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写作”或向往大是大非——以四个文本为例谈当代汉语长诗的写作困境

近几年诞生的四部汉语长诗或说大篇幅的诗歌作品:欧阳江河的《凤凰》、西川的《万寿》、柏桦的《史记》、萧开愚的《内地研究》,多半是诗歌强力"转向"所谓当代中国复杂生活现场的产物,它们显示了这一代诗人写作的一种集体性的转向。它们的横空出世,似乎满足了不少读者和批评家的期待,甚至满足了一些汉学家们寻找当代中国隐喻的需求。可就当代汉语长诗两个方面的困境——精确性和整体性,即技艺层面和观念层面而言,这些作品有诸多不足;从写作立场的角度看,在这些长诗写作中,诗人的非诗学立场没有成功地转换为词语立场,进而却对写作造成了干扰。一首理想的长诗,应该拨开"现实"的云雾,展开一幅令我们沉迷的新的语言"现实",这才是它应追求的大是大非。

诗人的“主观个体”与萧开愚的“综合意识”

当代的诗歌写作者,在确立自己的诗人形象时,有着与前辈诗人不同的设计。作为有代表性的当代诗人,萧开愚以"限度意识"、"中年写作"等诗学命题,纠正和丰富了支配着"朦胧诗"写作范式的"文化英雄主体"、"对抗式主体",突出了写作主体中的"成年形象",也促使诗歌中的视角和语气做出相应的调整。面对文学史和思想史中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异质性的"主体"形象,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综合意识"。在早期的写作中,这种意识体现为对"分裂感"的模仿,即允许并主动承受不同的主体在自我内部发生争吵和冲突。而新世纪以来,他对早期的"综合"和"多"的目的进行了反思,"多"需要在综合后达到"一",根据这个"一",主体主动表现出较稳定的意识、认识和判断的方向,而这又是他所提出的建立成熟的主观个体所必经的一步。并且,在"主观个体"的建立上,他的论述涉及的不仅是写作主体和艺术家创作主体,而且试图波及所有想要建立内在完整结构、具备足够理解力、批评力和谅解力的个体,艺术家和写作者则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对此具有更热切的愿望。

萧开愚诗歌语言的层次研究

在萧开愚的诗歌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语言本体和语言层次的悖论,前者要求诗歌面对现实时绝对的自足性,后者则更多地考虑了现实对诗歌的的参照和渗透作用。萧开愚的可贵之处是同时在两个方面都有深入的探索,虽然他对汉语性和诗歌形式的强调可能使他在诗坛上曲高和寡,但他对现实的关注也使他写出《破烂的田野》这样的愤怒之作。如果他那里存在一个诗歌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不会是整体性的、一体化的,而是以悖论和残缺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萧开愚的诗歌理想国是以不同的层次呈现出来的。

浅论肖开愚的诗歌风格

肖开愚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重要诗人,在诗歌写作和诗歌理论建设上都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文章从节俭的形式,硬朗的风骨;文体叙事,内容抒情;现实的描写,浪漫的批判三方面探讨其诗歌风格,并探索其诗歌创作风格形成的内外因素,试图对肖开愚的诗歌创作做出个性化解读。

当代诗歌的“轻逸”之美——以王小妮、萧开愚为例

"轻逸"是当代诗人回应现实复杂性的一种方式,就外部世界而言,它使得诗人成为一个温和的道德主体,用持续不断的"看"和世界发生联系,在时不时的幽默中将观察对象置于被怀疑的位置;就诗作本身而言,它意味着更加注重语言本身的运用,实现语言内部的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