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夏商西周时期的黄河法律文化及其时代价值研究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国古人在黄河流域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了灿烂的黄河法律文化。夏商西周时期作为中国王朝产生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为中国黄河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繁荣奠定了基本方向,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法律文化基石。此一时期在黄河治理和黄河利用的法律实践中,创建的以“宗族制度”为核心的组织形式和官职设置成为中华文明延续的政治基础,以“礼法合治”为原则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安排成为中华文明存续的制度支撑,以“敬天保民”为取向的治水理念和用水思想成为中华文明赓续的文化底蕴。以史为鉴,研究中国夏商西周时期的黄河法律文化及其时代价值,能够为黄河文化融入新时代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创新路径,从而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提供法理支撑。

陕西岐山孔头沟遗址赵家台与独山居址区发掘简报

陕西岐山县孔头沟遗址是周原地区一处大型商周时期聚落,可能为非姬姓高级贵族的采邑。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遗址内的赵家台、独山两处居址区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先周晚期至西周时期灰坑33座,获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由此确认了这两处居址区的年代与性质,并对孔头沟遗址的聚落结构与经济形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所获商末周初遗存也有助于先周文化探索的深入开展。

安徽省新石器和夏商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与人地关系的初步研究

安徽省新石器早期遗址有淮北的小山口和江南的沟汀,该时期淮河流域的聚落多于长江流域。新石器中期,考古发掘的野生动物骨骼和孢粉分析表明聚落周围是一个河湖密布、森林草原并存的生态环境。新石器晚期,古人已能分辨土壤的优劣并很可能会利用环境条件改善土壤的不良特性;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剖面分析表明,环境只是古聚落分布和数量变化的基础因素,生产力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因为长时间的持续降温和夏初的大洪水侵袭。夏商周时期全省聚落总数增加,但淮北平原因为长时间的持续降温和夏初的大洪水侵袭,聚落大规模缩减。皖中和皖南的丘陵山地地貌使那里所受洪灾较轻,灾后这些地区因热量条件好使聚落迅速发展起来。新聚落大多建在利于农业生产、能躲避洪水的地方。

加速器质谱与环境科学

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用加速器质谱计在环境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包括测量城市空气污染、监测来自核设施的泄漏和有关全球环境变化的测定。为了适应多学科应用研究的需要 ,经过对装置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对高精度14 C测年方法的研究 ,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计14 C测量精度已经达到好于 0 .5 %的水平。在国家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 。

夏商周时期的森林生态思想简析

夏、商与西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繁盛的重要历史时期。先民们为了发展农业而大面积毁林开荒,砍伐林木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致使破坏森林资源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并时常引发生态危害。为了节制森林利用和减缓生态破坏,更有效地保护利用森林资源,产生了某些较原始的关于森林利用和生态保护的思想意识,包括对森林动植物的图腾崇拜,五行学说对“木”的认识,阴阳学说与生态安全,森林与生态资源持续利用等思想。在这些朴素的生态思想意识的支配和指导下,相对加强了对森林生态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关于我国北方商周墓葬所出“弓形饰”的若干问题

本文对我国北方商周墓葬出土的11件"弓形饰"或"月牙形饰",做了初步的考察,认为它们是用作"胸饰"或"项饰"的,均是某种身份的标识物。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夏商周王制时代的“中国”认同

夏商周三代王朝的相继出现,均是在原有邦国基础上,获得天下诸邦政治与文化认同的产物。诸多同姓和异姓邦国对夏朝的政治、文化认同,是夏朝成为王朝大国的根本内在机制;有商一代的“中国”认同,始终与内外服制度的推行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度的推行,从而使西周王朝超越夏商而达到王制国家的全盛,而此间的“中国”认同,也获得了同步发展。

对夏商周“隐性”职业教育的思考

夏商周奴隶社会背景下,"百工"身份确立,手工业内部初步分工,"仆庸土田"与农业生产者进一步分化,"商人"称谓与"本农末商"风气形成。"隐性"职业教育促使农业生产技术、手工业、土木建筑工程技术更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与之相关的制度逐步建立并完善。

