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筮法”与“经旨”之间:试论朝鲜丁茶山的易学

朝鲜儒者丁若镛(茶山)在继承中国象数易学传统的基础上,由“筮法”而推“经旨”,形成其体系性的《周易》新解。筮法的基本逻辑是,在占筮过程中通过观察卦象系统的内在变动,来排除“人意”、敬承“天命”。以此筮法逻辑为前提,《周易》解释学的不少难题均可得到较清晰的解决方法。例如,由筮法逻辑可以明确推出,最严格的象辞相应论才是《周易》解释的正当原则,这就为象辞关系这一易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难题带来了曙光。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茶山以筮法为根基重解《周易》的尝试,源自朱子“《易》本卜筮之书”命题而又有所推进,是中国易学在异域的一大发展。

抗战时期天津玉澜词社考论

玉澜词社是抗战时期活跃于天津一带的词学社团。当下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与实际情形还有较大差距。基于天津各类报刊中发现的新文献,修正了该词社的存在时间是1940年6月至1943年2月,并考订出各类社集活动19次,确立词社核心人物是向迪琮,重要参与者是杨寿枬、王伯龙、姚灵犀、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向迪琮强调词之抒情性,主张师法北宋,该理念得到了其他社员的积极拥护,也激发了社友的创作热情。尽管沦陷区言说语境比较复杂,但玉澜词社仍能借助别有深意的历史素材和写作策略,间接表达“学舞刑天”的反抗心声,具有重要的词史意义。

《周易》的文本结构及其言说方式

《周易》是一部帮助人们决疑解难的思维工具书,卦象爻象、卦名卦辞爻辞是这个类比推理系统的核心构件。卦名主要根据重卦的上、下经卦关系所象征的意义或重卦整体所象征的意义而确定;卦辞是对卦象意义的总体阐释,爻辞是对爻象在卦体中的特定位置所含之义的阐释;卦辞、爻辞以例说方式"明象",一个卦辞或爻辞中往往包含有一、两个甚至三、四个例说,这种以譬喻为主要特点的言说方式,训练、规范着炎黄子孙的思维实践,逐渐形成了注重类比的思维定势。

《汉书·艺文志》“成相杂辞”“隐书”说

“成相杂辞”是一种民间文艺形式 ,先秦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 ,并且影响了文人的创作。从现存作品看 ,“成相杂辞”主要产生在楚国东部 ,和黄老之学有密切关系。现存成相体 ,大都以格言谚语集锦为其形式 ,以道德教化为其内容 ,用赋诵的方式传播。“隐”和古代的巫史关系密切 ,由巫转述的神的预言谶语大多是以叶韵的隐语形式表现出来。到了战国游士和俳优手中 ,“隐”为纵横策士资为谈助 ,更成了俳优侏儒亲近讽喻劝谏国君的工具。隐语还有一个来源 ,就是根植于古老民族的原始文化歌谣。隐语从神的警告变成人的讽喻 ,就和“谐”合为一体。谐语大都以人的缺陷作为嘲笑的对象 ,渐变为诙谐调侃的杂赋。

张孝祥的临安交游与词的创作论略

张孝祥是南宋前期的重要词作家,其词的创作因其生活经历的不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临安五年的为官生活是张孝祥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里,风流倜傥的张孝祥与“三五少年”诗酒唱酬,刻红剪翠,写下了不少词作。这些作品同其前期交游生活密不可分,也深受词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是词人整体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二湘”误读之解释

秦汉以来 ,不少学者以舜与二妃解读《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 ,并成为楚辞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用历史传说人物指代神话形象 ,这是一种历史化的诠释方法。尤其不依据文学作品的语言文本 ,这种诠释就更带有了一种先行的预设 ,不过在表达诠释者自己的价值取向。这表现在“二湘”诠释中就是借助对偶神话的故事去强调一种现实人生的男女配偶的伦理关系 ,这是中国史官文化精神的态度 ,也是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伦理价值观念的体现。

论张孝祥词的美学特征

张孝祥词的关学特征,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即高洁诚挚的人格美;豪壮忠愤的崇高美;风景秀丽的图画美;虚幻缥缈的飘逸美;情景交融的意境美。

