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冼星海研究的完整性——对冼星海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本文就冼星海在海外的几段经历,如冼星海在澳门、新加坡、法国、苏联等地的诸多史实不详带来的疑问,提出思考与建议:尊重历史,首先就要端正研究观念;沿着冼星海生活的轨迹,拍摄一部专题纪录片;在拍摄完成专题纪录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冼星海年谱;整理、出版冼星海的全部作品,包括曲谱和音响,让冼星海的理想变为现实。

冼星海在武汉

1937-1938年冼星海在武汉进行音乐活动。虽然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作曲家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他曾先后组织了数十个抗日救亡歌咏团体,领导、组织并参与了几乎所有的歌咏游行和歌咏大会,举办了个人作品歌咏大会,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为中国抗战音乐运动的发展做出贡献。复杂的环境使他认识到中国新音乐的出路,因而最终决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音乐创作的新巅峰。冼星海在武汉的音乐活动、创作和音乐思想,对武汉抗战音乐活动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

岭南文化特质与冼星海的文化品格

音乐家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特定的地域文化的浸染,其审美趋向、以及创作特点和风格,也会受到这个特定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文章仅以冼星海为例,论述近代岭南文化中勤劳务实、开放兼容、求变创新的特质,与冼星海坚韧顽强、中西文化兼容、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文化品格形成的关联。

水的精神与水的力量——从《黄河大合唱》谈冼星海音乐经典的形成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义深远。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成长环境与水关系密切,水是他宽广胸怀、伟大成就的坚实基础。水也是冼星海音乐创作的重要主题。在冼星海的音乐中,水和它所代表的形象鲜明而突出。水的精神和水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冼星海,并在他的音乐历程和《黄河大合唱》等一系列不朽巨作里得到反映。其形成源于艺术家对生活的真切领悟,对时代精神的充分把握,对艺术对象的深沉思考,对艺术家责任的准确理解,对个体的人和群体及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切关怀。正因为这样,《黄河大合唱》才能够上升成为时代号角、民族心声,反映了人类为生存、为尊严永不屈服的奋斗历程和无畏勇气。它因此超越了地域、时代、民族和国家,成为世界音乐宝库里的珍贵财富和人类文明的经典。

浅析冼星海复调音乐的民族化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将西方的专业作曲技法“复调”与我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创造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富于独创性的音乐作品,使得这些专业技法更加贴近人民大众,被人们所接受,并逐渐将其发展完善。从冼星海创作中的“复调”技巧这一角度,对其作品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全面详尽地论述冼星海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特征,对于研究中国复调音乐的发展,以及进行民族复调写作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最好的学生——音乐大师李焕之素描

1938年,李焕之到延安入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学习作曲和指挥,结业后留校任教,是获得冼星海教益最多,也是最好的学生.冼星海去苏联后,李焕之接棒在延安指挥演唱《黄河大合唱》,后来多次整理《黄河大合唱》的版本。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团长、中央歌舞团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1985至1999年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在音乐教育、作曲、指挥、理论等方面,音乐大师李焕之都是冼星海革命艺术传统的传人,为发展中国的音乐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冼星海和他的作品

冼星海的作品,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三、四十年代人民群众复杂的斗争生活和内心感受。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他被人们称为"人民音乐家"。他的作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年轻的生命 辉煌的乐章——新中国冼星海音乐研究述评

本文对建国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冼星海音乐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新中国冼星海音乐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高潮,成果丰硕。同时,也指出了过去冼星海音乐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并对今后学术研究的努力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冼学”研究甲子录——冼星海研究60年鸟瞰(上)

回顾历史,“冼星海研究”已经走过了60年的漫长历程。60年的研究历程可谓漫长,产出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累积的研究文献可谓浩瀚,冼星海获得的地位可谓崇高。纵观进入“甲子”的“冼星海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多几少”的态势。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定性多,技术理论层面的分析少;纪念回忆性质的感言多,编年事件调查的研究少;人物事件追忆的研究多,创作心理层面的研究少;内容重复拷贝的成分多,新视角新史料的成果少;缺乏学术规范的研究多,规范研究广度推进者少……这些问题如果不予解决,将会制约“冼星海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也将会对整个中国新音乐家研究的工程产生不利影响。

论冼星海的音乐审美趣味

本文从音乐审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冼星海的音乐作品和音乐论文,从三个方面对冼星海的审美趣味进行了阐释,即:探索创新性的音乐美;追求多样统一的风格美;崇尚雄浑壮丽的崇高美。试图从新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述。

冼星海“中国新兴音乐”思想的现象学启示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现象学对解读冼星海"中国新兴音乐"的启示:"悬置"之对解读"新兴音乐"的方法论启示;"回到事情本身"之对说明"新兴音乐"的存在论启示;"意向性"之对阐释"新音乐"的美学启示。

