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人口结构与村庄变迁——兼论如何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深化,农村人口结构以及村庄变迁是一种必然现象。推进乡村建设,需要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理清村庄变迁的趋势特点,针对各地区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科学确定乡村建设优先序,制定与农村人口结构及村庄布局相适应的发展策略。推进乡村建设,既要超前谋划,又要长短结合。“十四五”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聚焦阶段性任务,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因地制宜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吸引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建设,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乡村建设路径。

人口变化视域下义务教育师资配备的现实审视与应对策略

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成要素,科学合理的师资配备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应注重区域、学科、学段等方面的均衡。测算结果表明:在人口变化趋势下,在教师规模上,2023—2035年义务教育需新增教师约364.13万人;在学科配备上,语数外等学科教师队伍保持基本稳定,新增教师数量较少,而音体美等学科小学阶段需新增教师约224.40万人,初中阶段需新增教师约133.02万人;在学历配备上,义务教育教师以存量提升和增量培养相结合,共需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约269.10万人,2023—2030年年均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约18.60万人,2031—2035年年均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约24.06万人;在教育经费上,师资配备年度总成本峰值约6971亿元,占财政性教育经费8.71%,具有可行性。这一测算结果为义务教育师资配备提供以下启示: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调动各院校的积极性,加强音体美等学科教师培养;注重顶层设计的前瞻性,推进评价体系改革。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全球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没有前例可循的现代化,是学习人类文明成果和创造新文明的现代化,是有可能改变全球发展格局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是充满挑战的现代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进行时和探索型,现代化目的之一是发展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增添物质和文明基础。

中国家庭结构变化及其政策意涵——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思考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超过14亿人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接近5亿家庭户的家庭总量巨大的现代化。基于历次普查数据资料的分析发现,我国家庭变化已经显现出家庭规模结构小型化、家庭代数结构扁平化、家庭类型结构核心化和家庭户老化及老化速度超过人口老龄化速度等突出特点。研究认为,家庭结构变化既受到人口、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也反过来直接影响家庭关系与家庭功能并间接影响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议国家出台旨在支持家庭建设的系统化和协同化的社会政策,促进家庭结构完整、改善家庭代内代际关系和增强家庭的生育、养育及教育功能和赡养老人功能,通过助力“家庭总量巨大的现代化”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乡村教师补充的时代坐标与政策走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战略部署标注了教育改革发展新的时代坐标。教育现代化的最大短板是乡村教育,关键在乡村教师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性缺员以及补充难与稳定难交织叠加形成的深层次问题。乡村教师的补充与稳定相辅相成,乡村教师补充对建设一支稳定的高素质乡村教师队伍更具有直接决定性。现行补充机制对解决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各地缺乏自主灵活的精准适需施策空间。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适应新型城镇化进程和人口变化新态势,应加快形成从倾斜支持到优先支持、从中央主导到赋权地方、从全局统筹到专项调控、从政策性配置到协议性服务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

近代厦门人口变迁与城市现代化

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对近代厦门人口及其变迁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指出近代厦门人口具有几个显著特征。同时也暴露出城市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性别比例偏高,失业率高,居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等等。此外,大量源源不断的海外移民的过境以及数量不小的台湾籍民也是厦门人口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些人口变化是和厦门城市近代化水平联系在一起的,在东南沿海城市人口变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试论近代江浙农村人口流动与习俗变革

安土重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重要习性。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而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作用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社会封闭的大门,无数中国农民离开土地和家园,涌向陌生的城市;同时,农村人口的流动带来了向农村习俗的挑战,推动了农村习俗的变革。

人口变动与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关联度

人口变动是经济变迁的基础和核心,但不同的经济地理和历史环境又造就了各区域经济不同的发展特征,继而又影响着人口变动的速度和程度。云贵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较差,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客民、客商为生计和发展考虑,因而云贵丰富的矿产对他们起了较大的吸引作用。特别是在近代工业化的带动下,云贵劳动力市场得以逐步形成,继而在他们的带动下,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近代德国国内人口变迁析论

