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与自我意识:焦竑碑传文的书写特质

明中后期,焦竑以其独特的史学思想为指引,集录当代碑传完成《国朝献征录》,收录焦竑自撰文数篇,具有一定的示范性。焦竑的碑传文书写遵循作史之传信与致用原则,表现出对自身史家文化身份的认同,流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书写特质使得焦竑的碑传文在反映其独特史学思想和精神世界、建构传主形象及展现明代社会与学术风貌上具有一定意义与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焦竑著述提要补正两则

《国朝献征录》与《国史经籍志》是晚明学者焦的两部代表作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对二书的著录却存在着诸多错漏 ,致使学人不能很好地认识它们的价值。文章所作的补正 ,有助于充分运用其中的学术成果。

焦竑《国朝献征录》的文献价值

焦竑是明代后期著名的学者,其史学著作《国朝献征录》,篇幅巨大,内容宏富,收录人物众多,对于明代史事和人物的研究,对于清修《明史》的考订、补充,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但由于清初的文化政策、《明史》的独尊地位以及四库馆臣的诋毁,《国朝献征录》流传很少,致使学人不能很好地认识和利用这部著作的学术成果和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从吴宪到郑集——我国近代营养学和生物化学的发展

民国初年近代营养学传入中国,1925年以后,以吴宪为代表的本国营养学家,开展了自己的营养调查和相关研究。吴宪在1931年提出的"蛋白质变性学说"是中国人在世界生物化学领域内的杰出表现。比吴宪稍晚的郑集,也是中国杰出的营养学家和生物学家,他是目前已知道的世界上最长寿的大学教授,他的科学活动在时间上与吴宪基本衔接,尤其是在营养学和生物化学教育方面,体现了没有师从关系的传承链节。了解吴宪和郑集的科学活动,实际上就是掌握了二十世纪中国营养学和生物化学的发展史。郑集教授品格高尚,淡泊名利,他的长寿记录说明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平和的心态以及合理的膳食的重要性。

论郑献甫的八股文话及评点

郑献甫一生不仅写过大量的时文,而且写有八股文话《制艺杂话》,还有时文评点本《补学轩批选时文读本》行世。在明清时期的八股文理论与批评史上,其八股文话与评点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深度,具有重要的位置。"道理共见、节目共知"的先在限定塑造了八股文写作的根本理念与基本理路。经史的修养决定其立意之根基与"入口气"之价值;而制艺修辞之成功运用,则是使时文成为"美文"的关键。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上)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礼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湜《礼记集说》、元陈澔《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下)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礼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湜《礼记集说》、元陈澔《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独窦羌狻贰⒅毂?《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广雅疏证》训诂术语“相对成文”浅析

本文具体探讨《广雅疏证》所使用的“相对成文”这个训诂术语以及与之含义相同的其他训诂术语(相对为文、相对、对言)的具体意义和用法(探求词义、判定单音词与双音词、校勘文句),强调正确理解“相对成文”这个训诂术语的重要意义。

释古书腰围若干围的“围”

古代表示某人腰围若干围的"围"是个量词,但这一作为计度古人腰围长度的基准单位,古书中没有确定的解释。经笔者考证,东汉郑玄在《仪礼》注里以九寸为一围,比较适宜于做腰围的"围"的计度基准,可以经受春秋至南北朝时期各种例证的检验。

《毛诗谱》复音词札记

《毛诗谱》三卷久佚,幸赖唐孔颖达采其文字部分入《毛诗正义》,故《毛诗谱》文字部分得以留存至今。近年,郑玄的《毛诗笺》、"三礼注"之注释语言作为研究汉末语言的重要语料逐渐为学界重视,并已经有多篇研究论文发表。但《毛诗谱》文字部分的语言研究论文尚付阙如。笔者近读《谱》文,发现其诸多复音词颇可补《汉语大词典》词条、义项之阙漏与书证不足、偏晚之弊,遂以札记形式条陈于后,以窥其语料价值之一斑。

《五经正义》中的“嫌”

"嫌"在《五经正义》中既有"嫌疑"之义,又有"为了避免误会"之义,两义相互对立,可视为反训词。复句结构不同理解影响下的词义引申是"嫌"成为反训词的原因。

论截断扭转法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应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COVID-19)人群普遍易感,且传变快,易出现闭脱危症。截断扭转法是20世纪70年代姜春华先生针对传染病引起的急性热病及危重症提出的治疗理念,后经过不同医家的发挥,该理念对不同疾病均有重要指导意义。截断扭转即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及早采取果断措施和使用特效方药,以直捣病巢,迅速祛除病原,杜绝疾病的自然发展和恶化,以防变证为危重症,缩短病程;若不能做到急速祛灭病因,也要断然救危截变,拦截病邪深入,尽可能阻止疾病突变,为进一步的治疗争取时间,制造条件,对挽救生命,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截断扭转法特点为使用特效方药与"先证而治"。特效方药是通过不断地临证及博阅古籍,找寻一病一方,特别针对疫病,人群染病特点具有相似性,特效方药的使用可帮助控制疾病传播及缓解医疗压力,是新冠肺炎防控的重要利器。"先证而治"是为不固循疾病发展顺序,提前用药,截断病势。针对急症重症,重剂清热解毒药或下法或凉血药,不局限于见证而用,有发展趋势便可提前使用。在对COVID-19的中医救治,在不同阶段均可结合截断扭转法,尽快截断病因、扭转病势,通过"先证而治",以迅速纠正病理状态、改善正常生理功能,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叶天士医案大全》治疗痫症用药规律系统综述

