族女作家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彝族女作家由于空间的移动呈现出一种文化多样的身份,从中体现出一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态势,并在情感上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有着深度认同。她们的创作主要在文化身份的耦合和再生、对边缘群体的观照以及文化空间的转移三方面进行实践,每个部分都逐步反映其生成的原因和潜在困境。彝族女作家在继承原有的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基础上,将其在流动经验中的边缘观照融合在创作中,并以文化空间的转移为新的探索,从而寻求新的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可能性。

抒情自我、精神困境与传统技法——论70后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抒情传统

自《诗经》《楚辞》起,抒情一直是中国文学核心的、持续的主题。短篇小说的形式、注重情感的创作方法与女性话语的呈现使70后女作家的创作灵动自在,具有抒情文学的特质。首先,70后女作家以内视角的叙述方式,通过个人化的写作手法在文本中塑造了孱弱型抒情自我与成长型抒情自我两种抒情主体形象,传达了作者的生命情感体验。其次,70后女作家通过敏锐的洞察力探索女性面对的精神与现实困境,于生命幽微处书写女性精神世界,展现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所承受的压力与挑战,记录了社会发展带来的时代病症以及女性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焦虑。最后,70后女作家借鉴中国传统文学如世情小说手法、“兴”表达技巧、《红楼梦》传统、古典诗学等,使文本情感更为饱满,也更为成熟。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精神彼岸——女性精神图腾书写的启蒙向度

在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女作家从原始的神巫文化中汲取女性精神的感召力量,她们以图腾原型为基点,将原始的图腾精神注入现代女性的情感体验,建构了女性精神图腾的创作元素,并以图腾原型的象征寓意幻化为女性精神的感召。女性精神图腾从女性生命意识折射出女性隐秘的精神世界,它与女性精神的共生揭示了女性精神的成长轨迹。可见,女性精神图腾的书写开辟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创作理路,拓展了女性精神的阐释空间。

当代青海女性作家散文中的生态书写

当代青海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在散文方面更是硕果累累,而生态是当代青海女性作家散文创作中持续关注的文学主题。首先,当代青海女性作家散文中的生态书写着意于呈现青海的自然生态美,她们试图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世外桃源般的青海大地。其次,当代青海女性作家绝不着意建构尽善尽美的青海形象,相反,她们在细节处对青海及当代中国生态破坏等严峻现实问题格外关注,对目前生态环境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给予了深切批判和严肃讨论。换言之,当代青海女性作家通过对自然生态的持续关注,表达出对社会生态现实的介入意识及忧患态度。同时,当代青海女性作家在生态书写过程中彰显出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生态伦理观,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文化生态有所把握,以此丰盈了中国当代文学生态书写的审美意蕴和现实表达。她们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融为一体,拓宽了散文中生态书写的内涵和外延,是对当代生态文学书写的必要补充。

印度尼西亚华文女作家袁霓的中国叙事

袁霓是印度尼西亚极具代表性的华文女作家,其一直坚持用华文写作,在作品中通过对祖籍国中国的“乡土”寻根,在现实社会语境下重构集体记忆,寻求精神心理归属;通过对现代中国的体验,感受中国的巨大热情和强大经济实力;也通过中国古典诗词、俗语警句、历史名人等文化名片,呈现出立体、丰富、多层次的中国形象,让读者体会东方式的韵味。袁霓的中国叙事不仅是个体经历、情感和精神的记录,也是印尼华人文化记忆及文化身份认同与变迁的呈现。

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弘扬路径

在教育强国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语境下,该文以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为研究方向,通过揭示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观,源于中华优秀传统师道文化,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教育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伟大实践的内在生成逻辑,进而阐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所体现的的价值意蕴。最后,结合当代中国教育实践,以教育家精神践行为目的,从三个方面对新征程上教育家精神的弘扬路径进行探讨,即: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应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增强使命意识;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文化,涵育教师素养;着力讲好教育家故事,助力示范引领。

比较视域下《北京人》与21世纪女性非虚构文学关系探源

张辛欣的《北京人》高度契合女性非虚构文学的精神主旨和文体特征,开启了女性作家非虚构叙事的先河。《北京人》与21世纪女性非虚构文学既有同质性内涵,又彰显出异质化的流变轨迹,二者共同体现了女性作家直面现场的文学转型意识。21世纪女性非虚构文学对社会问题的探寻及情感性话语的书写有效弥补了《北京人》流于表面的碎片化叙事,纠正了《北京人》因零度干预态度造成的感染力弱化现象。女性作家依凭非虚构文学实现了客观映照与主观抒怀的有序对接。

江南女作家传统民俗技艺书写的美学解读

传统民俗技艺是指民间传承下来的技艺。江南传统民俗技艺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南女作家地域书写的聚焦点。王安忆、王旭烽、范小青等江南女作家对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刺绣、建筑、茶道、评弹等传统民俗技艺进行文学书写,既描摹了江南特色的器物风貌与美学品格,又揭示了地域传统民俗技艺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底蕴,展现其独特的传统文化特征与文学审美价值,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日本现代女作家的战争创伤体验与反战书写

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在艺术地再现战争创伤记忆的同时,亦使之更加丰富立体、拥有更广阔的解读空间。在日本,不论二战期间还是战败后,一些有良知的女作家借由女性身份和独到的女性视角,通过个性化的叙事还原战时记忆,展现战争给女性带来的困境,表现出强烈的反战意识。以女性作家为研究视角,通过厘清其如何将个体的创伤经历建构为公共空间的集体的文化创伤记忆,可以揭示日本女性群像的战争创伤体验与自我重建,以及这些作家对战争的反思与控诉、对人类生存状况与命运的担忧。她们的战争创伤书写不只是简单地复写历史,抒发个体的感伤和悲痛,也在女性与战争的话语空间中不断追问战争的根源、创痛与训诫,引导日本民众反思那段疯狂的集体记忆,以唤醒人们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但有些女作家的创作仍存在突显受害立场、博取同情之嫌,必须予以批判。

日本近代女性写作与困境——以小说《断念》为中心

随着日本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催生了接受西式教育的女学生群体。她们在学校这个特殊空间获得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挖掘了天赋,从她们中间诞生了一批女学生作家,成为日本近代女性写作的发端。在一部分女学生自我意识萌发、追求自由独立的同时,传统性别角色意识也被深植于部分女学生的精神世界,形成了近代女性写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文坛,女性写作遭遇了如何获得外部认可、实现自身突围的多重困境。田村俊子较早地看到了女学生写作与发展的问题,在小说《断念》中以女学生作家荻生野富枝的视角揭示了女性独立的艰辛,通过荻生野富枝的“断念”传递了一个在今天仍有深意的结论:无论是回归“良妻贤母”的轨道,还是依附男性力量实现“立身出世”,二者都不应是女性自我实现的真正立足点。

从“女作家号”看文坛对女作家态度的分化

1929年《真美善》发行的周年纪念刊物“女作家号”,标志着女作家们首次以作家身份群体化地出现在文学史上。这不仅引起了文坛对于刊物本身和刊物编辑张若谷的讨论,更引发了对这一时期崛起的女作家的关注与讨论。从“女作家号”切入,可以分析出这一时期,上海文坛不同立场下对女作家的态度分化及背后蕴含的文学、商业等复杂原因。

On Multimodal Criticism of The Kitchen God’s Wife

Studying the covers of the three editions of The Kitchen God’s Wife by Amy Tan,a famous female Chinese American writer,the author finds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stood out in publishers’earliest recommendations,but later were replaced by immigrant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and then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concern for human beings.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is change fits the changing focuses of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in the 21st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