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禧骚体赋《括囊》《献岁》

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魏禧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骚体赋有《括囊》《献岁》二赋,具有一定价值。论文以魏禧的两篇骚体赋为中心,以文本细读法对其文章内容、文体及表现手法展开具体分析。魏禧骚体赋《括囊》所蕴含的文学意蕴主要表现为直道难行之怨怼悲凉,《献岁》主要表现为面对世道不公的反诘发问。魏禧骚体赋在内容上继承了屈原的爱国精神;文体方面表现为对屈原辞赋的一脉相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魏禧骚体赋祖述屈原爱国思想及辞赋写作的同时,其精擅古文的创作经历亦对其骚体赋的创作产生直接影响,表现出与古为新的创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

立足陶渊明哲学研究,优化《归去来兮辞》思想主旨教学

陶渊明是诗人,更是哲人,其诗文中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哲学思想。论其具体意蕴,根据“陶学”界的一般研究,可大体归纳为“自然”“任化”“养真”等方面内涵。在《归去来兮辞》教学中,可以尝试着以此为路径来优化教学内容,以深入开掘思想意蕴。这是突破时下陶氏诗文教学模式化、扁平化局面的有益尝试,对于提高中学古诗文教学水平,培养学生语文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也有一定的启示性。

“陶学”研究与《归去来兮辞》审美品质教学

陶渊明诗文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处处渗透着作者独特的审美取向。论其具体意蕴,“陶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即任真乐道的人格审美、平淡虚静的自然审美、淳朴和谐的社会审美等。在《归去来兮辞》教学中,可以尝试着以此为资源来优化其审美品质的教学内容,以深入开掘文章的审美意蕴。这是改变时下陶渊明作品教学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局面的有益尝试,甚至对于提高中学古诗文教学水平,培养学生语文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玄奘“五不翻”理论对戏曲翻译研究探析

中国戏曲作为我国古老的传统艺术之一,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体现了我国的民族特点和艺术风格。因此,戏曲翻译对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玄奘的“五不翻”理论虽然是针对佛经翻译而提出的,但是对其他素材的翻译亦具有指导作用。本文以中国戏曲翻译为例,在玄奘“五不翻”原则的指导下,从“秘密故”“多义故”等五个角度,具体探讨“五不翻”理论对戏曲翻译的意义,以期为戏曲翻译实践提供借鉴。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曲韵选韵研究

选韵即确定韵部,是曲韵韵律的一个方面,与划分韵部、编撰韵谱一样,也对填词作曲有着规范意义。曲韵韵字的声响,是选韵的基础,即根据特定的声情和剧情来选择相应声响的韵部和韵字。曲体文学包括戏曲与散曲,戏曲是舞台艺术,首先所选用的韵字必须"美听",戏曲又是叙事文学,还须依据其所描写的故事情节和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来选韵。散曲主要是用于写景和抒情,或依据所描写的景物来选用具有相应声响的韵部和韵字,或依据作者所要抒发的情绪来选用具有相应声响的韵部和韵字。

论贾谊《惜誓》对屈原《惜诵》的接受

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贾谊在痛惜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中,自喻受谗遭贬和时政的是非颠倒。《惜誓》在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接受;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接受,包括艺术风格的浪漫色彩、抒情议论的巧妙融合、宏阔的结构和高远的格调等。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来”字考辨

关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来"字的解释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持"语气词"说者虽众,然或论据单一,疑点重重;或局限于浮泛的解析层面,却并不符合陶翁作品的内质深意,存在诸多误读。本文从陶渊明作品的用词习惯和生平经历入手,以理解陶渊明作品深层内涵为基础,对与其相关作品中"来"字的用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考证,注重考察陶渊明作品深远的"诗意"内容,并进而探究了《归去来兮辞》"来"字的词性与意义,认为"来"字为实词,表示由彼至此、由远及近,与"去"、"往"的意义相对。

刘禹锡对屈赋的接受

刘禹锡贬谪朗州 ,始有意学屈原。其诗文的精神气格、内容体式、抒情手段、文词比兴均深受屈赋影响。刘禹锡是屈原骚怨精神和文学传统的优秀继承者和发扬者。

凭石说戏 以玉乐友——罕见的玉玩精品《昆曲暗戏》

南京博物院所藏清代玉质"昆曲暗戏"涉及三十四折昆曲曲目,用料珍贵、工艺考究,为了解"昆曲暗戏"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两种清初小曲总集与明清小曲之演进

《万花小曲》和《丝弦小曲》是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两种小曲集,收录对象在沿袭和改编明代小曲的基础上又有新变。《西调》和《边关调》首见于清初。《西调》原是明末山西、陕西地区流行的小曲,其声调凄楚哀感,适宜表现悲情内容,传至中原遂成为清前中期的流行曲调而广泛传唱于大江南北。《边关调》亦当兴起于明末,或发源于东北,原先以表现悲感哀吟的题材为主,至清代则演化出悲感哀吟、插科打诨、雄迈悲壮等不同风格,而又以儿女之私、靡靡之音为主。