[主要目的]分析《叶天士医案大全》治疗痫证用药规律。[资料来源]《叶天士医案大全》(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中所有治疗痫症复方。[选择文献量及依据]①研究类型:临床研究。②研究对象:叶天士治疗痫证方剂,纳入复方共20首。[数据应用方法]建立Excel2003数据库,统计用药频率及出现频次。[数据综合得出结果与结论]20首方剂中,共使用75味药,总频率172次,使用>5次药物依次为栀子、黄连、龙胆、芦荟、青黛、黄芩、石菖蒲、远志;使用最多的为清热药,其次为补益药,入心肝肾经药最多;药味多为苦寒,以寒为主。从用药频率、痫症分类及四气五味归经统计分析叶天士治疗痫证的用药规律是清热泻火为主,注重辛味;用药导向是泻火滋阴,柔养厥阴;用药原则是清心、泄肝、宣肺。

“粤西儒宗”郑献甫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郑献甫是广西清代著名文学家,又是桂学研究的对象。文章从郑献甫的生平研究、诗文研究、诗论研究等方面回顾了郑献甫的研究状况。郑献甫原始资料的整理、文学研究等方面还显得较为薄弱,无论资料发掘整理、研究内容抑或研究理路与方法等方面,仍值得予以更多关注。

焦竑《国朝献征录》的图书文献编纂思想刍议

古籍整理与编辑是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朝献征录》是明代重要的文献著作,焦竑在《国朝献征录》的编纂中,广泛收集档案文献,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认真整理档案文献。同时又重视当代档案文献及档案资料的利用。焦竑为保管档案资料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愧是一个优秀的档案文献学者。研究焦竑的图书文献编纂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图书编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扶正化纤散对乙型肝炎纤维化患者肝功能及血清纤维化指标的影响

目的:观察扶正化纤散对乙型肝炎纤维化患者肝功能指标及血清纤维化指标的影响。方法:选取慢性乙型肝炎患者6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30例。对照组给予还原型谷胱甘肽片口服治疗,治疗组给予自拟扶正化纤散治疗。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86.7%,对照组有效率为73.3%,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治疗后肝功能各项指标、肝纤维化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扶正化纤散治疗乙型肝炎纤维化临床疗效显著,能有效保护肝功能,使肝纤维化能够溶解重吸收。

东汉《论语》训释的礼学意蕴发微

东汉儒者抱持通经致用之旨,在《论语》训释中着重还原礼学的历史传承,推阐礼学的现实功用,透过辨析礼容、考述礼制、发挥礼义等方式展现儒家礼学的丰富意蕴。包咸训释《论语》承继西汉儒者依文衍义的特点,着重阐扬礼学的教化功能。马融对《论语》的诠释则参酌《仪礼》《周礼》,通过经典间的互证以考订礼制,显示出训诂之学对章句之学的逐步取代。郑玄以《周礼》为本,熔“三礼”于一炉,弥合经书异义,又注重探求礼制通变损益之道,将文本注释、义理建构、现实关怀绾而为一,为后世儒者以礼解经提供了重要范式。

王世贞《元主始末志》考实

《元主始末志》是一部署名明朝文史大家王世贞的稀见文献。这部书在很多文献目录中有所著录。近年来,随着王世贞研究的一步步深入,有少数学者将《元主始末志》在大体上做了分类和馆藏查询的研究,尚未有学者关注此书真实情况。本研究通过对《元主始末志》抄本的研究,发现此书实为明代焦竑《献征录》第120卷《四夷》和明代《粤大记》《黄萧养传》的合集抄本。《献征录》《四夷》因为内容涉及女直及西域部落,在清代被列为禁毁图书目录,存世较少。《元主始末志》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民间秘密流传的“伪装书”。

比干庙“李贤碑”及其异文考

明李贤《重修殷太师比干庙记》碑现存卫辉比干庙碑廊,立于弘治四年(1491)。现在流传的李贤文集《古穰集》中不见此文。曹安《太师比干录》、暴孟奇《殷太师忠烈录》采录此文,但与现碑差别甚大,出现异文。从李贤作品的编纂过程及曹安《太师比干录》的版本衍变、暴孟奇《殷太师忠烈录》的录文原则等角度考证"李贤碑"异文的由来,为比干庙古碑刻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

治先於病,药先於症

内科疾病为达到治未成之病或防已病脏腑之传变,也应采取治先於病、药先於症的方针,对经过检测诊断有可能发展成为某些疾病但尚未形成,或已经发展成为某些疾病但尚未显现典型症状证型时,即给予积极主动合理的治疗调养,不要坐等病情发展成为症状明显、脏器功能低下时,再尽焦头烂额之力。这样往往能阻止病情发展演变,甚至可以逆转病机治愈顽症。治先於病、药先於症的积极主动治疗法则,采取现代诊测手段,进行精细辨证,早期防治并重,是可以防止某些疾病的发生,阻止某些疾病的进展转化,从整体上提高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