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二雅”诗篇的渊源及分类

有关《诗经》“二雅”的分类,应注意“雅”字义及雅诗生成的考察。作为一种乐器的“雅”,本身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大雅》《小雅》又作《大夏》《小夏》,“夏”字原本是一种“舞”,而《大夏》是歌颂禹之功德的乐舞,《九夏》属于诗乐一体。这表明《大雅》《小雅》的划分与音乐有内在联系。“二雅”诗篇的生成不仅与“乐语”相关,也与“献诗”“采诗”传统有关。其中“乐语”主要与《大雅》相关,“采诗”与《小雅》有关,而“献诗”则与“二雅”均有联系。无论是《大雅》还是《小雅》,其所献诗篇属于变雅范畴。从对象身份来看,《大雅》针对的是周王,而《小雅》针对的是诸侯臣僚,因此,变大雅、变小雅划分标准符合《毛诗序》“大政”“小政”之说。《大雅》《小雅》在结构上也存在差异,这源于《大雅》《小雅》音乐表现形式的差异。所以,音乐、政事才是《大雅》《小雅》区分的核心元素。

速效牙敏消口胶治疗牙本质过敏症的临床观察

为评价速效牙敏消口胶的临床脱敏效果，选取门诊牙本质过敏患者５６人，１０６颗牙，按１∶２随机分为口胶组（Ａ组）和擦剂加口胶组（Ｂ组），通过电活力分析仪与患者主观感觉症状相结合进行疗效分析．结果：两种指标两组即刻及用药３月后疗效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果表明：速效牙敏消口胶对牙本质过敏症有很好的脱敏作用。

李征旧存照片中的《诗经》写本

李征旧存出土文书照片中有《毛诗传笺(小雅·小宛)》一帧,之前未见著录。本文对该照片中的残片三件进行缀合,据其避讳推断为唐代写本,并据武英殿《毛诗传笺》和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进行校勘,分析其“异文”、“语助”、重文符号和异体字现象,以及分章起讫的格式,揭示其为中古经部文献的流传和今后经部文献的校勘提供的重要信息。

《诗经》大小雅创作年代之比较

运用考证的方式对每首雅诗进行推测,然后以考证结果为依据,总结出《大雅》、《小雅》各自创作年代的大致特点,然后对《大小雅》的创作年代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大雅》作于西周前期的诗较作于西周后期的多。《小雅》几乎全部产生于西周后期,只有极少数产生于东周时期。

阮籍《咏怀诗》源出《小雅》解

钟嵘《诗品》认为阮籍的《咏怀诗》源出于《小雅》,王夫之《古诗评选》则认为出于《国风》。分析阮籍《咏怀诗》产生的时代背景、个人遭际、诗歌旨趣,并征引南朝颜延年、沈约等人对《咏怀诗》的体裁、形象、表现手法、语言等方面的评价,笔者认为《咏怀诗》从风格体制来说,应该是源出于《小雅》,并有所发扬光大,且对后世的“咏怀”、“感遇”一类诗歌有深远的影响。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龢言》析案

《释龢言》是郭沫若先生早年研究古文字学之著《甲骨文字研究》中的一篇涉及中国古管乐器器名考释的专文。在该释文中,郭氏仅据《尔雅》中的“小笙谓之和”“大箫谓之言”的两句释语,通过由文字到文字的辗转曲说,一反千百年来众口一词的历史记载,将本为单管乐器的“龠”(以“龢”字为论)定说成了“编管”乐器“箫”(排箫);又将本为“编管”乐器的“箫”(以“言”字为说)断定为“单管”乐器(洞箫)。这些考释都是与历史的成说完全相悖论的,但却在没有得到任何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被当代学界拿来用作定论;从而给中国古管乐器的正本清源,乃至整个古乐史的贯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那么,郭氏的考释有没有真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呢?其观点究竟可不可能成立呢?本文试秉学术之天下公器,对《释龢言》全篇作一客观条理的全面析案,学者由此自可辨其真伪与正讹。

《诗经·小雅》重言与先民思维

重言词是《诗经》语言的一大特色。在风、雅、颂中,以占有多数重言词的《小雅》为代表,在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诸层面体现了远古时代精神,反映了先民的思维意识。

《诗经》大小雅题材及作者比较研究

对《大小雅》的作者、地域及题材进行分析推定,大致可概括出《大雅》全为贵族和士大夫所作,描绘出一个虚拟的、宏大的地域图景,题材为“宏大叙事”。《小雅》大多为贵族和士大夫所作,有一部分为中下级官吏和民间歌者所作,描绘一个真实的广阔地域图景,题材除了“宏大叙事”,还有“私人叙事”的类风诗。

《小尔雅》成篇时代与作者及其与《孔丛子》之关系

从文献学角度对《小尔雅》的成篇时代、作者及其与《孔丛子》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小尔雅》最早成书于秦汉之际,最早的作者为孔鲋,其后此书历汉、魏、晋又经后人增益、改定。《小尔雅》对《孔丛子》而言,最早于秦汉之际被附于《孔丛子》,魏晋之前被辑出单行。后人以为其先单行后被采入《孔丛子》,与事实不符。

