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项羽政治策略异同论

灭秦之际,刘邦、项羽政治意图相同;楚汉相争时,刘邦、项羽由于政治意图不同而采取的政治策略也不同,其结局自然不同。刘邦政治意图是一统天下,采取了多项政治策略:假怀王,号令诸侯亡楚;借舆论美化自己,丑化对手;用贿赂、反间瓦解项氏骨鲠之臣;用人不问出身品性,故逐步走向胜利。项羽政治意图是为诸侯王的霸主;他能征惯战,但不能借怀王号令天下,也不会造舆论、行诡计,只知道正面交锋;注重项氏人才,非项氏之人才逐渐走失,“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常常中诡计而不醒悟,以致逐渐走向败亡。刘邦、项羽的政治策略异同,是其成败的主要原因,具有借鉴意义。

论《传奇漫录·项王祠记》对《史记》的接受

《传奇漫录》是越南传奇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集第一篇《项王祠记》最能体现《史记》对阮屿的影响。阮屿在结合传奇小说文体特质的基础上,接受《史记》的写作态度、创作原则及艺术特色,使《项王祠记》呈现出奇正相生的艺术面貌,体现了中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论元散曲对《史记》项羽形象之接受

《史记·项羽本纪》塑造了项羽这一极具吸引力与感染力的英雄形象,为后世项羽形象之接受提供了历史基础。至元代散曲家笔下,对项羽形象的接受,显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颠覆性重塑,表现出一种普遍而消极反抗的基调。这种迥异于前代的艺术基调与文学接受,是王朝统治者带来的文化冲击、政治变迁带来的个人价值的虚空、科举之路的中断带来的传统信仰的失落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促成的。个人价值的虚空使得元代文人走向历史虚无,进而否认俗世价值观,隐逸成为元代文人寻求自我价值重建的精神家园。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狂夫”作为语词的内涵变化及文化意义

《汉书·晁错传》载“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根据现存文献,我们知道“狂夫”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相氏”职守,有“狂夫四人”,此“狂夫”是文化仪式中巫觋的辅助人员。在礼乐文化时代,“狂夫”还是“楚狂接舆”式的有极高文化素养和人格追求的文化精英。同时还出现了纯粹贬义的“狂夫”。到了秦汉时代,“狂夫”一词随着晁错的使用,发展出了臣子自谦自贬为“狂夫”的含义。这些内容丰富了“狂夫”的文化内涵。

湘鄂渝黔边区发展休闲旅游的思考

"老、少、边、穷"的湘鄂渝黔边区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地区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依赖也较大。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休闲旅游将是该地区今后旅游业发展的最好选择之一。分析了湘鄂渝黔边区休闲旅游发展的外在和内在条件,并结合湘鄂渝黔边区的特点,分别从民俗休闲旅游、山地休闲旅游、特色城镇休闲旅游和山寨农业休闲旅游阐述了该区域休闲旅游的发展路径。

湘鄂渝黔边区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研究

湘鄂渝黔边区既是全国重点扶持和18个贫困区之一,又是拥有极其丰富旅游资源的"中华旅游第一走廊区",以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是必然选择。本文以旅游基本部门为基准,以投入产出的关联性来分析旅游直接、间接和引致影响产业部门,再借助旅游卫星帐户,构筑旅游业对湘鄂渝黔边区经济发展贡献的指标体系,用以揭示湘鄂渝黔边区旅游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业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度和旅游业对地方财政和居民收支及就业贡献等方面的数量关系。

湘语遇摄的语音层次

湘语模韵只有一个层次,而依声母的不同分为三类读音。鱼虞韵可分为两大层次:鱼虞相混型有五类读音,分属同源层与异源层两大层次;鱼虞有别型有两类读音,都属于同源层次,又可细分为前中古层与中古层两个次层次。

基于AHP法的休闲型旅游地评价——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

休闲旅游在现代旅游业中日益受到关注和青睐。提出了休闲型旅游地的概念,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建立了休闲型旅游地的评价体系。根据评价得分可将旅游地分为典型的休闲型旅游地、潜在的休闲型旅游地和非典型的休闲型旅游地三类。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张家界、湘西自治州、黔江区都是典型的休闲型旅游地,恩施自治州和铜仁地区为潜在的休闲型旅游地。

储藏温度对渝香203糙米品质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重庆优质籼稻渝香203收获后,以糙米形式储藏过程中品质的变化规律,以渝香203品种的糙米为研究对象,在不同温度(15、20、25、35℃)下进行模拟储藏(控制湿度65%~75%)及室温储藏,分析糙米在储藏过程中各品质指标的变化。结果表明,随着储藏时间的延长,糙米的水分含量、发芽率逐渐下降,温度越高下降幅度越大。在15、20℃条件下,同一储藏时间的水分含量、发芽率差异不显著;直链淀粉含量、脂肪酸值呈上升趋势,其中高温35℃储藏的糙米脂肪酸值显著高于其他温度,到180 d时已达到71.63 mg KOH/100 g;糙米表面颜色由深向白浅、由绿向红、由蓝向黄变化,15、20℃条件下糙米颜色变化不大,35℃条件下120 d后糙米颜色变化幅度较大;储藏一段时间后糙米胚部均有不同程度的萎缩,其表皮也有一定程度的损失,温度越高起糠现象越明显;糙米蒸煮糊化峰值黏度、最低黏度、最终黏度、回生值都逐渐增加,崩解值、糊化温度呈现波动趋势。低温储藏可有效保持糙米的品质,延长其保质期。

