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与钱钟书:文学通论——兼谈钱钟书理论的潜体系

论文比较的对象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钱钟书的《谈艺录》,以及钱氏1946年36岁或以前完成的其它文学论著。文章依据《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从"原道"到"隐秀",作刘、钱文论的比较,对二人论比喻和论言外之意着墨较多。二人"打通"复"圆览",直探文学的核心。论文通过对若干文论概念(或范畴)的比较,说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古学今学道术未裂,"大同诗学"(commonpoetics)可以成立。有论者谓钱氏的《谈艺录》(以及《管锥编》)都属札记式书写,缺乏体系,而有微词。论文指出,钱氏固然有其具备体系的文论篇章,其《谈艺录》(以及《管锥编》)自有其"潜"体系或"钱"体系;钱学学者就钱著作内容加以分类、整理、建构,当可形成"显"体系。

《文心雕龙》对《史记》创作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文体论各篇论述了各类文体的写作问题,其中《史传》一篇专论史传文体的写作,评析了包括《史记》在内的历史上重要史传著作的得失优劣。在《史传》中,刘勰认同《史记》以孔子修《春秋》为楷模与范式的创作宗旨,肯定了司马迁富于辩证性与整体性的"变"与"通"的历史观,同时从经学立场出发对司马迁"反经爱奇"的思想倾向提出责难。刘勰对《史记》的评价,让我们了解到刘勰与司马迁在历史观念、史学思想上的异同。

钱锺书“意象”说献疑

钱锺书先生(包括敏泽先生 )有关“意象”的某些观点似存疑点。首先,《文心雕龙·神思》里的“意象”两字,并非是“意”的偶词,其内在蕴涵包含了“意”(主体情意)和“象”(客观物象)。其次,“意象”作为一个组词,并非是由刘勰第一次提出来的,它实际上首次出现在王充《论衡·乱龙》中。另外,明前后七子与唐人诗学理论中所用的“意象”,两者的美学蕴涵相同,都是指审美情感性意象。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黔诗纪略补》之“补”的意义——以谢士章诗为例

《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是贵州诗歌总集的集大成之作,附于《后编》之后的《黔诗纪略补》属"黔诗纪略"系列之三,它收录了未见于《黔诗纪略》的明代诗人谢士章的诗歌六十八首。谢士章复杂的身世、诗作曾遭禁毁的客观事实以及其在诗歌创作上的较高成就决定《黔诗纪略补》作为一部辑补性质的总集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刘勰的史学观——以《史传》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为中心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从分析《史记》体例入手,高度评价《史记》“虽殊古式,而得事序”,反映出其撰史“得事序”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刘勰认同我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称赞了司马迁《史记》的“实录无隐”,并从理论上将其上升为撰史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刘勰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主张“依经”、“附圣”、“尊贤隐讳”,这又使他的“直笔”原则大打折扣。

钱锺书批评《文心雕龙》的三个特色及价值

“龙学”与“钱学”均为跨世纪显学,但钱锺书对《文心雕龙》的批评却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钱锺书十分重视《文心雕龙》,但并没有像其他“龙学”家那样一味赞扬,而是站在贯通中西古今文论的高度去审视,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出《文心雕龙》的价值,发展其理论,衡量其得失。特别是,钱锺书以“打通中西”的方法,对《文心雕龙》固有特点的挖掘;在“非体系”理论指导下,对《文心雕龙》“片段思想”价值的发现;从文学修辞视域,对《文心雕龙》修辞论的阐扬;这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钱锺书批评《文心雕龙》的特色,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可以说,钱锺书对《文心雕龙》的批评,不仅极大地彰显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在20世纪“龙学”史上具有经典性,更为21世纪“龙学”的发展开拓了思路。

汉魏屈原论争背后的文化逻辑

汉魏时期,学者们出于各人不同的立场和时代观念,对屈原的评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即选取有代表性的学者如贾谊、司马迁、扬雄、王逸、刘勰等人的观点分为三类。透过屈原评论由极度的推崇转向贬责、再到中和的赞赏这一曲折转变,看汉魏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以及在时代大观念下,文学理论受到的影响。

钱钟书论谢赫“六法”及相关争议评析

"六法"是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极其重要的绘画标准,而后学者钱钟书站在语义角度,采用"以经解经"的阐释方法对"六法"重新进行了"二二式"断句,由此即引起学术界对于"六法"断句和原义的考证热潮。国内学术界遂分持两派,赞成的一派或立论于"六法"的字义辨析以及《古画品录》中的品评,认为其断句符合谢赫原义,使得"六法"的含义更为准确和周延;反对的一派则认为钱钟书的断句不符合历代文献的记载,并且使得"六法"原有的美学含义被抽失,割裂了"六法"间的联系。因此结合各家对钱钟书"六法"断句论的辨析来进一步了解"六法"这一艺术概念的具体内涵就十分必要,这对当下艺术史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湖山唱和集》考述及其诗歌创作

《湖山唱和集》是谢迁、冯兰二人后半生友情的生动见证。正德元年,自谢迁致仕赋闲后,二人优游于林壑汝湖、宴饮于杏山之麓,摹写风物的明净可喜,恣意书写躬耕生活和田园之乐,同时带动了一大批同寅、同年和同乡士人吟咏其间,促进了“泗门”诗坛的兴起和繁荣。甬上地区自明初以来怡老结社颇为兴盛,自谢、冯后,在当地承继二老联句唱和,前后踵继、代代相传,不仅促进了余姚泗门诗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繁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成化、正德年间雅集风气的下移,即从庙堂走向江湖、从馆阁走向山林,从而推动了地域诗坛的崛起。

清华简《系年》与“西虢东迁”相关问题考论

清华简《系年》中保存了诸多关于两周之际史事的记载,据简文所载,西周灭亡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这为重新认识两周之际的政局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更对考察"西虢东迁"的确切时间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西虢东迁的时间应远早于周平王东迁,虢仲与虢季在西周晚期以来的政局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钱锺书翻译思想中有“矛盾”?——与《钱锺书翻译思想中的矛盾》一文作者商榷

《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6月27日载有《钱锺书翻译思想中的矛盾》一文,其中指出钱锺书"在译者的隐身与现身问题上的态度存在着矛盾"。经考察,上述"矛盾"并不成立。具体而言,说钱锺书延续了"原文至上"及"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等传统译学观是真,而说其"一而再、再而三"地"肯定和推崇"林译则言过其实。文章认为,"忠实"与"现身"并不必然二元对立,实现"忠实"下的"现身"并非不可能。

钱锺书评点《文心雕龙》辑录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论的经典之作。学术大师钱锺书先生对刘勰和《文心雕龙》虽无专文进行研讨,但在其《管锥编》、《谈艺录》等谈文论艺类著作中却随机发表过很多重要的见解和精彩的点评,表现出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眼光。这些点评或征引,从鉴赏品味语言艺术的角度出发,深入体察前人为文之用心,抉隐钩沉,细大不捐,从艺术观点,到文句字词,勿论褒贬,多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为我们留下了极有价值的研究资料。研究《文心雕龙》和中国文论,不应忽视钱先生的意见。认真阅读他的这些精到评骘,不仅可以释疑解惑,加深对《文心雕龙》原著的理解,还可受到治学方法的启示,有利于将龙学研究引向深入。因而辑录其有关《文心雕龙》的点评和征引,以供龙学研究之参考,应该有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