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同时期湖南士人的古文与事功

咸同时期湖湘士人的古文实践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曾国藩开创的湘乡文派是建立在湖南固有的"情韵"和"义理"两个文学传统基础之上,也取决于湖南地域独特的地理和风俗。湖南士人事功视野中的天下意识、政治自觉和义贞独立之精神对湖湘古文产生了极大影响。

选本批评视野下的湘乡派文论

湘乡派代表作家通过编纂《经史百家杂钞》《古文四象》《续古文辞类纂》等散文选本来构建和宣扬湘乡派文论,这种选本批评视野对于深入考察湘乡派的"宗经致用、经济入文""汉宋兼采、骈散并重""‘古文四象’说"等文论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湘乡派之得名始末及其与桐城派之关系追述

湘乡派是以曾国藩为盟主,曾门四大弟子为核心骨干,曾氏幕府宾僚以及众多湖湘文人为羽翼的晚清一大古文流派。湘乡派正式有古文派别之称,似始见于李详之《论桐城派》一文。围绕曾国藩是否开创湘乡派,一种看法倾向其为桐城派之旁系别支,一种观点主张其为摆脱桐城笼罩而发展的独立文派。

“湘乡派”再论

桐城派古文发展到曾国藩实现中兴,曾国藩以其政治影响力、系统的古文创作主张和强烈的立派意识网罗了大量人才,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古文创作群体。20世纪初,文学史家对这一群体的命名经历了一个过程,仍然存在争议。文章系统归结了早期文学史家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状貌,认为以"湘乡派"来概括这一群体不符合文学史上文派命名的规律,应当以"曾国藩古文创作群体"来概括这一群体比较客观。

是“旁系别支”还是“田氏篡齐”?——论湘乡派之成立

湘乡派似乎从李详《论桐城派》一文中得其正式古文派别称号,并被李氏认为属于桐城派一旁系别支。与之相对,学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它是一独立文派,不为桐城派所笼罩。当然,与认可该派成立针锋相对的看法则是否定湘乡派的成立。其实,从文学流派的统系、代表作家及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这三大必备要素来考察,不难确定湘乡派成立是毋庸置疑的。

近代桐城湘乡派学人笔记与历史编纂

学人笔记作为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不拘体例,取材随意,兼有经史子集各类内容。伴随着经学的发展和经史关系的变动,近代笔记编纂思想和体例呈现出独有的时代特点,形成“求真”、“致用”的编纂旨趣和众体兼备的编纂体例。笔记编纂众体兼备,因时制宜,在编纂时往往根据表达的需要来选择体例,而这样的体例特点赋予了笔记广阔的容纳度。中国近代,是传统学术文化的内部自我调整和西学冲击交汇时期,汉学走向衰落,汉宋合流,学术上出现了中西合流的新趋势。学人笔记编纂以诸子学的复兴为契机,在编纂环境、编纂主题、编纂视野开始了重要的转换,开始逐渐突破经史子集的历史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