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墓地出土铜器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

“宪子”鬲是石家墓地首次发现的有铭青铜礼器,通过考证可知石家人群早期很可能来自于千河流域及其附近。“梁伯”戈是石家墓地发现的第三件有铭戈,属于梁国之器,极有可能是梁灭国后经秦人之手辗转至石家墓地。

抗裂土工布在乐峨公路改造中的应用

我国早期修建的城市道路和地方公路80%以上为水泥混凝土路面,经过多年运营后,路面的使用性能普遍降低。采用土工布作为防裂措施对旧水泥混凝土路面进行“白+黑”改造,可以延缓水泥混凝土路面裂缝的反射时间,但防裂土工布不适宜用在纵坡或超高横坡较大的路段。

从《贤博编》看明代文人叶权的海防思想

嘉靖、万历之际,由于倭寇、海盗在东南沿海一带活动猖獗,海防遂成为明朝中央、地方军政官员和学者普遍关心的大事,一时间涉及海防问题的著述大量涌现。除了海防类专书、综合性兵书以外,一些明人笔记保存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明代海防史料,民间学者叶权的《贤博编》即为重要代表作之一。文章研究了叶权的籍贯和晚年的移居问题、《贤博编》的成书过程以及叶权对嘉靖以来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猖獗原因的分析,并对叶权关于东南沿海的海防问题所提出的相关建议进行了客观评价。

“先豰,字彘子”辨误——兼论名字训诂法的合理运用

《左传·宣公十二年》称“先縠(hú)”为彘子,未明其源。汉代服虔、西晋杜预、唐代孔颖达、宋代王应麟只谓先縠又名彘子,也没有作出解释。直到明代冯梦龙《新列国志》方才首次提出“先縠,字彘子”,清代段玉裁、朱骏声、桂馥等学者亦持此说,并进一步认为古人名字相应,“先縠”当作“先豰”。经过考证文献记载和分析《左传》称谓,我们发现“彘子”并非先縠之字,而是尊称。同时,“先縠”之“縠”也不与“豰”字通假,《左传》记载不误。段氏等人运用名字训诂法解释文字假借,没有深入考察其源流,因此谬说。

“妖艳繁华”后的和平呼声:沦陷时期中国歌舞片的现实隐喻书写--重读《凌波仙子》《万紫千红》

美工出身的导演方沛霖,在执导了《化身姑娘》《武则天》《银枪盗》等不同类型电影后,转而投向其热爱的歌舞片的创作中。从1930年代末开始共创作了9部歌舞片,其中沦陷时期有5部,歌舞片的创作为其赢得了"歌舞片权威导演"的声誉。本文通过梳理《凌波仙子》和《万紫千红》两部歌舞片创作与放映的过程,认为方沛霖在上海沦陷时期通过歌舞片的创作,完成了从"破坏"到"建设"的隐喻书写;隐藏在商业类型电影"妖艳繁华"背后的是作者对和平的现实主义追求和呼吁。对上海沦陷时期歌舞片的内涵意义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解读,将其对于和平的隐喻书写考量在内,有助于当下更多类型电影的创作。

贺兰敏之考论——以李贤与王府文士为中心

贺兰敏之曾是唐高宗、武后时期炙手可热的权贵人物,春风得意之际朝中官员竞相攀附,贺兰敏之亦喜附庸风雅,其短暂一生的起落成败左右甚至改变了多位学者文士的遭际命运,种种迹象表明李贤和王府文士的困顿坎坷与贺兰敏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贤作为武后次子,颇得高宗赏识,但在如何对待李贤的问题上武后与高宗出现分歧,再加上贺兰敏之的介入,使得原本复杂微妙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为保护李贤,高宗强力监督王府文士;为控制李贤,武后严厉打击王府文士。十数年间,经过高宗的贬斥与武后的清洗,曾与贺兰敏之、李贤过从甚密的王府文士凋零殆尽,二人亦死于非命。

随州叶家山M111出土大保虘钺笺识

随州叶家山M111曾侯墓出土一件大(太)保虘钺,铭文虽仅有一人名,但仍具不小史料价值。简报倾向于将“大保”解释为官职名,其实作族氏名更合适。大保虘钺或可与早期虘簋、虘爵作人名系联,从铭文可知,大保虘之父辛很有可能为伯宪、伯龢、燕侯旨所称“父辛”,但召伯父辛并非召公奭。虘、宪存在名、字相关性,大保虘或即伯宪,为召公奭之孙,因其早期追随召公在经略东土、南土方面立下军功,日后成为继领召公奭东土封邑并胙土立氏的大保氏首领。大保虘钺出现在曾侯墓中,或是西周早期诸侯、邦君协同开发南土且蕃屏周室的见证,也为进一步理解召公支系大保氏族裔和军政作为提供了新资料。

关于将管理毒理学中“risk communication”译为“危险性传播”的建议

"risk communication"是管理毒理学领域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目前我国学者大多将其直译为"危险性交流"。本文根据其本身属性及中、英文语义分析,建议将"risk communication"译为"危险性传播"。

《周易》所见文王征伐的历史叙事

《周易》有许多关于文王晚年征伐的历史叙事。诸卦借助生动的比喻,从不同的叙事角度,系统地呈现了文王征伐的整个过程。可知,文王的征伐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王伐犬戎、伐密须,至伐黎为止。第二阶段是文王伐邘、伐崇,至迁丰为止。伴随着文王的征伐,特别是戡黎、克崇之后的两次诸侯归附的大潮,最终形成了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文王晚年征伐,是周国逐渐兴盛的过程,奠定了翦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