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简《系年》所见赵襄子至赵献侯世系新说

根据《史记》记载以及后人的考证,赵襄子至赵献侯的世系旧说为:赵襄子从公元前475年至前425年,赵桓子从前425至前424年,赵献侯元年为前424年。清华简《系年》所载赵桓子、赵狗、赵浣的活动对赵氏世系旧说提出了重大挑战。依据清华简《系年》,结合《史记》和"侯马盟书",我们对春秋末年晋国赵氏世系提出了一种新说,即赵襄子为公元前475年至前442年,赵桓子为前442年至前441年,赵狗为前440年至前430年与前425年之间,赵献侯元年位于前430年至前425年之间。

明代少数民族外交使者侯显及侯家寺

侯显 (洪保希绕 ) ,藏族 ,祖籍为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流顺乡寺底下村 ,是明代初期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外交使者 ,曾“五使绝城” ,出使尼八刺 ,榜葛拉等国 ,并引进长颈鹿到中国。“劳绩与郑和亚” ,被封为“月巴桑主林僧正” ,回籍宏扬佛教 ,侯家寺因侯姓得名 ,传承十余代 ,属古洮州地区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

《后汉书》李贤直音释

李贤所注《后汉书》中直音部分除了注音目外,还含有其他信息。将其分为同声符的单纯注音、非同声符的单纯注音、协韵、读曰、古今字和借用字、其他等6个部分进行整理和分析,依据释例探幽索微,指认注者作注的依据和意图,从语意学、训诂学角度切入,对6大类直音注音予以精准确切的学术评价,对于研究唐代的语音系统资料有重要意义。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

禅录俗语词“风后先生”解读

前人对禅录俗语词“风（封）后先生”的解释欠妥当。禅籍“风后”一词与“风前”相对。“风”与“锋”通用,又写作“封”。“锋”指尖锐或犀利的言辞,“锋（风）前”即言说之前,禅籍特指“第一机”“第一义”或“第一句”,这是超越一切言句知解的宗门妙语,一旦形之于语言文字,就是“风后”,即“第二机”“第二义”或“第二句”。“风后先生”指称用言辞说略等方便法门接引中下根机的禅师。

禅录俗语词“风后先生”商诂

有学者认为禅录“风后”与“风前”相对,属言辞说教.此说混淆了“后”“後”二字,难以信从.禅录“风后先生”就是传说的黄帝之臣,前人解说不误.

李道纯内丹性命思想探析

在内丹哲学史上,李道纯在理论上较好地解决了"道"与"性命"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李道纯运用从道教传统形神观转化而来的"身心"概念,对性命修炼论做了详尽说明,并通过"先性后命"的性命修炼方式确立起"性命双全"的丹道境界,使内丹学在宋元之际走向成熟。

汰择与类编:从编集传播看两种宋刻刘克庄作品集的学术意义

编集传播是古籍的主要传播形式,它所蕴含的深层学术意涵需要我们着力发掘。现存两种宋刻刘克庄作品集《南岳稿》和《后村先生诗集大全》,就分别体现出两种编集思想:汰择和类编。从这两个编集角度切入,可以发现它们所蕴含的学术信息不仅是解读刘克庄诗学思想转变的独特窗口,也是深入把握当时文坛思潮的有益材料。

对我院先煎后下中药饮片实际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

目的:通过调查先煎后下中药饮片的使用现状,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方法:选择先煎后下中药饮片处方2 000张,对照药典,将所调查的饮片逐个逐项登记,汇总成表,进行统计。结果:先煎中药饮片的规范标注率最高的是鳖甲(74.85%),最低的是石膏(33.94%);后下中药饮片规范标注率最高的是砂仁(78.29%),最低的是豆蔻(41.46%)。结论:被调查饮片全部未按药典规定规范标注用法,规范标注率最高不到80%,由此会导致饮片实际药效的降低,毒性饮片甚至会引起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需引起中医药人员的共同重视,应该规范使用先煎后下中药饮片,以提高药效。

赵次公的杜甫研究

赵次公是宋代杜甫研究用功极深的学者。他研究的项目非常广,而注和解品位最高。其注解建立在对杜诗烂熟于心、融汇贯通之上,广泛搜集典籍和口语资料,透辟分析,有时还融入考证,故其注解总是妥贴、精细、笃实。其注解发明尤多,匡正前人研究的错误也非常多。综合品评,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杜甫学史上早期的百万字的伟大研究著作,赵次公是杜甫学史上注和解成就最大的学者。