试析蒙古族民歌《牧歌》改编的无伴奏合唱

1956年作曲家瞿希贤将《牧歌》改编为无伴奏混声合唱,充分发挥了人声的巨大感染力,简洁明了,又丰富多彩,成为合唱作品中的经典之作。被改编的作品通过调式调性、曲式结构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蒙古民族对富饶、辽阔草原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歌颂;同时还运用了复调交织与主调和声衬托的创作手法使作品的旋律更加绵长,和声色彩明丽而丰满又动静错落,衬托出天地的旷远深邃,如诗如梦。

“代拟体”与“述”屈原——以代拟琴歌为参照,兼及“兮字歌”新考

《楚辞》中有屈作、非屈作之分,非屈作也多为以屈原口吻出之的"代拟"之作,入汉之后的《惜誓》《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是如此;种种迹象表明,《九章》中的《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乃至《惜诵》,也可能是如此。它们皆是对屈原"慕而述之"之作。汉代琴曲歌辞演绎先秦人物故事,恰恰多为以第一人称代拟而歌之作,且多为"兮字歌";其代拟抒情,与琴歌多为自弹自唱有关。以此为参照,《楚辞》中的"代拟体"当是"述"屈原的特有方式。检索文献,知"兮字歌"并无南北之分,却多与弹唱有关,则"骚体"之多用"兮"字,或许也与弦歌有关。

《归去来兮辞》隐逸情结的文图置换

《归去来兮辞》表现了陶渊明的隐逸理想,体现了古代文人隐逸于朝市中的入世精神与隐逸于山林中的出世精神。《归去来兮辞》深刻的隐逸情结引发了后世诸多文人的精神共鸣,其图景式描绘契合于图像符号的表现,因此出现了诸多图像作品对《归去来兮辞》的模仿与再创造。在从《归去来兮辞》到图像作品的文图置换性创作中,古代隐逸实践中的入世精神与出世精神化生出形态各异的可视图景。

训诂论证的有效与结论的可靠——再论《论语》“植其杖而芸”与《归去来兮辞》“植杖”

训诂结论的可靠取决于论证的有效。有学者认为《论语》"植其杖而芸"指水稻中耕除草培苗。这是以或然为必然,不能成立:水稻当时未占主要地位,"耘""耔"并非水稻中耕特有,《天工开物》特指水田以手拔草的"耘"不能用以衡量上古文献,出土汉代文物既有水田耘田又有握锄除草,断言"植"不能释为"放置",不符合语言实际。有学者认为此"杖"是"犁杖"。这是以特殊为一般,不能成立:释"杖"为"犁杖"是偷换概念;所谓"古人关于耘、耔的训释恰与犁杖耕耘禾垄的作用相吻合"这一证据,既不符合铁犁历史,又不符合古汉语实际。

《归去来兮辞》的佛教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即将回归田园时的作品,其间所述回归原因与方法时,与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颇相一致,也正因为《归去来兮辞》所蕴含的思想情感与佛教有相通之处,所以,它还对后世净土、禅宗两大宗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促进了二宗思想的传播。

朱熹作过《〈横渠集〉校补》吗?——束景南“朱熹有《〈横渠集〉校补》并刻版”说献疑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横渠集》的校补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从他对张载《文集》遗文的搜集、版本的比较研究、刊刻的具体思路和做法,以及对吕祖谦刊本的肯定和批评来看,他确实对《横渠集》下过一番整理的工夫,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笔者却很难赞同束景南先生"朱熹有《〈横渠集〉校补》并刻版"的结论。可以说,朱熹之于张载《横渠集》,是有"校补",但不一定有"《校补》",更难说有过"刻版"。但不管怎么说,对《横渠集》校补的关注和投入,的确是朱熹全面理解张载思想的重要步骤。

《离骚》“西皇”非“少皞”而是“西王母”考

将《离骚》“诏西皇使涉子”中的“西皇”解释为“帝少皞”是不正确的,这样解释既不符合战国时期学术发展的顺序,也与屈原的思想感情及历史观以及少皞的活动地域相矛盾。“西皇”应是“西王母”,这样作解既与前文在情节结构上相合拍,又符合当时的祭祀风俗和时代背景,同时与诗人深挚的爱国恋乡情感相一致,并为破解“求女”的喻意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文人拟作吴歌西曲看宋齐诗坛雅俗之变

六朝诗歌史上,宋末齐初一直被视为"雅俗沿革之际"。有关"雅俗之变",学界多从徒诗角度考察,认为"雅"指汉魏以来的五言古调,"俗"指在学习南朝乐府民歌的同时兴起的新体。实际上,"雅俗之变"的原本涵义,是指当时流行音乐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相和三调的衰落和吴歌、西曲为代表的新声的兴起,并使文人拟作受吴歌、西曲的浸染而发生重大变化,音乐上反映出由"雅"入"俗"的趋势。同时,"雅俗之变"也并非以"俗"代"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统治阶层和主流文坛并未废弃"正声"、"典雅"的观念,而是有意识地调和雅俗,使其从分裂对立走向并存、共同发展。反映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不雅不俗"的主张,有折中调和倾向。雅俗态度的演变,是此时文学观由"通变"到"新变"的关键因素。

从屈原与伍子胥的关系看端午节的起源

屈原与伍子胥出身相同,经历相似,容易产生相同的思想感情。伍子胥是屈原的精神导师之一。屈原多次赞扬伍的忠贤正直,表示要浮江入海,追伍殉国。屈原自沉日期与伍子胥自刭日期亦很可能相同。因此,端午节纪念的人物应首推伍子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