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明代建筑遗产价值传承及其对城市的贡献

南京是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明南京都城的建设遗留塑造了这座城市如今最基础的骨架。然而明清以来,南京城多遭兵燹,建筑遗产几经罹毁,近乎殆尽。如何保护明代建筑遗产,真实表达遗产文化价值?如何延续城脉,将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传承同频共振?是开展遗产保护工作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以笔者主持的南京明孝陵、南京鼓楼、南京灵谷寺中三处明代建筑遗产保护工程为例,探讨时空变迁下应如何认知和诠释明代建筑遗产内涵与价值,将对历史信息真实性与完整性的表达贯彻到保护实践之中,阐述建筑遗产故事,完善城市史脉塑造。

康熙朝《孝陵图样》解读(下)

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孝陵图样》,是一幅清初孝陵鼎建时的建筑工程图,长近11米,堪称巨制。因其典章制度的纪实性质,曾作为皇家档案匿影宫禁,世人长期无闻。2000年笔者幸获全图大帧彩照,2004年更喜瞻其真容,大量细节展现,多方面的重大价值得以认知。经审慎稽考,已确知该图成于康熙九年初。为裨益学术,便于利用,谨综罗现知国内外相关文献,略以初识、发现、突破、疑义、真相、建置诸项为上篇,以规制、传承、影响、价值等项为下篇,概略归纳该图研讨心得,奉呈并叩教方家。

明代西安秦王陵与九井十八寨

研究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明代西安秦王陵周边村落的形成因素、过程等,尝试说明秦王陵周边村落“九井十八寨”的形成与秦王陵墓的关系。通过对明代西安秦王陵墓的分布与周边村寨考察研究,认为陵墓周边的村寨是由守陵(坟)户发展而来,这些守墓坟户在明代已至后来五百余年在此繁衍生息,最终围绕各个秦王陵墓而形成的带有“井”或者“寨”字的聚集性村庄,由此说明明秦王陵周边地区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传承性质。

论明祖陵遗址的保护利用

明祖陵遗址的保护利用,是在野外勘察与考古勘探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制定好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以遗址公园的形式,逐步实施保护方案,以达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保护与利用“度”的掌握。

明皇陵石刻宦官及服饰考

明皇陵石刻宦官作为以明初宦官为具体对象的雕刻,可以直观的验证史料中对明初宦官的相关记载,其"乌纱曲脚帽"、"衣胸背花"、"盘领窄袖衫"等成为解读"明初"宦官服制以及等级的最好注释和确凿证据。为了与明皇陵文武官员级别相一致,石刻宦官的等级也达到了明代宦官的最高级别即正三品。而从石刻所处时间段及等级来判断,该石刻宦官的原型应脱胎于明初的宦官机构内使监,那么其身份应为内使监监令。

《丛书集成三编》之《肃松录》版本举正

《肃松录》是清初谭吉璁所编撰的一部有关明代帝王陵的文献,全书共4卷.该书不仅详于诸陵状况的纪述,还较全面地辑录了有关明陵的典制及其变更及明清士人有关明陵的诗文著述等,是明代陵寝制度研究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民国年间谭新嘉在编辑《嘉兴谭氏遗书》时未见该书原本,便从其他引用《肃松录》的文献中辑录出部分内容,成一卷本《肃松录》,后为台湾新文丰公司所编《丛书集成三编》照录,使此本影响及学术引用率远超过原本。为探本溯源、裨益学术,特予以举正。

从明帝陵石雕艺术看当代陶艺小品的文化追求

明代帝陵地上石刻雕塑群艺术,是中国传统雕塑艺术重要的文化遗存。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其造型特征、装饰手法、艺术特色、题材类别及其所反应或折射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内涵等方面,找到与它同样是造型艺术的当代陶艺小品创作方面的互动关系,以此来启示、挖掘当代陶艺小品新的文化追求及应体现的外露内蕴风貌,从而达到继承传统雕塑装饰艺术,创作出富有民族特色及现代陶塑艺术世俗化、个性化、人性化、融于空间的,甚至是跨界的精湛的灵魂作品。

明初三陵时间顺序考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世界遗产的明初三陵其建陵顺序一直是争论的话题,如果按明祖陵建于至正二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三年,则其为三陵之先;如果按祖陵营建于洪武十九年,则其为三陵之末。这样的差距太过悬殊。现有研究对三陵考究所引史料也基本相同,对明皇陵的研究主要来源于《寰宇通志》、《中都志》等有关记载,对明祖陵的考究主要来源于《帝乡纪略》等,对明孝陵的现有研究则没有交代明确的出处。通过对《明实录》、《明通鉴》等史载比对,得出三陵顺序为先明皇陵、次明孝陵、再明祖陵。

明代皇家陵园的植树造林

上古时代的墓葬"不封不树"。春秋时期,坟丘式墓葬开始出现,在坟墓周围进行植树的活动随之兴起。王朝时代,在皇家陵寝周围进行的植树造林活动更是与政治挂上了钩,承载多重政治和社会意义。文章试对明代皇家陵园植树活动的规划、种植、种类、养护管理进行研究,指出明代皇家陵园的植树造林活动除具有传统风水意义外,明十三陵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边疆防御上担负了重要角色。

