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秦汉时期汉中郡乡里校补与地名学分析

随着简牍资料的不断公布,对秦汉乡里制度进行区域个案研究已成为可能。通过梳理和校补史料,新发现秦汉时期汉中郡的乡有5个,分别是西乡、訇乡、壻乡、平乡、汉阳乡,时间均为汉代;新发现的里有11个,其中秦里5个:畜园里、康乐里、州里、辨阳里、乘田里;汉里6个:析里、平乡里、市阳里、故道里、官里、竹里。加上前人收集的13里,共计5乡24里。通过地名学分析可知,汉中郡的乡名以人文地理类名称为主;里名方面,秦代是自然地理类和人文地理类并重,汉代则以人文地理类为主。秦汉时期里的稳定性问题需要辩证看待。相关结论不仅有助于推进秦汉乡里制度研究,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李详的扬州学派论

李详自觉梳理论述扬州学派之源与流,有意提高扬州学派的《文选》研究在清代《文选》研究的地位。同时又向汪中、阮元等扬州学派前贤取法学习,形成自然高妙为宗、单复相间为体的骈文创作主张。而且通过其论文书信,可见其对扬州学人创作之推崇,这既体现出当时以李详、孙德谦等为代表的文选派骈散合一的骈文观,也透露出其有意识地对扬州学派,尤其是对其文学成就的继承与发扬。

宋代意象理论发展中的理学因素

在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理学因素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就在于其构建起了一整套阐述“天人合一”、万物关联等基础性观念的理论体系。传统意象理论所凭依的宇宙生命秩序观念,也就在此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理学推动了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自然观念的非宗教化进程,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整体上促使文艺批评更加理性化和系统化。其为意象理论构造出了一个哲学基座,由此赋予“意象”概念以“气象”的内涵,又为中国审美观念注入了“理趣”这一核心思想,形成了强调理性与情趣相统一的传统意象审美观。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

关于城主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所知有关城主材料多见于唐西州。本文主要从吐鲁番地区旧有和新出的唐西州文书、墓志出发,考辨出唐西州存在着县以下、里以上,乡一级的城主。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唐代乡里运作机制的考察,进一步讨论了城主的职掌。本文认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所见城主并非传统认为的乡长,而主要是在乡城中负责守城、防御和城内治安等事务的下级官吏,具有一定的权力,又形同色役,是敦煌、西州两地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与唐代乡里制度相交融的产物。

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的探讨

秦汉乡里吏员的构成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里耶秦简从多角度揭示了秦代吏员设置的情况,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关于秦汉乡里吏员的争议问题。以里耶秦简为参照并结合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和张家山汉简,我们可以看出秦汉之际封建国家在乡里基层社会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官僚管理网络,如在乡里之中除了乡啬夫、乡佐、里典、里佐之外,还有属于都官系统的乡司空、仓主、田官、田典等;秦汉之际乡里吏员的秩次较以后秩次级别为高,乡啬夫的秩次从百廿石至二百石不等,达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长吏的最低秩次,乡啬夫恐怕是要经过中央任命的,里一级的领导人,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上级任命;秦汉之际吏员的设置反映了秦制对汉初制度的影响,而汉代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又是以汉初制度为基础的。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的再思考——以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乡规”、“乡例”为中心

本文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乡规”、“乡例” ,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权属 ,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所有权属的多重性 。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

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了以公文行政的基本制度,乡里则是国家各类文书下达与上呈的最低一级机构,大凡涉及乡里事务的公文都要下达到乡里,但学界对乡里文书的具体运作状况还不十分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特别是简帛材料来看,乡有多种类型的文书,乡要以文书行政,乡有秩、啬夫、乡佐直接管理文书。而里除了贯彻上级文书外,里吏、里民与其上下级之间可能没有文书往来,而以"自言"行事。

论里正在唐代乡村行政中的地位

乡里制是唐代乡村基层行政制度。里正掌握着诸如户籍管理、赋役征收、治安管理等乡村基层行政权力;里正要到县衙有关部门当差,这是里正的上值制度;里正的任用、考核和职掌运作都由县级政权直接管理;里正的职掌是通过符帖和牒运转的。里是唐代乡村社会的中心,里正是唐王朝政府对乡村实行管理的首要执行者。