香酥芋试管球茎诱导的影响因素研究

试管球茎诱导是球根植物脱毒苗田间应用的有效途径。本文研究了不同蔗糖浓度、不同培养浓度方式和不同外植体大小对‘香酥芋’试管球茎诱导及球茎膨大的影响。结果表明，3％的蔗糖浓度下无试管球茎形成，8％的蔗糖浓度最有利于试管成球，形成的子球数、球茎的鲜重和干重显著高于12％的蔗糖浓度。同静置培养相比，振荡培养影响培养过程中养分的吸收，而不影响培养30d后试管球茎的鲜重、干重和干物质含量。以2-3cm和3-5cm的试管苗为外植体形成的子球数差异不显著，而均显著高于6-7cm试管苗所形成的子球数。此外，随着试管苗高度增加，形成的试管球茎的鲜重和干重增加。

从性格弱点看项羽失败的原因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悲剧英雄。他在反秦战争和楚汉之争中都曾留下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却败于刘邦。仅就性格而言,即主要应归咎于他的刚愎自用、过分崇尚武功、政治幼稚和急躁易怒、气量褊狭。

刘邦汉国号考原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号之一，也是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公元前２０６年，项羽败约，本汉中郡名立刘邦为“汉”王；而刘邦在愤怒、无奈之中接受汉王封号，以及后来定有天下之号为“汉”，则都与萧何的劝谏“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有关。

论湘渝黔边区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建立

湘渝黔边区是指以传统的"武陵山区"为核心区域的3省邻近地区,大致包括湖南境内的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重庆的黔江区,贵州的铜仁地区和黔东南州等6个地州市,是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也是全国典型的老、少、边、穷山区,归属于国家"西部地区"。区域文化上的趋同性、区域旅游资源上的互补性、区域脱贫任务的紧迫性和区域旅游开发的无序性,使湘渝黔边区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建立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具备一定基础的旅游开发现状、逐步形成的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各地政府关于旅游业发展认识上的渐趋统一以及区域旅游中心的初步形成,使湘渝黔边区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发展成为可能。湘渝黔边区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形成,必须着手进行以下工作:迅速编制总体规划,完善旅游交通网络,建立旅游环线,推出区际旅游联合体和共同市场,多渠道吸纳资金,建立特色文化保护区等。

《史记·项羽本纪》襄城地望纠误与考实

襄城是秦末农民起义中项羽攻打并制造第一次坑杀事件的城市。襄城在哪里,唐人司马贞《索隐》引韦昭注、张守节《正义》均注为颍川郡襄城或许州襄城(今河南襄城)以来,至今沿袭无异义。通过军事史实、交通、地理环境及地名诸方面研究可以肯定,今河南襄城并非项羽所攻之襄城,《索隐》、《正义》所注谬误,清代迄今学者未得深究。项羽攻打之襄城应是秦朝泗水郡治相县,位于今安徽淮北市。襄、相音同义近,可以互训通用,河南襄城改称过相城,安徽相县也曾有过相城、襄城的地名。

川汉、襄渝铁路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自１９６５ 年以来筹建川汉铁路和建成襄渝铁路的历程，阐述了襄渝铁路建成后存在的问题，及进行了襄渝铁路的改造，并提出今后完善襄渝－川汉线建设的展望。

基于品牌个性的旅游目的地差异化定位研究——以江苏项王故里景区为例

从品牌个性的视角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品牌差异化定位的问题,以江苏项王故里景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16份调查数据样本的因子分析,将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划分为质朴、高雅、时新三个维度,实证分析表明:项王故里景区投射品牌个性与游客实际感知的品牌个性不一致,存在较大差异。建议景区参照"质朴+高雅"的品牌个性方向重新调整,进行差异化品牌定位,并正视品牌营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重塑品牌形象,使品牌个性越发凸显。

项羽人物形象的人性观照

简述楚霸王项羽的形象被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刻画得栩栩如生,其形象既有历史的真实,又具艺术的魅力。针对项羽其人的人性美善与缺失,试从人性观照角度加以剖析,期使项羽形象更加圆润丰满。

项羽自刎乌江问题探研——基于秦汉亭制的解读

项羽自刎乌江一事近年在学界一度热议,讨论虽然最初以项羽死亡地点之争为发端,但为说明问题,除运用句式句法分析、历史地理考证、故事流传追索等方法外,相关的时代背景、制度背景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其中,持不同观点的两派学者都曾依据各自对秦汉亭制的认识,提出了一些用于支持个人观点的说法。不过双方在这一制度背景方面的认识还有所不足,因而影响了其观点的说服力。依据秦汉亭制中亭有高楼,便于瞭望,亭主交通,可以止宿,有充足的支持交通的物质储备等等特征,《史记》中项羽自刎乌江的情节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又依据秦汉时期南北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亭部的辖区概念以及亭在交通上的次属地位,乌江亭隶属于东城县的说法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项羽自刎乌江的说法不宜轻易否定。

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有利于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基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构建脱贫攻坚系统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衔接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效果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系统发展指数为0.3418,乡村振兴系统发展指数为0.3253,四省市毗邻区脱贫攻坚系统的发展指数均高于乡村振兴系统发展指数。从准则层来看,收入水平和治理有效分别成为脱贫攻坚系统和乡村振兴系统的主要拉力。区域整体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为0.5661,四省市毗邻区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小,均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耕地持有情况、贫困退出程度、家庭经济实力、教育投入水平、政府培训、政策满意度对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整体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