论《小尔雅》的两个训释条例

《小尔雅》是中国雅学史上第一部增广《尔雅》之作,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运用现代语义学理论特别是义素分析法,可以发现《小尔雅》的释义存在特殊的训释条例。从"逼、昵、附、切、局、邻、傅、戚,近也""经、屑、省,过也""偏、赘,属也"三个释条可以看出《小尔雅》的释义存在"二义同条"现象;从"阅、搜、履、庀,具也""邵、媚、旨、伐,美也""生、造、奏、诣,进也"三个释条可以看出《小尔雅》的释义存在义位与义素并释的情况。

《诗经》大小雅音乐风格之比较

以杨荫浏的成果为基础,进一步总结出《大雅》和《小雅》音乐曲式的不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其音乐风格。

《小尔雅》的体例及释义方式探究

《小尔雅》是《尔雅》后出现的一系列雅书中最早的一种。今本《小尔雅》十三篇,是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小尔雅》的体例与释义方式在《尔雅》的基础上有继承也有发展。从训释条例、训释术语及释义方式三个方面去探究《小尔雅》的编排体例,更深刻地认识古人的训释方法,从而为辞书编纂提供借鉴。

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论《小尔雅》与《孔丛子》的关系

《小尔雅》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继《尔雅》之后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以补《尔雅》之未备与不足而著称。该书产生于汉代，后有晋代李轨所作《小尔雅略解》，到隋唐时期，《小尔雅略解》仍在流传。北宋时，有宋成《孔丛子注》，《小尔雅》出现在《孔丛子注》中，成为其中一篇，后李轨《小尔雅略解》亡佚。南宋时，宋成注释的《小尔雅》脱离《孔丛子》，单篇流传。今所见《小尔雅》诸传世单行本，皆出于北宋宋成《孔丛子注》七卷本。

略论大小雅音乐风格的审美异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现存最早的音乐文学著作。《诗经》与音乐密不可分,小雅诗篇曲式多来自民间,以简单重复、其音乐效果相对减少,大雅曲调繁富、风格宏大,其美学意蕴与音乐效果较为丰富。文章系统探究大小雅音乐风格的本质区别,着眼于音乐风格对大小雅风格的审美异同进行分析和比较。

《小尔雅》考述及辨正

《小尔雅》是继《尔雅》之后又一部按义类分篇的训诂专书,也是第一部广雅之作,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孝经类。笔者着重从《小尔雅》的源流演变、前人征引《小尔雅》的情况、《小尔雅》的真伪、作者及成书时代的考述等几方面进行探讨,认为其当是古小学遗书,对前人的考证工作予以概述,并对其中个别观点加以辨正。对于其作者的考证,在学界日趋证实,笔者认为在目前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应谨慎对待。

《大雅·崧高》《小雅·采芑》《王风·扬之水》本事探析——从周人的南方经营和周楚关系角度

周人为维护王朝统治、掠取江汉流域的青铜等材料,十分重视在南方的经营;楚人在这一区域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对周的统治和利益逐渐产生影响,因而受到周王朝的讨伐。《大雅·崧高》记载分封申国,是宣王加强南国控制的措施;《小雅·采芑》记载周人伐楚,与楚人不臣服于周且逐渐掌控汉水流域青铜运输之路有密切关系;《王风·扬之水》所载平王戍申、吕、许,应与楚人北上有关,也是周王控守整个南方区域的防御性手段。

阮籍“其源出于小雅”浅解

钟嵘在《诗品》中因其对阮籍作出"其源出于小雅"的评价,使得阮籍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空前绝后的存在。阮籍诗歌继承着《小雅》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批判精神,在艺术风格上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阮籍诗歌中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内容为《小雅》所不具备,《小雅》境界亦有阮籍诗歌所未及之神韵,二者在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褒姒灭周”故事与《诗经·小雅·正月》的性质

西周末年,周幽王黜申后、废太子以及嬖爱褒姒的行为,实际上是姬姜婚姻联盟破裂之后周王室对以申侯为中心的姜、戎政治联盟的打击;太子宜臼奔西申后在申侯支持下的自称"天王",则是申侯对周幽王权威的直接挑战,同时这也拉开了"周二王并立"的历史序幕。在这场斗争中,褒姒只是周幽王打击申侯势力的工具而已。但是,作为工具的褒姒却不可避免地成为朝臣抨击的目标。《国语·郑语》中史伯对褒姒的妖魔化,是"褒姒灭周"这个政治"讹言"的直接源头。在"周二王并立"的背景下,作为"讹言"的"褒姒灭周"论出自史官之口,从根本上会直接动摇幽王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正月》诗人才会对"讹言"的"亦孔之将"忧心不已。但是,作为"褒姒灭周"论最直接的受益人,周平王的最后胜出,让"褒姒灭周"这个曾经的政治"讹言"被认定为"真实"的历史。于是,这首旨在警戒幽王君臣当心"讹言"乱政的《正月》,最终也被解释为"知其必灭周也"的政治预言。

亚旨铜器、苏埠屯一号墓与小臣旨

传世和出土器物中有"亚醜"铭的铜器,学术界一般认为是醜族的文化遗存。这从考古上也得到了验证。殷商时期的醜族应是旨族。甲骨卜辞中"小臣旨"的得名与旨族有关。从卜辞内容看,小臣旨是实力很雄厚的军事首领,应当就是旨族之长。山东青州苏埠屯一号墓墓主人的身份、所处时代与甲骨卜辞中的小臣旨相当,其可能就是小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