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帝起居注》与献帝朝廷的历史意义

《献帝起居注》一书记事始于汉灵帝驾崩的中平六年(189),很可能是从与汉献帝即位关系密切的八月洛阳之变开始写起的,其终结并非是延康元年(220)的汉魏禅代,而是在之前的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壬申,以"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为标志,汉献帝不再颁下诏书。此书以编年体为基本体例,围绕汉献帝皇帝权力的确立、展开与结束进行叙述,尤其重视记录汉献帝朝廷在和合宇宙秩序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绩,凸显了献帝朝廷的历史连续性及其时代意义。此书的撰述可能始自献帝即位,为"近侍之臣所录",也开创了中古起居注撰述的新传统。

仙附、芪地强心口服液治疗老年人慢性心功能不全

目的：寻求老年人心功能不全有效、安全的治法方药。方法：用仙附、芪地强心口服液与巯甲丙脯酸对照治疗老年心功能不全，观察心脏功能和血浆血管活性肽、临床症状、体征及药物安全性。结果：仙附、芪地强心口服液和巯甲丙脯酸治疗心功能不全总有效率分别为８７．５％（２８／３２）、９０．３％（２８／３１）、９０．６％（２９／３２），三者差别无显著性（Ｐ＞０．０５）；在临床近期治愈率方面，分别为４３．８％（１４／３２）、５１．６（１６／３１）、２５．０％（８／３２），芪地组优于巯甲丙脯酸对照组；对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心脏功能和血浆血管活性肽指标等方面都显示明显效果。结论：老年人心功能不全可以益气养阴、温阳治本、活血利水治标为基本大法，仙附。

曹操掌控之政治婚姻述论

三国时期,曹操将政治联姻的手段发挥到极致。他的对外联姻对象包括江东孙氏、河北袁谭与汉献帝,对内联姻对象可以根据不同身份分为族亲(夏侯惇、夏侯渊),功臣与名士(荀彧、任峻、崔琰家族与何晏),降将(张绣、张鲁)等。曹操是军事与政治上的成功者,因此容易推行联姻。他的子女亲属众多,拥有庞大的备选阵容。曹操施行政治联姻漠视礼教,甚至打破了“同族不婚”的传统,对于拒不服从者则给予杀害。他的政治联姻的运用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在统一中原、政权巩固后不再与各路军阀通婚。联姻对象若是惹他不满,也会遭受杀身之祸。

仙地合剂对哮喘豚鼠气道上皮细胞保护作用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讨仙地合剂对哮喘发作豚鼠气道上皮的保护作用。方法参照既往文献复制豚鼠哮喘模型。将25只豚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哮喘模型组、强的松组、仙地合剂组、仙地合剂+强的松组5组,每组5只,分别给予2 m L生理盐水、2 m L生理盐水、0.4 mg/100 g体重强的松、0.9 g生药/100 g体重仙地合剂、0.4 mg/100 g体重强的松+0.9 g生药/100 g体重仙地合剂,每日1次灌胃,共2周。2周后取材,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气道上皮和肺泡上皮细胞的超微结构改变。结果扫描电镜显示,正常豚鼠气管纤毛上皮细胞及表面纤毛形态无变化;造模后气管纤毛上皮排列不规则,表面纤毛短而少,形态发生改变;经药物治疗后,气管纤毛上皮细胞排列整齐,纤毛形态恢复正常,其中尤以强的松与仙地合剂合用者最为明显。透射电镜显示,肺泡上皮细胞有类似改变,豚鼠造模后,肺泡上皮细胞形态结构明显发生改变;哮喘豚鼠经过各组药物治疗后,组织形态较不经药物治疗的哮喘模型组趋于正常。结论仙地合剂具有保护哮喘豚鼠气道上皮细胞的作用,说明肺肾同治、攻补兼施是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的有效途径之一。

线敌植物活化炭对香蕉根结线虫的防治效果试验

为检验线敌植物活化炭对香蕉根结线虫的防治效果,2008年5-9月在南宁市西乡塘区坛洛镇进行了线敌对香蕉根结线虫病的防治试验。结果显示,每株香蕉树使用线敌植物活化炭200-300g,对香蕉根结线虫的防效可达91.41%,比当地常规用药线猛的防效提高了20.56个百分点,与空白对照相比差异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表明线敌植物活化炭对香蕉根结线虫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可以在香蕉生产上推广应用。

显迪喷雾剂质量标准的制订

目的:完善和提高显迪喷雾剂的质量标准。方法:参考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操作,采用TLC法对显迪喷雾剂中红花和白鲜皮进行定性鉴别。采用HPLC法测定制剂中黄柏酮和梣酮的含量,色谱柱为Agilent XB-C18柱(250 mm×4.6 mmμm)流动相为乙腈-0.2%磷酸溶液(42:58),检测波长为220 nm,流速为1.0 ml·min-1,柱温为33℃进样量为10μl。结果:TLC图谱中,与对照图谱相应位置处显相同颜色斑点,斑点清晰,分离度好,阴性对照无干扰。黄柏酮和梣酮分别在进样量0.1558~0.7791μg(r=1.0000)、0.0777~0.3885μg(r=1.0000)范围内与峰面积呈良好线性关系,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96.0%和95.7%,RSD分别为1.1%,1.7%(n=6)。结论:本研究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完善了显迪喷雾剂的质量标准,并初步拟定其中有效成分白鲜皮以黄柏酮计不得少于30μg·ml-1;以梣酮计不得少于12μg·ml-1。

魏晋“侍臣”与汉魏之际的内朝革新

魏晋“侍臣”具有“亲尊合一”的特殊定位。其理想人选限定于具备儒学修养与知识储备的士人精英,通过发挥在皇帝侧近“顾问应对”的核心功能,确保皇帝在空间上为儒学意识形态包围与浸透。“侍臣”之制有别于两汉传统,滥觞自汉献帝即位至出关中东归的六年间(189—195)士人精英推动的内朝革新。不见于汉代史料的“侍臣”之称,很可能创制于这一过程,并为《献帝起居注》等作品书写和传播。许都汉廷和曹氏魏国分别以侍中尚书和散骑之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一制度革新成果,并为其后的魏晋王权所继承。所谓“波纹式循环发生”的经典模式,对此不能进行有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