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盐州之战探析

吐蕃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大举进攻唐朝的盐州城,是唐朝和吐蕃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该事件的爆发既同唐朝和吐蕃实力此消彼长、各自内外环境变化、双方争夺“唐先王旧封”之地等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又受灵盐地区的地缘政治、军事地理格局、民族地理分布等具体因素的驱动。吐蕃大军由长乐州(今宁夏大罗山周边区域)大营北行,攻克唐灵州温池县城(今宁夏盐池县冯记沟乡老盐池村),再向东北行经今铁柱泉、哈巴湖一带,直抵盐州城(今陕西省定边县红柳沟镇沙场子古城)。唐朝军队和吐蕃大军在盐州城鏖战二十七日,史敬奉由灵州出兵,沿灵盐台地长途隐秘行军,袭击吐蕃军后翼,扭转战局。战后,唐朝通过完善盐州城防体系、改善驻军装备、增筑六座军防城等举措加强盐夏防务,改变区域军事地理格局,遏阻吐蕃东进。

长安出土《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考释

《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出土于长安昭陵,为李思摩妻子延陁氏的墓志。延陁氏乃薛延陀部族酋长之胄,后嫁于突厥可汗所出阿史那思摩。630年,延陁氏随思摩降唐,被安置在夏州一带,在故定襄城、长安等处亦有居所。作为突厥可汗的夫人,延陁氏亲历了隋末至唐初漠北地区的风云变幻,见证了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兴衰更替,这些内容在《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中多有反映,可与《李思摩墓志》相表里。该墓志为深入研究薛延陀部族的历史和贞观时期的北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

夏州拓跋部的几个问题——新出土唐五代宋初夏州拓跋政权墓志铭考释

近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发现了一批唐五代宋初时期夏州拓跋政权墓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们在记述这一时期拓跋政权事迹过程中,保存了珍贵的史料。本文从拓跋政权中的汉人士大夫与汉化问题、拓跋家族的婚姻关系、拓跋部的族属问题三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址(统万城)的调查事由

对今陕西省靖边县北部统万城遗址的最早调查,一般论述是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怀远县知县何丙勋受榆林知府徐松的指派,前往县内西北境寻找夏州城故址,踏勘后确定今统万城遗址即是。经对道光年间榆林人杨江撰《河套图考》提供线索的核查,再据何丙勋调查内容同《榆林府志》记述内容之间的关联性,现推定何丙勋的调查发生在《榆林府志》成书的1841年秋季之前,最有可能是在1841年上半年,榆林府方面的指派人则为知府李熙龄。李熙龄纂辑《榆林府志》中急于解决夏州城故址、怀远县水道两个问题,构成怀远知县前往境西调查的动因,调查后形成的"禀稿"呈送给李熙龄,著作权属于何丙勋。1844年徐松方出任榆林知府,何丙勋又将"禀稿"呈送徐松,时间是为道光二十五年。

开封宋代繁塔夏州李光文题刻考述

河南省开封市宋代繁塔内保存的夏州党项李光文题刻虽然只有13个字,但这是目前发现夏州党项上层人物在宋都开封活动和信奉佛教的唯一实物资料,补充了正史资料的缺失;该题刻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无专门研究。该文通过梳理李光文生平事迹以及任职履历,可知李光文可能于宋开宝七年(974)四月至九年(976)十月到开封繁塔捐施财物。经考证,该题刻对宋初夏州党项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欧阳修《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诗考辨——兼辨两人相识的时地

欧阳修《戏答元珍》一诗广被人口,而两人的相识时地和交往经过却鲜有人道及。周必大刻本《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认为两人的相识时地为景祐元年(1034)的京师。依苏武《书欧阳公黄牛庙诗后》转述欧公晚年之语,两人本为“同年”进士,相识更在景祐元年之前。本文经考证认为,《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诗题有误,此诗实则是送朱处仁的。苏轼此文可证欧公晚年记忆之误。两人在景祐三年十月末始相识,地点在峡州夷陵县。

论西夏立国及其在中外历史上的地位

西夏王国是由党项贵族建立的,从夏州政权到西夏立国,经过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人的艰苦创业,政治经济文化均有所发展,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研究

《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记载了定难军文职僚佐何公的仕宦经历,以及何公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的官衔、姓名。将《何公墓志》与《何德璘墓志》相比对,作为夏州医学世家和定难军御史世家的何氏家族的生平事迹得以展现。《何公墓志》还为我们研究五代、宋初夏州定难军民族构成及其职官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浅析环境的变迁对党项政权都城选择的影响

党项政权在其存在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迁都,每次迁都均对其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环境变化是推动党项政权迁都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夏州、灵州曾先后做过党项政权的政治中心,但由于长时期的人为活动和环境演变,这里已经不适合作为党项政权生存、发展的基地。在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党项人将都城迁往宁夏平原。

宇文泰接任贺拔岳集团军权之原因新探

宇文泰称霸关陇肇始于其接任贺拔岳集团之军权,学界就宇文泰接任贺拔岳军权原因的讨论,形成了武川豪帅共同支持说、夏州地利之便说,以及贺拔胜放弃军权说等几种观点。贺拔岳余部推举新帅的过程中,曾出现诸将一致推选寇洛、李虎力主南迎贺拔胜,以及部分人主张禀告魏廷等几种不同的意见,分歧的背后反映出贺拔岳余部中武川豪帅、非武川籍北镇豪帅,以及关西大行台僚佐等各派势力通过推举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代理人进行权力角逐,最终实现各自的政治诉求;同时表明宇文泰起初并未获得贺拔岳余部的一致拥护,更不具备无可比拟的个人威望。当孝武帝、高欢、贺拔胜等外部势力介入军权交接,贺拔岳余部面临被收编之际,宇文泰凭借其武川豪帅的家族背景,以及他曾与关陇土著雷绍、吕思礼等人共事的任官履历,成为贺拔岳余部搁置分歧、协调各方利益、维护集团整体利益的合适人选;在陆通、韩褒、蔡祐等夏州群僚献言献策以及积极配合下,宇文泰及时平定夏州之乱,扫清前赴平凉前线的最后障碍,最终实现了接掌贺拔岳余部军权的目的。

唐代夏州城通往丰州区域的道路考述

唐代夏州城通往丰州地区的道路是内地与北部边疆交通干线的组成部分。由于时过境迁,特别是库布齐沙漠、毛鸟素沙地的扩散而引起地貌变迁,致使夏(州)丰(州)古道的位置与走向在长时期未能探明。透过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综合研讨,考证夏丰古道的三个区段——夏州城至乌那水、乌那水至宁远镇、屯根水至古长城三段所经历唐代重要地名之所在,从而复原出该古道的具体地理位置与基本走向。这就奠定了深入探索唐代北部边疆交通道路网络的坚实基础。

“夏州”小考——兼谈包山楚简“路”的性质

本文首先厘清了《左传》与《战国策》所记楚国"夏州"的各自性质,指出前者会"夏人之州"意,即由被俘至楚的中原陈人组成的一种人口编制,后者为地名,在楚东境的杞国故地,今安徽泗县城关一带;然后就包山简文所记"路"的性质略加讨论,疑其是为安置灭于楚的列国遗族而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