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同时期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

清代学术史对戴震义理接受图景的描述,向前聚焦于乾嘉时期,向后聚焦于光宣时期,往往忽略咸同学界对戴震义理的接受。戴望作为咸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学家,是表彰戴震义理的重要学人。1863年,戴望系统阅读了戴震的考证与义理著述;1862—1864年,戴望与谭献曾围绕戴震义理展开激烈论争,推举戴震为清代学术史上一流的学者。而后,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继承了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对天道、人道、王道秩序进行了论述,诸如气化的天道观、一元的性善论、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的修行工夫、体情遂欲的王道理想等等。勾稽咸同年间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可以推进学界对戴望其人其学、咸同戴震学术接受实况、清代学术思想的认知。

清代咸丰朝盛京宫殿的缮修和保固赔修

清朝入关后,在盛京设置了盛京内务府和盛京工部,盛京内务府掌理盛京宫殿缮修之呈报,盛京工部掌理盛京之营作。在咸丰朝,盛京内务府向盛京工部共提交了23项缮修盛京宫殿工程的呈请,盛京工部依其职掌和缮修工程情况,分别作出正常缮修、延缓缮修、暂缓缮修和无法处理的决定。约三分之一的缮修工程由盛京内务府、盛京工部和盛京将军衙门或双方或三方会同修缮或独自修补,其余缮修工程或被延缓或被暂缓或无人问津,究其原因固然有自然因素,如盛京天气冬季寒冷,无法施工,还有砖瓦尚未烧造、木料潮湿等工料欠妥之处,而根本原因则是国库虚空,盛京宫殿缮修经费无款可拨。为保证盛京宫殿缮修工程质量,清廷实施了保固赔修,这既督查了工程质量,又督管了缮修人员。一旦缮修工程被赔修,其赔偿执行周期较长或迟迟不交,国库垫资不能快速回笼,从而就会影响国库资金的运转。纵然如此,保固赔修仍不失为缮修工程管理的重要举措,为今天工程营建和修缮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经验。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珍贵的徽商经营档案——咸丰年间经商帐簿

文章描述徽州商人的三个帐簿,即盘货帐簿、当铺经营帐簿与生活消费帐簿。徽州商人经商的帐簿现存很少,特别是清咸丰年间的帐簿,图书馆少见,是经济史研究的珍贵文献。文章重点研究了帐簿的版本状况、帐簿的记帐格式,及其帐目内容,并做了相应分析。

“‘道咸画学中兴’说”所涉画科原意考

本文从学术界对"‘道咸画学中兴’说"所涉画科的分歧入手,系统梳理了黄宾虹关于这一问题的言论,认为"道咸画学中兴说"主要是指相关画家的山水画,兼及花鸟、人物,并对其原因作了简要分析。

道咸年间祁太平与张家口之间的金融汇兑——以张家口分号书信为重点

道咸时期,山西票号业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中国的金融经营也初步完成了由张家口向祁太平之间的“金融中心的转移”,山西票号在张家口的金融经营基本上趋于平稳发展的阶段——与山西商人在草原和恰克图的年复一年的、周而复始的贸易状况保持同步,也与张家口的“市圈效应”保持同步。整个中国的白银货币区域化格局也基本形成,山西票号在张家口与祁太平之间的金融汇兑更表现出“标期化”特征和倾向,山西票号的利润有机构成固定在了得期、得费、得利的三分结构上,张家口城市的内地化倾向初露端倪。目前现存的山西票号的往来书信清晰地给出了山西票号在张家口的展开金融经营的变迁轨迹。

失序与再造:咸同兵燹与清水江流域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

在清代"咸同兵燹"这样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如何自救、如何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成为有识之士思考的问题。文章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民间文献,以流域"三营"为具体对象,分析在"咸同兵燹"期间清水江流域的乡村社会组织从款组织而演变为团练,团练在组建及其经费筹措、所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进而探讨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在社会动乱中的自我治理,并从中发现了一些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借鉴价值的治理举措。

民族性与现代性交融:黄宾虹山水画史学观抉微

《古画微》是一部内向观画学通史,集中体现了黄宾虹的山水画史学理论特征。黄宾虹关注中国绘画内在理法传承,着力诠释文人画精神传统。"笔墨"论、"浑厚华滋"论、"道咸中兴"论,发展并转化了清代金石学理论。黄宾虹把中国画振兴,寄望于民学精神发扬;并使用"民族性""民学唯物"等概念,表述其文化理想的境界。这表征了某种价值位移和现代政治观念,喻示黄宾虹学术思想现代转型潜在完成。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龚魏”与政治理想人格重塑

清代道咸年间,龚自珍、魏源为重塑政治理想人格,对理论上以“心”为君子品德之核心、价值取向上以道德驭势、利、名,内涵上以“仁”与“廉耻”相关联和方法上重“自省”与“节俭”、“位”与“德”结合等方面作了系统的学理阐述。同时,对寡廉鲜耻、贪求富贵,才求无益、德为乡愿,虚文故事、庸议误国,奢华无度、败坏风俗,麻木不仁、漠视国耻等卑劣品德作了深入揭露和批判,并积极诉诸实践,在学术上追求去空求实学风,在政治上施政因时而变,办事雷厉风行,以达到重塑政治理想人格之目的。

丁宝桢与“贵州兵乱”析论

咸丰年间贵州爆发大规模的叛乱。清政府因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贵州兵乱无力应对,丁宝桢在1854-1859年间以在籍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组织团练,参与了对贵州各地叛乱的平定和助剿,并因功受到清廷的褒奖升迁。在平定贵州兵乱过程中,丁宝桢逐渐形成了刚正清廉的优良品质和办政风格,成为其正式治军和步入仕途的开始。