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

《秦律十八种》里"不夏月"、"田舍"、"稍赏"、"襄"等字词解释及"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的理解略作陈述:1."不夏月"之"不"当为衍文;2.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酉(酒)"一句的解释当为:居住在田舍中百姓不准卖酒或买酒;3."稍赏"应解释"逐渐偿还";4."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一句应当翻译为"年老体弱和不足信赖的隶臣妾,不要派出去传递文书。";5."别粲、糯之襄(酿),岁异积之,勿增积、以给客"一句应该翻译为:"将秈稻和糯稻中颗粒饱满的区别开来,每年单独贮积,不要使陈谷新谷层积在一起,以用来供给宾客。"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组织的经济职能问题

经济剥削是秦汉乡里基层行政组织所要承担的主要职能,但不是唯一的经济职能。此外,还有其他诸多经济职能,比如国家维护小农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经济措施,乡官里吏都是具体的执行者。乡里社会自身日益复杂的经济事务,基层吏员也有解决与处理的职责,从而构成了封建国家乡里组织设立的另一重要原因。以此为视角,对我们客观看待封建国家政治权力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不无益处,对我们全面理解乡里基层权力的结构与性质或许有些启示。

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

开宝七年,在以相州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地区“废乡令”得以落实,原来的“乡”被“管”所取代,其功能主要由户长来体现。更多的地区并没有贯彻开宝废乡令,也有个别的地区是在乡之下再设管。北宋前期的乡仍承担着一定的行政功能,里已沦为和自然村类似的地域区划单位。乡以及相州地区的管均设有耆长、壮丁来负责治安、词讼等行政管理工作。耆长所辖的区域又被称为“耆”。耆是县之下的专项行政区划单位,但一般不作为地域区划单位。县和耆直接发生关系,不以乡为中介。

桂林三大古水利工程的历史功能及现状

桂林市北有兴建于秦代的灵渠,南有兴建于唐代的相思埭,中有始建于唐续建于宋的灵陂-朝宗渠.它们对于中国的统一大业及区域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三大古水利工程经历了上千年的变化,已有不小的改变.经多年调查发现,灵渠兴建时对湘江三七分水,其中三分水入漓江的状况已有改变,分水功能犹存,但分出之水已被在大湾陡和印陡处的引水灌溉渠道将入漓江之水全部引走,印陡以下已是干渠;相思埭的源头历史上从未搞清楚,经调查其源头是分水岭下的一条地下河水;而宋代的朝宗渠是唐代灵陂的延长,近年建成的两江四湖环保工程中的引漓江水的渠道,就是在朝宗渠和灵陂的基础上修建的.

唐京兆万年县三乡之里村补证

长安、万年县乡里考是唐都长安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万年县乡里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仍有许多里村的具体位置无法确定或存在疑问。本文论述之唐代万年县三乡即浐川乡、崇义乡、崇道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详实的唐代墓志资料,比对墓葬出土工地信息等,对万年县所属三乡以及三乡中6里11村的具体位置进行了考证。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还重新划出了三乡的边界线,并绘制了位置示意图。

金代理学发展路向考论

理学思想在金代趋于衰微 ,但研习者一直不乏其人 ,并表现出不同于南宋理学的整合方向 ,即象数与义理并重。至金后期 ,随着政治、学术环境的变化 ,理学受到越来越多北方士人的关注 ,以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为代表 ,观点不同 ,研习的心态却相对活跃 ,客观上有利于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金朝的覆灭中止了北方理学的独特发展路向 ,南宋成熟的程朱理学借助历史的机缘取而代之 。

七里香蔷薇精油化学成分的研究

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分离七里香蔷薇花精油中的各种组份 ,用GC/MS和Kvoats指数对各种组份进行鉴定 ,共定性出 31种化合物 ,其中以正二十一烷、正十九烷、十九烯 - 1。

郭象“理”字探源

郭象《庄子注》"理"字运用的疑难矛盾之处主要在于:世界丰富性层级的敉平造成政治根基的平板化;"性""理""气"三者的含混关系;"理"之必然应然之间的巨大张力。借助这些矛盾的指引去追溯在郭象"理"字用法惯常理解背后蕴含的古义,从而析离出郭象思想赖以生发的基本视域,以期加深对"理"在古代思想中深意之理解,并由之透视出宋明理学对理字意义的扭转与回归。

侯朝宗《李姬传》考论

侯朝宗与李香之间确实存在生死不渝的爱情关系,侯朝宗与李香两人相处交往时间的长短与侯李之间是否能够产生爱情没有必然联系。侯朝宗谦称自己与李香并无爱情关系,也来往不多。此绝不能作为侯朝宗与李香没有爱情关系或侯朝宗与李香没有来往的证据。《李姬传》是完全可以与《羊脂球》并列的伟大作品,侯朝宗是完全可以与莫泊桑并列的伟大作家,这是中国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