一种中国式审美现代性——论现代民乐室内乐的审美趣味

中国民族乐器有着极为丰富的演奏技法和自身独特的音色和韵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大批现代民乐室内乐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陌生化与中国性是中国现代民乐室内乐的两个关键词,一方面,作曲家们竭力摆脱我们所熟悉的、可预见的常规民乐声音,致力于开发陌生的、富于想象力的民乐新音响。另一方面,现代民乐又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性。陌生化与中国性的融汇,塑造出一种鲜明的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理解现代民乐室内乐,建立游戏的观念至关重要,陌生化的中国声音经过有序性组织,便可以编织成富有趣味的音响游戏。以《清风静响》和《竹枝词》为例,二者审美趣味不同,前者着力于音色的挥洒,后者精心构筑一个基于音高的声音游戏。

因俗化民,圣人苦心——读王阳明《象祠记》

王阳明首先从祭祀象的现象中发掘出了两个合理因素,一是象为舜的兄弟;二是象改正了错误。由此,得出了两个关于教化的命题:第一,人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第二,君子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化育能力,其极至就是可以化育恶人。在以君子期人的同时,王阳明也表示了以君子期己的一贯态度。

“伤心人之伤心语”——评项鸿祚之词

项鸿祚是晚清词坛名家,学界对其词赞誉甚多,但论述多停留在"情真"、"感人"的层面上,对其词风的生成、特征及在词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实际上,项氏出身于"簪缨之族",但家世已然败落。正是"没落贵族"的身世直接造就了他多感抑郁的情性,而生活的封闭性、审美情趣的精致淡雅、情感的细腻幽怨则决定了其词"苦艳郁深"、凄婉幽邃的风格。项鸿祚在创作上表现出对浙派末流空疏靡丽词风的厌弃,而他有意识地借写苦涩缠绵的艳情抒发身世之感的艺术追求却与后来晚清盛行的比兴寄托之风相一致,从而昭示了晚清词坛的新气象,开了晚清词坛以比兴入词之先河。

《序卦》研究辨析

本文就唐宋以来对通行本《序卦》的义理与象数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对各种研究的结果进行了考辨。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的看法，指出似乎从当时《易经》成书及揲蓍变卦等方面考虑《序卦》之卦序安排，则可能会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

《金瓶梅词话》与《骆驼祥子》《围城》中“使”字句比较研究

本文在穷尽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 ,对《金瓶梅词话》和《骆驼祥子》《围城》中的“使”字句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并尝试探求明朝末年到现代这一历史时期“使”字句的发展轨迹。

韩偓诗歌对词体的影响

韩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其歌诗集《香奁集》多以都市女性生活为题材,内容上呈现出绮艳、“淫靡”的特点,并且采用“男子作闺音”的表现手法,具有典型的词体特色。韩的《香奁集》不仅体现了晚唐的审美风尚,而且成为后代词人借鉴的重要对象,在词体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咏雩《天蠁词》创作简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黄咏雩以诗词活跃于南粤文坛,是民国时期岭南诗词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著《天蠁词》反映社会现实、咏叹个人情怀,在民国词体观念下呈现出有以诗为词、取法风骚;熔铸经史、寄托遥深;"备婉约豪纵之长,骇浑厚幽折之致"等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应当引起学界注意。

论宋末元初江西词人群

江西词人在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中结成群体,国亡后受到文天祥民族气节的感召,继续以 群体方式活动,有两个酬唱中心。国家灭亡的命运促使江西词人群作出深入的反思。

浅论《香宋词》“咏调名”的特点

统计了《香宋词》词牌运用情况。赵熙有意运用关合事物特点、暗示题材内容的词牌,使词牌部分地具有了词题的功能,词牌因此成为词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晚清湖湘词人群性质考论——兼与朱德慈教授商榷

晚清地域词学发展壮大,群雄并起。晚清湖湘词坛亦涌现出百余人的词人群体,他们宗法取向较宽,或宗北宋,或尚南宋;晚清湖湘数十年未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词坛盟主;在创作风格上虽有回归花间词风的趋势,但并未形成有影响的群体性的相似词风;后期虽有十余人的湘社以及外围唱和文人数人,且有社刊《湘社集》,但它仅仅是一个偶然产生的暂时性的文人社集。因此,晚清湖湘词坛的表现形式是历时性的较松散的词人群体,远未及词学流派之高度。

《汉语大词典》商榷——以《全相平话五种》为例

《全相平话五种》是研究近代汉语白话文献的重要资料。该文以其中的一些词语为参照,揭举了《汉语大词典》在释义、收词、例证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论曹魏相和歌辞的新变

相和歌辞是曹魏时期乐府歌诗艺术的突出代表。它是对汉乐府相和古辞继承与创新的产物。相对于汉代古辞,曹魏相和歌辞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演唱群体生活到歌咏个体经验;从演唱群体情感到歌咏个体情志;歌诗语言艺术的个性化与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