夏商周与山东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解决的是年代学问题 ,因此 ,当时讨论的考古文化只涉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北京等地区 ,山东不在其列。但从历史学角度看 ,山东古文化实与夏商周王朝关系密切。在夏王朝时期 ,其主要的附属方国穷、寒浞等均在山东。商王朝时期 ,商王南庚、阳甲曾都于奄 ,据考证 ,当时的奄就在山东兖州、滕州一带。据甲骨文记载 ,商末帝辛时曾“征夷方” ,结合青铜器铭文可知其具体路线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西周时期 ,山东有许多重要封国 ,齐国、鲁国之外 ,还有纪国、莱国、滕国等等。到了春秋时期 ,各地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开始疏远 。

“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当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由此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些失误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

我国古代历史上统称是夏、商、周三代 ,有些古籍又称为虞、夏、商、周四代。作为虞氏的世系 ,现在可考的有幕等十五个名号 ,而不止是尧舜禅让中的舜一代五十年 ,是古代史上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夏商周年表的制订与^(14)C测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订有科学依据的年表。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１）根据古代天象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２）根据考古提供的系列样品作１４Ｃ年龄测定，转换成误差较小的、有考古内涵的历法年。天文推算可以得出年龄定点，１４Ｃ测年可以覆盖全面，建立起夏商周的年龄框架。两者结果互证，再同历史文献、考古研究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制订出夏商周三代年表。同过去相比，这应当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夏年新证

夏年的确定对于研究我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印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因而我国于 1 996年正式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 ,并提出建立夏年基本框架的构想。本文以此为出发点 ,借鉴以往研究成果 ,运用数学概率统计方法 ,对有关夏商周三代的文献记载及相关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并将所得结果与夏文化分期相参照 。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有关中国早期国家的概念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中国早期国家是指夏商周三代已具备公共权力，但社会仍滞留在居民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所谓中国在龙山时代就已出现了早期国家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则是走的部落联盟酋长因其职务的“独立化”转变为“社会主人”这样一条路径。

夏商周时期的动植物资源及森林、草场

本文运用文献、考古和古文字资料分析认为：“三代”时期，我国绝大多数地区仍为亘古以来的森林、草场所覆盖。即使在最发达的中原地区，除了国都及其四郊外，农田也只是分布在一处处地势稍高且沿水流分布的居民点周围，仍处于林莽包围之中。夏商时黄河流域有成群的大象、犀牛及圣水牛、貘之类的热带动物出没，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从而弥补了农业生产的不足，给人们生活罩上了特有的色彩。

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的新收获

在进入新世纪的短短五六年间,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取得了显著发展。学科发展的标志,一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考古发现的取得,二是一批具有前沿性学术研究成果的问世。这些学术成果,有的充实、丰富或修正了前人的研究结论,有的则为未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

海岱文化（亦称东夷文化）在考古文化特征上与中原文化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它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在古史传说中，传说所称出自东夷的顼──帝喾──帝舜一系实代表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主体，海岱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基层文化。夏商周时期，东夷文化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区的大范畴中，并丰富和充实了中原文化。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论纲

经过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在理论上及资料处理上存在分歧的清理,提出对此问题的一系列新的看法,包括中国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国早期国家的性质与其产生途径、夏商周三代国家的起源与其建立、三星堆国家,以及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过渡,等等。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多学科合作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以多学科合作方式联合研究攻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根据考古系列样品的年代测定,得出考古学的14C年代框架。2）依古文献的天象记录,天文计算定出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武丁登基年为公元前1250年;均与14C测年结果相合。3）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纪时词语,排出金文历谱,在年代框架内排出西周王年表。4）根据殷墟的甲骨和文化分期,商后期的周祭祀谱,武丁年代和文献记载,在年代框架内排出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5）商前期主要根据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分期与年代测定,结合文献,估定夏商分界的年代。6）夏代主要是根据二里头文化分期和年代测定,王城岗文化分期和年代测定,以及结合文献和参考夏代的五星连珠、仲康日食等的天文推算,估定夏代的始年。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

今本《竹书纪年》中的西周年代大略承古本《竹书纪年》而来,但作了不少改动。其中最大的改动是周初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误取刘歆《世经》的推排结果,以成王十八年为古本《纪年》所记西周年数共257年的上限,遂使武王克商年亦提前了24年。由今本推校和恢复古本的记载,并以所得结果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夏商周年表》的西周部分相比较,可知后者除个别王年(懿王元年)准确无误外,其他都不可据。工程忽视《纪年》,主要失误有二:一是相信旧说,对穆王在位年数估计过高;二是没有注意到西周晚期“共和”不单独纪年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