“疏附”、“先后”、“奔奏”、“御侮”新释

《诗经·大雅·绵》末章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诗中的"疏附"、"先后"、"奔奏"、"御侮"4名,指文王之臣,都是反义连用的形式。"疏附"指内朝官和外朝官,"先后"指左右辅弼重臣,"奔奏"指本国使臣与别国来使,"御侮"指武臣,是一个由周而及于方国、由行政到外交到戎事的序列。诗中连用4句,是以铺陈各类贤才的形式表明周邦在文王治下已经具备了代商而有天下的条件。

道教内丹学“先命后性”与“先性后命”再辨

"性命"的先后天划分以及"性命"、"神气"和"道"在理论上的贯通确立了内丹学境界的自足性。"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依据谈论的语境不同各有两层含义。首先,"先命后性"是指从"命功"到"性功"的内丹修炼过程,"先性后命"在于强调修"后天性"在内丹修炼论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的一个基本含义;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还分别对应着"先天性命"修炼的两种入手方式,即"由命而性"、"以命制性"和"由性而命"、"以性制命"的不同,这才是南北宗丹法的差异所在。

《离骚》“三后”即新蔡简“三楚先”说——兼论穴熊不属于“三楚先”

《楚辞·离骚》里有“三后”,历来学者或认为是指上古三皇五帝或三代的三位贤君,或认为是指楚国的三位先公先王。从文献和楚简两方面的证据看,第二种观点是可信的,“三后”很可能就是新蔡楚简中的“三楚先”。“三楚先”包括老童、祝融、鬻熊,而不包括穴熊,鬻熊和穴熊不是一个人。

“先”与“后”的精神世界——汉字中的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文化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蕴涵着丰富的生殖崇拜文化和祖先崇拜文化。通过对"先"与"后"的释义,阐述"先"与"后"所包含的尊母敬君的"忠""孝"观、"自强务实""族群团结"的责任观、"人文主义"的自然观与"女尊男卑"的原始女性观,论证汉字"先"与"后"特有的精神世界。

《后汉书》李贤注称引《史记》考校

对中华书局整理本《后汉书》李贤注称引《史记》材料所存在的校点问题,结合有关资料,提出12则作讨论辨正。

地上与地下互证,文本与碑铭映辉——《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宋代部分校读记

郑振满和丁荷生两位先生主编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宋代部分,涉及到南宋刘克庄的文集。经过参照宋代刻本、明清抄本这些现存于世的"地上"纸本文献,与《碑铭》一书之中来自于"地下"的石刻文献相比勘,发现有的文字是世存纸本文献明显被刻工等传布过程中致误,有的是石刻文献整理中留下的一些疑点。地上与地下互证,文本和碑铭映辉,是这部文献整理过程中应持有的态度和价值所在。

论侯孝贤电影的长镜头运用

通过对侯孝贤电影作品的研究,探讨侯孝贤长镜头艺术对长镜头美学的继承与发展,长镜头艺术风格的演变,以及侯孝贤长镜头风格艺术性,以期系统地研究侯孝贤的长镜头艺术。

悲哀与怜悯——试探侯孝贤的“悲情”电影

20世纪80年代,一批新锐导演以一种别开生面的姿态掀起了台湾"新电影运动",其中侯孝贤是台湾电影界里旗帜性的人物,生在台湾这样一座磨难重重又漂泊无根的悲情城市中,他所导演的电影自然大多带有悲伤的情调,他以身为一代大师所具备的悲悯情怀和人文关怀拍摄了从"苦涩的青春"到"沉重的历史",再到"异化的现代"三个阶段的"悲情"电影,从电影中可以读出他对台湾及台湾人民深切的感情。

李贤《后汉书注》协韵考

李贤的《后汉书注》中有四十例协韵音注材料,是由于古今语音发生改变,在唐代中期这些字读来已不押韵,李氏改音以求协韵的,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改声调以求和谐;改韵部以求和谐。其材料对于研究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变有参考价值。

从《与兄平原书》看陆云辞赋

太康文学,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主,其中又以陆机潘岳成就最高。作为“二陆”之一的陆云,受其兄文学成就的影响,往往被研究者们忽视。但陆云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辞赋创作上,都颇有自己的见解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我们实在不该厚此薄彼。试从《与兄平原书》浅析陆云辞赋在清省、出语、主情三个方面的特色,以进一步认识陆云在太康乃至整个西晋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