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翻译与传播

译介学是中国学者谢天振原创的翻译学理论,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也是当代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本文尝试以译介学理论为视角,探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如何跻身世界文学、如何提升中国文学在美国及国际的影响力。

译介学与翻译学:创始人与倡导者——谢天振教授访谈录

本文是对著名学者谢天振教授的访谈,话题涉及译介学及翻译学学科建设多个方面。谢教授期待时代语境的新变化能够促使中国翻译研究取得新突破,他主张:学科建设不能搞"大跃进",学术研究需要积极营造自由论争的学术氛围,要注意引导学生培养三大意识:即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创新意识。谢教授还非常坦率地谈及其两大学术研究的遗憾:一是其"翻译文学史"类著作未能真正达到其提出的"翻译文学史"的理想设想;二在传播中国学术包括其自己的学术成果向外"走向世界"方面做得很不够。这也深含谢教授对年轻学者的殷殷期盼与嘱托,期望学界很好加以弥补。

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看《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

查明建、谢天振编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以翔实的史料、清晰的脉络为读者展示了一幅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全景图。在探讨文化语境对不同时期文学翻译活动影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贯穿著作始终,对于读者系统、科学地了解20世纪文学翻译活动大有裨益。

基于中国问题,推动国际译学“描述/系统”范式的新发展——译介学外译理论评述与再思

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外译理论作为译介学研究的后期成果,在翻译学界尚未得到充分的评述和利用。本文首先详细回顾了译介学外译理论的酝酿、建构以及与译介学整体框架相融合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学术定义。其次,通过对译介学研究进行范式谱系溯源,并综述其所属的国际译学“描述/系统”范式此前对于各国“译出问题”的探讨,凸显和阐明了译介学外译理论对于国际译学相应领域的推动和拓展。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译介学外译理论的学术贡献、适用范围与路径,以及需要厘清的问题和未来提升空间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与再思,以期翻译研究界能更为恰切、准确地认识和运用这一理论资源。

译介学生成与发展逻辑

基于比较文学理论建构的译介学,从其发轫就以“翻译”作为它的核心研究对象,将翻译放置于宏大的跨文化、跨学科的语境中进行审视。在其发展进程中,译介学逐渐将其研究视角从比较文学、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史研究向文化翻译、翻译服务、翻译学科建设等议题拓展,不仅开拓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全球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视角,也为翻译研究展现了新的发展空间。从翻译研究学科发展的视角对它进行系统反思与未来展望,挖掘其中的生成与发展逻辑,对于推动我国新时代译学话语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译入到译出:谢天振的译介学与海外汉学研究

谢天振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翻译学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本文从他的学术贡献以及谢天振先生后期在翻译学上从“译入研究”转向“译出研究”的转变,探讨其翻译理论的延续和变化。他后期的学术转变与海外汉学的研究有着直接关系。他对“译出”的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论的建设。鉴于海外汉学研究是一个广阔的学术领域,这里既有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也有对中国文史的翻译研究,知识性的传播与“变异性”的“误读”翻译共存,由此,建立在对文学文本翻译基础上的译介学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从整体上处理海外汉学译著中的知识性问题与文学性问题的翻译,如何在依据中文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不再跟随以西西互译翻译实践为基础的西方翻译理论,开拓出真正属于中国学术界创造的翻译理论,这是谢天振先生留给我们的重大学术遗产。

重写翻译史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谢天振就提出重写翻译史的说法,可惜外文和中文两界都未曾注意。1991年在加拿大接触到1970年代以来的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谢天振如虎添翼。此后谢天振重视介绍西方翻译理论,并致力于翻译史研究。无论在翻译史研究方法和写作模式上,还是在具体观点及史料积累上,谢天振都有诸多创新和贡献。笔者追随谢天振的研究,不过在理论入径上略有不同,在翻译的接受影响研究以及港台翻译研究上,笔者都响应了谢天振的思路,并得到了他的支持。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再识--兼论谢天振的比较文学研究特色

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已故中国学者谢天振的比较文学研究就是从翻译学的角度切入,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广泛阅读了大量国外的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文献后,发现这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于是自创了“译介学”这门独具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分支学科,旨在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一国文学通过翻译的中介在他国的接受和传播效果。谢天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研究翻译现象,不同于那些基于语言文字层面上的对比和对应式的翻译研究,而是更加注重翻译过来的译文在另一语境的接受效果和传播效应。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他又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进入比较文学研究,给后者带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通过这样的个案研究,作者认为,越是具有独特风格的译者越是试图在译文中彰显其主体意识,因为文学翻译毕竟是一门再创造的艺术。优秀的译作应与原作具有同等的价值,因而应受到学术共同体的同样尊重。

钱锺书翻译思想中有“矛盾”?——与《钱锺书翻译思想中的矛盾》一文作者商榷

《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6月27日载有《钱锺书翻译思想中的矛盾》一文,其中指出钱锺书"在译者的隐身与现身问题上的态度存在着矛盾"。经考察,上述"矛盾"并不成立。具体而言,说钱锺书延续了"原文至上"及"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等传统译学观是真,而说其"一而再、再而三"地"肯定和推崇"林译则言过其实。文章认为,"忠实"与"现身"并不必然二元对立,实现"忠实"下的"现身"并非不可能。

译介学研究:令人服膺的中国声音——从学科史视角重读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集

本文从学科史视角重读谢天振教授《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集,以揭示译介学研究在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一、中国翻译学科得以真正建立的关键,在于方法论意识的确立和有效范式的引入,就这一过程而言,译介学研究在国内译学界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谢天振和廖七一、王东风等先行者一起,最早引导国内翻译学者认识到描述性研究和纯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为翻译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学理基础。二、译介学研究展现了从比较文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全新路径,引导国内翻译学者发现和探讨了许多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却长期被忽视的翻译和文学现象。这极大地增强了翻译研究对重要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力,促成了翻译学科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三、谢天振教授和佐哈尔、图里、勒菲弗尔等国外同行一起,走在"系统/描述"范式的行列中,各自独立发展出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翻译研究体系,发出了令各国学者服膺的声音。译介学研究融汇了"翻译研究派"的方法论,却能强有力地解释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翻译文化现象。这对于一味推崇"中国特色翻译学"而拒斥西方翻译理论的认识误区,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评谢天振《译介学导论》

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创造性叛逆”的跨国旅行与内涵变迁——对比较文学译介学一个经典术语的考察

"创造性叛逆"曾引发了诸多讨论,然而从学术史角度梳理此一术语的来龙去脉的文章还未出现。本文聚焦其在原语境中的复杂内涵,对其在不同学科语境中的内涵转变做出分析。研究发现"创造性叛逆"从法语trahison créatrice到日语"創造的裏切り",再到中文"创造性叛逆",内涵上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它在埃斯卡皮那里主要指读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与原作者意图不一致的理解。到了大冢幸男和韦斯坦因那里,它被阐释为译者的翻译过程。谢天振接过这一术语后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将其引介到翻译界,使之成为了热门术语。"创造性叛逆"在不同语境中的内涵变迁及所引发的争论,典型地说明了其被"创造性叛逆"地接受的事实。这一事实为我们深入认识翻译和跨文化交际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为我们重新审视译介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