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韦绚墓志》发微

韦绚为唐代中期的著名文人,唐顺宗朝宰相韦执谊之子,文学家元稹之婿,其笔记小说《刘宾客嘉话》《戎幕闲谈》流传至今。因文献记载不足,故与其有关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韦绚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家世生平、交游仕宦、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宦官擅权、朋党相争、藩镇割据的政治面貌,对研究中晚唐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隋唐河东地方家族变迁略探——以襄垣浩喆家族为例

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及石刻文献探讨北朝至隋唐潞州襄垣浩喆家族的兴衰变迁史,发现目前出土的五方浩喆家族墓志中书写的其先祖及本人官职真伪参半,其中一些较为显赫的官职多为其家族成员为炫耀家族政治地位而编造,他们实际上主要在潞州襄垣本地任职,以州、县僚佐为主,同时也有一些没有实职的版授官。这类官职虽然在中央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却为其家族在地方上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源,使他们成为襄垣地方较有势力的家族。然而其家族在文化方面的素养不高,在九品中正制取消之后,他们无法通过参加科举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其势力范围只能局限于潞州襄垣本地,难有向上发展的机会,导致其家族历史随墓志记载至唐中宗时期戛然而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家族入唐以后在政治上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虽然有证据表明唐宋时期潞州地区仍有不少浩氏聚居于此,但似乎再未有类似于浩喆家族的地方家族出现。以浩喆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从不同视角探讨隋唐废止乡长对地方家族及地方社会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隋唐乡里制度的改变导致地方家族难以有上升空间,地方社会也因此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更具限制性、封闭性,这是造成中晚唐藩镇割据局面出现的根源之一。

《刘昭墓志》所见唐代官员廉政事迹及现代启示

廉洁奉公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官吏是研究廉政文化的基本对象,唐代勤政为民、公忠奉国的官员亦具典型。其中,刘昭是唐代清正廉洁官员的缩影。细揆其墓志,可见他的廉政事迹具体有三方面表现: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严以律己、德行清明;在家风建设中,他建立起忠孝仁义、恭谨礼让的良好家风;在为官从政上,他廉洁自持,从不损公肥私、中饱私囊。其事迹为后世的廉政文化发展也提供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唐代墓志所见生活文化及文献辑考四则

基于周绍良、赵超编纂的《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新辑并考论唐代墓志所见唐人生活文化及文献辨正五则。唐人存在名与字完全相同的现象,主要是为了表示强调和尊重。唐人于亲人沦丧之际,对积善无征多所质疑,佛、道二教提供了一定抚慰作用。唐人的奉佛因缘,主要包括幼年性格、自己或家人生病、夫妻逝世、暮年淡忘尘世等。对三方涉及墨子信息的唐代墓志予以校勘,其中“暴翟”当为“墨翟”,“五墨”当为“三墨”,“黑子”当为“墨子”,主要因刻石之际形似而误。

五代墓志文“忠”观念之书写兼及唐宋间的思想转型

“忠”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与个人道德中的一种核心观念,自产生伊始就在调节国家政治、社会秩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演进,“忠”观念不断变易,发展出“单向忠诚观”“双向忠诚观”“多向忠诚观”等多种形态。五代社会在传统史传视域下是一个政治混乱、道德败坏的乱世,“忠”观念荡然无存,然而在五代墓志等出土文献之中,“忠”观念作为一种书写策略被反复提及,对墓主个人形象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忠孝”并举、“履孝资忠”等书写模式反映了特定时代下“忠”观念的变易,“罄家输公”作为墓主“忠节”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君臣间“私”关系的维系,墓志中对“忠”的书写也渐渐从忠于国事转向忠于个人。五代墓志之“忠”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五代的历史本相,有着特殊的认识价值。

墓志视阈下唐代女性理想人格中的任侠精神

唐代社会文化多元,任侠是儒释道以外的“社会潮流”。女性在推崇传统淑女贤妇的理想人格外,也呈现出对任侠精神的追求。文章以墓志记载的唐代女性为例,分析唐代女性理想人格中任侠精神产生的时代因素和多样的文化背景,探讨唐代女性刚柔兼备、扶危济困、尚义勇敢和注重主体意识的任侠精神。