咸同年间清廷和湘淮集团的省级政权控制力考析

咸同年间,随着太平军兴及湘军的崛起,清朝长期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受到很大冲击,以湘淮系为主的地方军政大员的权势明显增强。面对地方势力的迅速发展,甚至是步步进逼,清廷并非束手无策、步步退让,而是进行了强有力的制约和反击,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就决定了清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的争夺和转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更不是摧枯拉朽式的,而是双向的、波浪式的、拉锯式的。清朝中央对文武官员黜陟权力的垄断,是清朝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基石。清廷虽然受到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冲击,在战争中越来越依赖湘淮军队,授予湘淮人员越来越多的官职,甚至不得不任命部分湘淮高层人员为封疆大吏,使一部分政府权力落入湘淮集团之手,但这部分人成为政府官员之后,清朝中央同时也就有了更多的手段对其思想、行动施加影响和约束。在实践过程中,清廷着力利用高级官职对一些湘淮高层人物进行拉拢、分化,破坏湘淮集团的内部团结,从而维持并重新稳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

咸同之际取用能员与督抚用人权扩张

咸同之际,由于战事等实际需要,为及时选拔能员干吏,督抚在奏保、奏调及委署人员等方面打破定制,取得了越来越大的用人权。督抚用人权的扩张,反映了其地位的日渐上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既往铨选制度的运转不灵,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督抚用人权力的扩张,也对原有铨选制度带来了一定冲击,清廷内外权力均势被打破,内轻外重的局势逐渐形成。

咸丰朝巴县地区婚姻离异现象研究——以《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为中心

《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咸丰朝时期巴县地区的档案资料,从而为我们研究清代巴县地区基层组织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文章从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中收集归纳有关婚姻离异的24个案例来探讨咸丰朝时期巴县地区的婚姻离异问题,主要论述婚姻离异的类型以及从这离异的案件中探讨地方县官在判案时与中央律法条规的不一致性,从中可以看出基层长官在判案时的灵活性,进而体现了与实际相统一的可操作性。

咸丰朝京师铁钱与圜法改制

晚清以来货币制度发生剧烈更替。咸丰四年为缓解京师“铜匮”与“钱荒”,清廷“反经复古”而筹行铁钱。伴随此一新货币符号的产生,铁钱鼓铸、流通与清朝货币政策不断形成互动。尤其是在钱文反复壅滞的应对过程中,清朝从铸币投放、立法布令、引导疏销等方面救济币制。但随着货币秩序的整体紊乱,铁钱日渐贬值,以铁钱局与户部为代表的决策部门围绕铁钱减铸、存废等产生意见分歧,“立一法即增一弊”的政策纷更使商民无所适从,铁钱最终成为弃物。京师铁钱的嬗变轨迹映射出咸丰朝圜法改革的试错、容错与纠错过程,揭示了清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政策取舍与行为逻辑。

略论咸同时期清政府的道德教化政策

清咸同年间,因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遍及全国,清王朝危机四伏。为维持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统治者极力推行道德教化政策,这主要包括有:强化传统忠孝观念;反复重申宣讲《圣谕广训》,推行乡约教育;查禁小说传奇,厉行文化专制等。通过这些政策,清政府加强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为“同治中兴”的政治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这些政策已不适应近代化的历史潮流,也就无法挽救清朝衰颓的大趋势。

浅析咸同年间山东圩寨时期的社会保障——以鲁西南为例

咸同年间,山东特别是鲁西南地区大范围修筑圩寨,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圩寨时期。这一时期,社会保障主要是对群众生命的保护和日常生活的救济。地方绅士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他们首先修筑圩寨、主办团练来保家护命,进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在社会心理保障方面,地方绅士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清政府组织的社会保障主要是蠲免赈济、恩恤、优抚和各种荣誉性质的精神奖励。清政府和地方绅士一同努力,进一步维护和强化了摇摇欲坠的名教体系。

咸丰《金山县志稿》的版本及其文献价值初探

咸丰《金山县志稿》是由钱熙泰主导,董兆熊、姚怀桥、张文虎等地方名流与社会精英参编,基于"专任、采访、聚书与无私"的方志理念修纂的一部私家志书,曾一度引起时任金山知县姚禄龄的密切关注与高度重视。它上承乾隆《金山县志》和道光《金山县志稿》,下接光绪《重修金山县志》,惜因人员更迭及战乱波及等诸多原因终未定稿付梓,致其在流传过程中出现错简和散佚。该书现存上海图书馆与台湾图书馆两个版本,然皆非续修《光绪志》所见之本,而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创新前志体例,考证前人舛谬以及留存散佚文字等方面。

道咸年间闺阁“吟坛宗主”沈善宝文学观的演变及其原因

清代道咸年间闺阁"吟坛宗主"沈善宝,文学思想呈现诸多复杂面貌,一方面持贞孝节义、敦厚雅正的诗教观念,具有淑世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对重灵心、真趣与诗情的文学抒写始终保持着某种偏好,二者交叉,难以辨清。考察《名媛诗话》的编撰,可知性灵文学思想始终是其书写的主线。其前期由钱塘进入京师,后期由京师返回钱塘的过程,伴随着思想的两次重大变化,虽各有所重,但最终体现出对性灵文学的回归。对沈善宝文学思想的考察,是深入分析此期京、杭、晋三地闺阁文学及其思想形态的重要线索。

王茂荫的货币观

王茂荫在咸丰元年(1851年)上《条议钞法折》,建议清廷发钞以解决财政困难,又在咸丰四年(1854年)上《再议钞法折》,主张对新发行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兑现银两,成为信用货币,制止已经发生的通货贬值。他认为"纸虚银实",提出了"以实运虚"的货币观点。王茂荫反对铸大钱,尤其反对铸当五十以上的大钱,认为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