唐嗣鲁王李道坚墓志铭释读

唐李道坚墓作为献陵陪葬墓之一,以其出土有中国最早的唐代墓室山水屏风壁画为学界关注。其墓志铭也为研究唐代政治、文化、艺术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从墓志可知墓主李道坚曾任多州刺史,通过对墓志的释读可了解到玄宗时期的新设官职,进而对研究唐代官职的设置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祖皇二陵石刻上的龙纹

明皇陵的龙纹元代遗风浓郁，祖陵的龙纹已展示出新的风貌。作为皇家陵墓石刻内容，祖皇二陵的石刻水平代表了当时的上层审美情趣，并对同时期的竹、木、牙、玉、金属、陶瓷等工艺品上的龙纹装饰影响颇深。

大礼议与明显陵——兼论湖广明显陵对明嘉靖朝政治的影响

明显陵是湖北地区唯一一座明代帝王陵,也是湖北地区为数不多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明显陵的扩建与升格同明代嘉靖朝大礼议事件息息相关,是大礼议事件的见证。显陵的扩建体现了明世宗(又称嘉靖皇帝)皇权的巩固,也是嘉靖朝大兴土木的缩影和例证。嘉靖十八年三月,明世宗率领夏言、严嵩等文武大臣前往湖广承天拜谒显陵,该事件成为明代帝王的最后一次南巡,对嘉靖朝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陵坟户考论

明代未建立规整的陵坟户制度,但存在普遍建置陵坟户的事实,且在因循旧例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常例。陵坟户是建立在军、民两种基本户籍上的次生户籍,亦属因事编佥的杂役户役籍。宗室坟户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内部各阶层的坟户来源和性质并不相同,明后期建置坟户的宗室限定为亲王与绝嗣郡王。明前期陵坟户按户免役,至明中期转变为量丁免役,并逐渐形成每户三丁的成文法规,免役范围在逐渐缩小并制度化。在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改革中,陵坟户的配户当差逐渐瓦解,差役由世役演变为均徭,从按户佥拨转为按丁佥派,力役也逐渐折银雇役。但是,皇陵、祖陵陵户以及出藩亲王坟户仍然延续着世役的形态。

明皇陵石兽的象征意义

神道上的各种石兽经岁月的沉淀,不但代表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而且被人们赋予了许多象征意义,如麒麟象征仁义,狮子象征庄严,石羊象征羊跪乳恩等等。研究石兽的象征性,有助于了解民族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可以弘扬中华文化之精神。神道石兽不论是从艺术学角度还是民俗学角度都有其特殊的价值。

明陵石刻造型特征及价值体现

现有研究中对明代五处帝陵石刻的先后顺序一直没有统一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明祖陵石刻的时间存在分歧,且时间差距大,影响到五处石刻的先后关系。由于史料的缺少及记载的不统一,使文献作为标准判断石刻时间的准确性大打折扣。而石刻规制又因为当时统治阶层的主观意愿而更改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即便能够从现存石刻实物中推断石刻制度的传承关系,但作为判断石刻先后的标准仍不够确凿,反映出当时雕刻者主观意识形态的石刻造型具体特征却因为能够体现出所处时代的普遍属性而更具有说服力,对石刻所属时间的判断也更具有价值。

《集玉山房稿》中明代永陵与定陵营造纪事

建筑工程的施工组织和管理是中国工官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明工部官员葛昕作为明永陵培筑和明定陵修建工程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其著作《集玉山房稿》记载了明定陵在建设过程中物料和资金筹集等工作。本文将《集玉山房稿》与《万历起居注》、明实录等多部文献档案对照,以还原大峪山寿宫工程在物料筹集和资金筹集等方面的史实情形。

明显陵祾恩门复原设计研究

明显陵是明代中期营造的一座皇帝陵墓,在明代陵墓建筑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以明显陵内现存的祾恩门平面遗址为依据,结合明代官式建筑做法进行复原研究,推断建筑的形制、斗口、斗拱做法、屋架做法以及大木作做法,最终绘制出祾恩门的复原图纸.研究旨在为相关古建筑的复原提供数据与思路参考.

奉祀帝陵的皇戚勋家:明朝孝陵卫指挥使世家萧氏——从出土墓志谈起

南京市两座墓葬出土的孝陵卫指挥使萧氏家族的两合墓志,详细记载了其家族五代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萧敬季女洪武朝入选宫掖拜为美人,后陪葬孝陵的事迹,可补史阙。洪武朝天女户的特殊身份对萧氏家族政治权力的延续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永乐至正统年间,萧氏家族同步掌印奉祀明皇陵和明孝陵,是安徽凤阳中都城和南京孝陵的双重掌权者。而明弘治前,孝陵卫指挥使主要由萧氏和宁国大长公主驸马梅殷家族世袭。明代孝陵卫指挥使一职可多人同时担任,但仅一人掌印(见任官),其余皆为带俸官。

辽宁北镇市辽代帝陵2012～2013年考古调查与试掘

辽代帝陵考古是辽代历史和考古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据《辽史》等相关史料记载，辽代共有五处帝陵，其中显陵和乾陵位于今辽宁省境内的医巫闾山，但具体位置不详。《辽史·地理志》载：“显州，奉先军。上，节度。本渤海显德府地。世宗置，以奉显陵。显陵者，东丹人皇王墓也。

明代亲王陵墓玄宫制度研究

本文全面搜集了以公开发表为主的明代亲王陵墓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对不同形式的明代亲王玄宫(墓室)结构进行了型式分析,继而进行纵横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把明代亲王玄宫的发展变化分为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