《唐崔镛墓志铭》及相关问题考释

《唐崔镛墓志铭》是一方颇具史料价值的墓志。墓志详细地记述了崔镛的生平事迹、仕宦经历以及丧葬等问题。崔镛从政近30年,勤政奉公,以强干著称,在唐宣宗朝收复河湟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合墓志,补充并改正了崔镛家族世系漫漶不清的情况。通过崔镛家族墓志,发现崔镛家族从洛阳思恭坊迁至长安怀真坊,并最终定居长安通义坊。

晚唐宰相杜审权夫妻墓志考释

晚唐懿宗时期宰相杜审权夫妻墓志,详细记载了杜、李两家族望和世系情况,杜审权丰富的仕宦经历和以忠君尽职为己责的生平事迹,可以弥补和纠正传统文献的不足与讹误;其参与平定庞勋叛乱的记述可以与正史内容相互印证,充分体现出墓志的独特史料价值。

《唐元礼臣墓志》与燕然都护府等相关边疆史事考

新见《唐元礼臣墓志》对于补正唐前期有关边疆史事颇有价值。志文所记贞观六年志主奉诏出使西域,策命西域突厥可汗与贞观十四年窦州道行军总管,以及永徽六年出使册命真珠可汗等事迹,均可与史书互印互证,但多有出入。志主先后出任燕然都护府的相关事迹,为燕然都护府的始置时间及唐朝初年燕然都护府管辖的羁縻府州数提供了重要信息。志文对于补正瀚海道行军等史事及《元和姓纂》等关于北朝至唐元氏世系的相关记载亦大有裨益。

唐代碑志误释举正

在前人的唐代碑志录文中,有不少字被误释。本文选取22例加以考释,认为“■”当是“穮”字,“■”当是“拔”字,“■”当是“顧”字,“■”当是“交”字,“■”当是“牢”字,“■”当是“貳”字,“■”当是“廛”字,“■”当是“罕”字,“■”当是“烏”字,“■”当是“升”字,“■”当是“■(拜)”字,“■”当是“克”字,“■”当是“笑”字,“■”当是“互”字,“■”当是“刚”字,“■”当是“栽”字,“■”当是“去”字,“■”当是“幰”字,“■”当是“美”字,“■”当是“楚”字,“■”当是“幾”字,“■”当是“勞”字。

唐严公贶、卢淑墓志考略

严公贶为唐代中期名臣严震之子、严公弼之弟,卢淑为严公弼之妻。严公贶墓志由时年71岁的柳公权撰文并书丹,是研究柳公权晚年书法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墓志内容补充了严公贶生卒年份、仕宦经历等信息,完善了严氏家族谱系。卢淑墓志由唐款撰文、严公贶书丹。两方墓志所载信息,有助于探讨冯翊严氏、范阳卢氏、河东柳氏等家族世系及其姻亲关系,也为寻找冯翊严氏家族其他成员的葬地提供了线索。

陕西西安长安区唐严公贶、卢淑墓发掘简报

2022年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长安区凤林北路东延伸段发掘了3座唐墓,出土陶俑、塔式罐、墓志等随葬品15件。根据墓志可知,M1墓主为卢淑,M2墓主为严公贶。严公贶为唐代中期名臣严震之子、严公弼之弟,官至通议大夫、左散骑常侍;卢淑为严公弼之妻。严公贶墓志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丹,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

陕西西安东郊西等驾坡唐墓发掘简报

2021年9月至2022年4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更新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雁塔区西等驾坡村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唐墓两百余座,8座出土墓志的墓葬年代明确,为研究唐中晚期中小型墓葬提供了新资料。

《陕西新见唐朝墓志》校读三题

刊布新碑志材料,准确释文是关键,尤其要解决好残泐字、讹俗字、理据未明字等疑难文字问题。《陕西新见唐朝墓志》著录近年陕西关中地区新见唐志223通,图、文对应,整理质量较高。但文字缺误现象依然存在,考补可识而未释文字5条,校正误释文字4条,纠正志石误刻文字3条。此项工作旨在尽可能还原志铭本来面貌,以便有效发挥这批新资料应有的学术和研究价值,更好服务于地方文化及相关文史研究。

