踔厉西垂:早期秦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对策和建议——以西汉水上游考古发现为例

西汉水上游早期秦文化资源丰厚,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和鲜明的原初性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该区域大量早期秦文化资源的发现和积累,开启了早秦文化遗存研究保护与利用的新纪元,取得了很多工作实绩,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针对目前状况,必须采取务实性措施在宣传展示、品牌打造、学术研究等方面扎实推进,以提升早期秦文化作为陇南乃至甘肃历史文化名片形象和中华文明起源一分子的标志性地位,突出其厚重的文化品位和深刻内涵,踔厉奋进、守正创新,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强大支持。

嬴秦西迁历史探微

在关于嬴秦西迁问题的讨论中,现有研究争论颇大,仅西迁次数就有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等不同的看法;至于西迁的路线和目的地,除了大家公认最终落脚天水地区之外,对此前西迁的各次路线与地点看法亦各不相同。依据文献和民俗资料,结合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和新材料,立足先秦史的长时段和大视野进行整体考察,发现嬴秦的西迁先后共有五次,分别发生于帝尧时期、夏初、夏末商初、商末周初和周公东征时。嬴秦如此漫长而多次的西迁活动,既是与其发展和部族命运、生存空间相交织的复杂过程,又是与夏商周政权演变、周秦关系等多因素互动的结果,对先秦时期的历史发展走向和民族演变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祁韵士《西陲竹枝词》中的国家认同感

以诗言志、以文记事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而竹枝词则聚合两者功能,广为传承。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完美地结合了诗的"志"和文的"事"功能,作为一名西域文明的热爱者和研究者,他以竹枝词的形式描绘了西域的史地风貌和民俗风情,从历史认同感、空间一体感,以及对西域民情风俗的认同感三方面来表达他对西域的认同。

西垂盐井源起新考

西垂盐井文化是秦早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垂盐井的源起长期停留在民间神话传说层面,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整理了西垂(今甘肃省礼县)一带关于盐井源起的神话传说,并对其进行甄别和探究后认为,最早发现西垂盐井的应是秦早期在此牧马的秦人先民。

秦人西迁“西垂”的动因

《史记.秦本纪》中有两处关于秦先祖“在西戎,保西垂”的记载,关于“西垂”所指,学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认识,对于秦人活动于甘肃东部地区的时间及原因的认识也不相同。通过文献分析和考古工作证实,秦先祖是商代晚期归周后,随先周文化向外扩张,与周人一道进入甘肃东部地区,为周人“保西垂”。

尊崇与羁绊:西陲“盐婆婆”神崇拜的二元对立

尊崇女性盐神的区域目前只有云南省德宏州(阿昌族)和甘肃省礼县(古称西陲)。早期秦文化是西陲"盐婆婆"神崇拜习俗最原始的文化基因,当地民众在崇拜"盐婆婆"神的同时,基于生存层面的现实性需要对其又进行规束和监管,表现为尊崇与羁绊的二元对立。

“西邑”衰落原因试析

甘肃陇南西汉水上流游的西垂(又名犬丘或西犬丘),是嬴秦祖先的发祥地和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一座古城。但此城从魏晋以后迅速衰落。本文对西垂从繁盛到衰落的原因 ,从不同层面作了全方位的探讨。

西垂小考

《史记》中“西垂”一词究竟是泛称还是专名 ,历来争论不休。该文考查了“西垂”的历史沿革 ,指出该词存在一个由泛称到专名的演变过程 ,并且探讨了作为专名的“西垂”的具体位置。

陇南盐官盐业考

甘肃省盐官镇因产盐而得名,亦因产盐而闻名。自秦设西县、汉置盐官对其进行管理以来,盐官便一直是整个天水、陇南地区主要的食盐供应中心。盐官盐业历代皆有记载,史不绝书。盐官盐业生产为官营盐业,历代均对其加强监管,至宋代因产盐量之高而闻名天下。盐官位于茶马古道南北线及丝绸之路关中—天水一路三线交汇之处,盐业的发展为西北最大骡马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对盐官镇历代盐业之形成与发展、生产与销售、价值与影响作一翔实考述,以期有裨益于这一领域之研究。

敦煌学草创时期刊布的敦煌文献资料价值试论——以《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为例

在敦煌学发展初期,以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曾经辑录、影印、摹写、出版了大量的敦煌文献资料,但这些资料在今日的敦煌学术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与挖掘,《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便是其中的典型。罗振玉曾将自己收藏的敦煌残卷辑入《丛残》,这些残卷在罗氏逝世后分批散出,其中的一大部分后来陆续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地。《丛残》中影印的写卷旧图不仅可以校正上述馆藏地最新公开的图版、叙录中存在的疏失,而且为辨明写卷原貌、窥探残卷流散情况提供了珍贵的样本与独特的视角。同时,《丛残》等早期图版资料囿于客观的技术局限与主观的陈旧观念,存在边缘失真、摹写、保留单面等问题,提醒我们应综合利用同一写卷在不同时期的新旧图版,加强对早期文献资料的参考借鉴与吸收利用。

李云麟与左宗棠关系考

李云麟为晚清时期一位名士,才识兼具,为左宗棠等诸名流所赏识。左宗棠督师西北后,将其调赴军营协助西征事宜,李云麟在收复新疆和办理中俄交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李、左个性都较为刚烈,彼此难以含容,加之在收复新疆的战略方针和新疆建省问题上政见分歧甚大,故二人关系迅速恶化。对李、左二人关系由正常到交恶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考述,并从性格因素和政见相左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交恶原因,进而揭示满、汉官员在新疆问题上的权力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