德意志的现代化发展路途曲折,自三十年战争时期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统一国家的形成,德国经历重重困难,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颇具特点。文章从三个阶段分析德国国内的人口变迁。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德国的人口由于战乱出现较大下降。工业化起步到统一前,经济的起飞促进人口数量上升,统一后至一战前,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得国家现代化高速发展,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德国国内的人口流动在这三个阶段各具不同特色。

近代淮河流域自然灾害与人口的变动

近代淮河流域,灾害的多发性,对农村社会造成严重危机,尤其对农村人口的变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该文借助人口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运用历史文献对自然灾害打击下的近代淮河流域的农村人口数量的变动、迁移以及人口素质的变化进行考察和分析。研究认为:在灾害的打击下,农村人口数量发生变动,特别是一些大的灾荒造成的人口死亡率较高,这些严重影响人口的再生产;灾荒还导致大量人口迁移他乡,人口的迁移对人口数量的变动也产生负面影响;另外,灾害还致使社会经济下滑,社会环境和生活水平下降,从而导致灾区的人口素质不断降低。

近代江西人口政策与乡村社会变迁(1851—1941)

晚清民国时期,清王朝、民国政府以及中共苏区均在江西地区实施了一系列人口政策,对江西乡村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清中后期朝廷募民垦荒、蠲缓赋税、招揽游民学习工艺等政策,使战后社会秩序得以逐渐恢复,并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民国政府在江西进行的医疗卫生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对于乡村人口素质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三保"政策的实行,也给百姓带来了严重困扰;中共苏区在江西乡村地区扶助农工、团结中小商人,提升妇女地位,并加强民众的文化教育,传播革命思想,宣传红色文化,推动了苏区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基于人口变动趋势的厦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

在新的人口变动趋势下,如何配置教育资源是厦门市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以厦门市七普人口数据为基础,借助PADIS-INT预测厦门市2023—2030年的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变动趋势。进而测算厦门市基础教育在校生规模变动趋势,并且估算厦门市基础教育资源的需求情况。最后通过对比基础教育资源供需水平提出未来几年厦门市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建议。

近代“闯关东”移民影响下黑龙江地区的服饰变迁

以近代“闯关东”移民潮为背景,从人口迁移视角,基于闯关东移民史料与黑龙江各地县志,分析近代关东地区人口迁移对黑龙江地区服饰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地自移民迁入与原住民混居后,黑龙江本地服饰和关内地区服饰在当地呈现出双向变迁的状态,即并行与融合。这一双向变迁是中原地区服饰传播与保存的结果,且促进了黑龙江地区服饰朝着多样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移民迁移视角下的服饰变迁不仅可以展现出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特点,而且丰富了整个华夏文明体系下的服饰形态。

中国家庭结构变动趋势、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家庭结构的现状特征、变化趋势及相关问题。研究发现,核心家庭比重由2000年的66.6%降至2020年的55.3%,核心家庭内部呈现出夫妻核心家庭明显增多、标准核心家庭显著下降和缺损核心家庭略有增长的趋势性特征。与单人户持续大幅扩张不同,2000—2020年扩展家庭尤其是三代直系家庭先增后降。人口转变明显改变了个体生命历程与家庭生命周期,我国家庭结构变动的逆核心化、非传统化和多元化特征凸显。家庭结构变化削弱了家庭生育养育教育和赡养功能,不利于维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保持适度人口规模。因此,本研究建议坚持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政策导向,强化家庭建设支持、推动家庭高质量发展,从而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的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当代中国人口迁移的裂变

迁移行为是人口最基本的行为之一,是引起社会结构与功能变化的主要因素,人口迁移的裂变是其发挥功能的主要手段。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亦是这种裂变的必然成果。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旋律,为我国人口迁移与裂变提供了良好环境。人口迁移的裂变在经过历史的积淀后,必将爆发,释放出推动社会飞跃的巨大能量,为实现现代化铺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