唐唐元封墓志考释

201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灞桥区新筑街道新寺村三义庄发掘了一座唐代墓葬,虽遭严重盗扰,但尚存墓志1合。该墓为唐元封及夫人李氏的合葬墓。墓志记载了其生卒籍贯、仕宦功绩、婚姻子息、葬地等相关情况,可补史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唐《高远望墓志》考释

高远望是高句丽建安州都督的后裔,也是活动于玄宗时期辽西走廊的高句丽遗民。《高远望墓志》记载了他的一生,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唐朝东北边疆治理的重要信息。将《高远望墓志》与相关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结合,对高远望的家族世系、家族仕宦情况,高远望在边地的军政活动、死后归葬等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玄宗时期高句丽遗民的生活状况,进而展现玄宗时期唐朝东北边疆的局势与军事制度。

贞石诠墨:唐代墓志所见墨学流传考论

唐代墓志是墨学研究领域无人问津的文献渊薮之一。基于墨学史视域,以“贞石诠墨”的方式,进一步考察和完善墨学在唐代的流传方式及其内涵。就唐代墓志所见,墨学在唐代的流传主要包括“儒墨”连称、“班墨”“杨墨”“庄墨”并举,承应《史记》“善守御,为节用”之评,倡“尚贤”之风,化用墨子典故,以及比较墨学与儒道释三教的关系等多种方式。在这些方式的背后,体现了唐人对于文化传统的继承、融合和发展。对于当下墨学研究的深化具有一定意义。

汉唐碑志与《韩诗》传承史新证

碑志作为记录士人、家族、要事等内容的载体,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由汉儒韩婴开创的《韩诗》学派是汉代《诗经》学的重要参与者,但亡佚于两宋之交。清代以降,不少学人曾以史书记载为依据,对传习《韩诗》的学者谱系进行重构,收获颇丰。但由于缺乏对碑志文献的利用,前贤构建的《韩诗》学者谱系尚有遗珠。以20世纪出土的两片汉碑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两帧唐碑拓本为据,可补充孟琼、渡君、颜钦、田琬四位前人未考出的《韩诗》学者。同时,与这些学者相关的史料,又可以有效弥补传世史书的罅漏,对《韩诗》学术史尘封已久的若干重要环节作出新的解释。

汉唐之际安定皇甫氏谱系的书写与重构——以谱书、墓志为中心

安定皇甫氏,作为中古颇具影响力的次等士族,因其汉代的家族谱系记载含糊,加上相关考辨不足,造成学界对此认知存在诸多误解。笔者通过比勘正史、谱牒及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重订该家族的汉代世系,发现其谱系存在着大量的不实与虚构,其远祖皇甫鸾为东汉光武帝时期而非西汉武帝时期人,该家族的迁徙实为受“楚王狱”牵连下的远徙。安定皇甫氏谱系实由后世不断层累而成,相较于高等士族,具有追溯对象集中但完成进度更为缓慢的特点。从北朝的“攀附前贤”,到隋唐以降的“重构先世”,其谱系的虚化当与该家族政治地位上升后的现实需求不无关联。

新见唐《鹿裕墓志》考释

唐《鹿裕墓志》记述了志主自曾祖鹿悆以下各代人物的官爵信息,与传世文献和隋《鹿善墓志》相互印证,且多有补充。墓志较多记载鹿裕祖父鹿[僧]晓在北周的官爵,及本人从北周入仕经隋至唐初五十余年间的仕履经历,不仅补充了《元和姓纂》的缺漏,也反映了中古时期济阴鹿氏家族爵位由“定陶侯”向“河内公”转变,再回归到“定陶公”的历程。墓志所见鹿裕家族与李唐皇室联姻及其卒葬地信息,反映了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济阴鹿氏成员实际籍贯变动与其家族记忆中郡望的书写差异。传世文献记载济阴鹿氏家族谱系在唐初鹿裕之后突然中断,令人费解。《鹿裕墓志》的发现则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即墓志通篇都没有提到鹿裕子嗣的任何信息,或许反映了济阴鹿氏家族后嗣稀少甚至断绝的情况,这可能是该家族在入唐后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