冼星海与施光南音乐创作的“人民性”之比较

"人民性"是艺术的最高追求,冼星海和施光南是近代音乐史上仅有的两位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作曲家,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各具特色,音乐作品的"人民性"表现出一定差异。冼星海生活在抗战时代,他的作品的"人民性"主要体现为"救国救亡,反抗侵略";施光南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位作曲家,浓浓的"乡国之爱"成为其作品"人民性"的核心主题。冼星海与施光南音乐作品"人民性"的共性主要表现为他们都牢牢把握时代主题,把滚烫、赤诚的爱国热情融入音乐创作,把民族音乐的灵魂贯穿于创作生涯,奏响时代的最强音符。文章试通过比较冼星海和施光南音乐创作的"人民性",探索他们成为"人民音乐家"的原因,力图为现代中国作曲家的音乐创作提供启迪和借鉴。

古曲《忆秦娥》与冼星海的《忆秦娥》音乐形态比较

选自《碎金词谱》的古曲《忆秦娥》与冼星海的《忆秦娥》,二者在曲式结构、调式和声、节奏节拍、旋法和演唱方面均有不同。古曲因用来吟唱,格律影响节奏,且与旋律线条有着密切的联系;冼星海的作品则借用了西方作曲技法,糅合了传统与现代音乐元素。

冼星海与钱韵玲爱情和婚姻的历史考察

在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波澜壮阔的音乐人生中,钱韵玲作为他的妻子,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她与冼星海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和婚姻,发轫于音乐演出的舞台,成熟于红色延安的土壤,淬炼于抗日救国的战火,定格于黄河怒吼的歌声。从总体上看,冼星海与钱韵玲之间先后经历了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相恋,再到相随相伴,最后内化为相念相思,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蕴含着可歌可泣、可敬可叹的精彩故事,既浸润着传统文化的血脉,又闪耀着革命理论的光芒,也映照着红色初心的赤诚,更洋溢着音乐情怀的浪漫,堪称是马克思主义爱情婚姻观的生动范例,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爱情婚姻的培育和升华提供了示范。

《黄河大合唱》、《我的祖国》管窥

由中国的冼星海、光未然创作的合唱曲《黄河大合唱》和捷克的斯美塔那创作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都分别以他们的母亲河———黄河、伏尔塔瓦河为背景,本文管窥了这两部音乐作品的异同之处,分别从时代背景、体载、题材、标题音乐、音乐的叙述性及主题各方面阐述了它们的异曲同工之妙。《黄河大合唱》和《我的祖国》为我们留下了“有形”的音响,而由此升华的“无形”的力量却永远激励着他们的民族勇往直前。

冼星海生平研究之相关史料考证举隅

冼星海是我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作曲家,其四十年生命历程中,足迹遍及南洋、西欧、苏联、蒙古等地,亦在国内上海、武汉、延安等地留下许多经典作品。然而,自1945年《解放日报》刊登《星海同志年谱纪略》以来,无论是1985年齐毓怡发表的《冼星海年谱选载》,又或是1990年秦启明发表的《冼星海年谱简编》,均尚未能正确、清楚地交待冼氏生平。而在考察冼星海生平事迹时,又不免面对诸多史料问题,亟需考察厘清。文章旨在凸显涉及冼星海生平研究时,所遇部分史料问题及相关考察过程,分别从出生及籍贯问题、“疍民”身份问题、岭南求学时间问题、关于冼星海法国事迹的新证据及部分考证、“黄循”身份问题等案例逐一探讨,既作为对历史细节的爬梳、补充,并为学界在从事相关研究时提供反省与建议。

百年党史视域下红色爱情的时代特色初探——以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与钱韵玲为个案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进历史上,从来不缺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色彩的红色爱情,从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有血有肉、大情大义、至诚至真、可亲可敬的内在形象和精神气度。冼星海与钱韵玲的爱情,是革命战争年代红色爱情的经典范例,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革命性是其内在灵魂,艺术性是其根本特质,独立性是其基本条件,浪漫性是其外在表现。他们的爱情之所以能在时代的洪流当中不断升华,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使他们同心同向,共同的音乐志趣使他们互相吸引,共同的生活境遇使他们自立自强,共同的情感追求使他们相亲相爱。对于他们的红色爱情故事,要充分把握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总结分析其中体现的有益启示。

浅谈冼星海歌曲创作的风格

冼星海作品对我国歌曲民族化创作贡献比较突出。他的作品在节奏、合唱曲、抒情歌曲、旋律形式及作品的音调上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冼星海音乐创作对大学生人生观教育的启示

人生观是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反作用。当前部分大学生的人生观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关注。文章尝试梳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音乐创作经历,挖掘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分析其对大学生人生观教育的启示。

冼星海与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歌咏活动

抗战期间少年儿童抗日团体风起云涌,其中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之一的“孩子剧团”宣传活动卓越,受到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等革命领导人和文化名人的关心,这其中就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孩子剧团”是抗战期间冼星海帮助最多的少年儿童抗日团体,他与“孩子剧团”的交集主要发生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他曾多次教授“孩子剧团”唱《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歌曲,指导“孩子剧团”参加演出和开展歌咏活动,还为“孩子剧团”团员走上艺术道路提供帮助等。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也影响助推了“孩子剧团”后期的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