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时相RSEI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以新民市为例

以辽宁省新民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14年、2017年、2020年的相近月份(5—6月)Landsat 8 OLI_TRIS数据,提取4个生态因子[绿度(NDVI)、湿度(WET)、干度(NDBSI)、热度(LST)],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遥感生态指数(RSEI),对研究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14年、2017年、2020年新民市RSEI的均值分别为0.397、0.348、0.506,呈先降后升的趋势。2014—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差和较差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北区域,面积占比由62.5%降至33.2%;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较好和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南区域,面积占比呈明显的先降低后升高趋势,由21.3%先下降到18.4%后上升到37.0%。4个因子中绿度和湿度对生态环境质量起到正面作用,其中湿度的正面影响较为显著;干度和热度起到负面作用,其中干度的负影响较为显著。

“新民”与“庶民”--新文化运动的“梁启超问题”

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之为问题,起于清帝国的危机,更起于王朝政治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危机,它在逻辑上未必完全包含在新文化运动之内。梁启超的"新民说"试图在调和儒家和西学的基础上,对民主问题(或民治问题、民权问题)有所回应。通过对梁启超与《新青年》真实而复杂历史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探索儒学的"新民"政治传统与《新青年》发皇的"庶民"或者人民政治传统达到一种既相互限制、又相互激发的思想可能性。同时,本文将适度展开新文化运动之前儒家之不同脉络对于"新民"解释的分歧,试图在丰富的儒家政治学说中,找到回应梁启超问题的契机,期待重新激活丰富的儒家政治学说传统,为人民政治传统再次奠基。

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得以迅速传播,是与新民学会的努力分不开的。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通过各种渠道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通过创办刊物、成立进步团体、开办文化书社、创办新式学堂,以及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开去,使马克思主义在湖南这片热土上扎下根,开花结果,使湖南成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有成效、也最富有朝气的省分。

韩新民教授治疗儿童多动症验案3则

韩新民教授长期从事儿科临床工作,治疗小儿疑难杂症经验丰富,尤对儿童多动症及抽动症体会颇多。现撷取韩新民治疗儿童多动症3则以飨读者。

试论新民学会会员的婚姻家庭观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学会会员们，在婚姻家庭方面提出了一些既顺应时代潮流又独具特色的婚姻家庭观。不仅如此，更为可贵的是，有些会员在实践中无所畏惧地力行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和做法，在当时对于打破守旧、克服愚昧、解放人心等都起了极为量要的作用。

“科学”的维度: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中的政治考量——围绕《新民丛报》的考察

20世纪初年,中国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新民丛报》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报回应。参与各方均欲以"科学"为标准振兴中学。由于夹杂着不同的政治理想,他们表现出对"科学"概念不同程度的迎拒取舍,以及在"智"与"德"之间反复的斟酌与考量。由此表明,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与政治变革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整体,"科学"概念在理解与运用中的差异,反映了现实语境下学术思想向政治层面延伸与渗透的必然性与多样性,也折射出不同救国理念背后,近代学人无分轩轾的爱国主义情怀。

梁启超新民思想再论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系统、完整地提出新民思想的第一人。他杂采中西道德,强调教育新民,意欲塑造一代资产阶级新型国民。但由于他没有把变革封建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制度与新民结合起来,因此未能造就中国之新民,并最终向旧传统复归。

王阳明、王船山《大学》诠释的比较研究——以新民和格物致知诠释为中心

王阳明"亲民"说和对朱子"格物穷理"说的批评,成为王船山反对、批判王学的最显著的靶标。两位学者在《大学》新民(亲民)和格物致知问题上的分歧和差异,由此展现船山对阳明心学的批判和指斥。

论李大钊的新民观

李大钊的前期新民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承继和发展，后期（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用唯物史观重新审视国民性改造问题，提出了“物心两面”改造的全新新民途径．但因忽视了生产力这一最终动因，其新民说带有一定的空想色彩．

改良派与革命派关于法国大革命与自由的争论——以《新民丛报》与《民报》为中心

法国大革命期间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成为法国人一种美好的向往,也给世界各国人民树立了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一个典范,但是法国大革命又带来了沉重的惨祸,杀人流血事件层出不穷,这又使世界各国人民担惊受怕。在中国,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了关于法国大革命与自由的争论,它们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能否进行革命实现自由。这场争论使人们看到了出发点不同导致了思考问题的思路的不同。

试论《新民丛报》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地位

《新民丛报》是近代中国介绍和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重要刊物 ,它在把握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方向 ,推进近代文化向前发展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新民丛报》虽然在启蒙宣传上还存在着不足 ,但它毕竟给当时封闭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新理论和新文化 ,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新学术 ,做了前人和同时代人没有做或做得不够的事情 ,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

郭新民诗的艺术特征

郭新民的诗,委婉细腻,淡雅清新,独特新奇。其诗含蓄的基调随处可见,以隐曲暗示的手法演绎对人生的思考,生命的诠释,表现了曲尽其妙的含蓄美;无论写人、写物、写景,都给人以出人意表的新奇美;其诗气韵天成,淳朴自然,给人以清水芙蓉的自然美。

《新民丛报》创办动机与梁启超的近代国家思想

对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的重要杂志《新民丛报》的创办动机做出新解,由此探究1898年梁启超赴日以后的思想变化及与保皇党、革命派之间的疏离与交往。《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创办"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的"国报"理念的具体实践。在该报中,梁启超构建了一套以"国家公利公益"为最高价值的国家与国民一体的近代政治伦理。在此思想之下,梁启超意欲突破保皇会的思想与组织限度,超越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界限,将两党融为一体。反映出戊戌维新失败后,改良派与革命派曾一度试图合作共同探索救国之路的现实境况。

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弃旧图新另办报刊原因探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两份对当时及后来社会影响很大的报刊——《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但前者主张"保皇",后者主张"维新国民",宗旨有很大的改变。对于两报的更替,学界多认为是火灾导致《清议报》停刊,梁便另办《新民丛报》,却未注意到两报之间的联系与变化。《新民丛报》是在《清议报》遭到清廷严禁与保皇会声誉受损且经费缺乏的客观条件下,梁启超"国民国家"思想成熟之际,与其师康有为产生分歧并欲摆脱《清议报》的束缚而创办起来的。

略论保定日伪新民会的政治活动

抗战时期,日寇成立的汉奸组织伪新民会,协助日本侵略军干下了一系列的罪恶勾当。当时的保定市是河北省首府,地理位置重要。保定伪新民会利用召开联合协议会、组建新民“感化所”、颁布所谓的救济措施等种种手段,企图在广大民众面前造成一种假相,以迷惑民众,美化日寇的侵华行径,阻碍抗战的步伐。

试析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义”

抗战时期,"新民主义"是华北最大的汉奸组织新民会所推行的一套完整的汉奸理论,它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为装饰,以美化日寇侵华为目的,宣扬"战争有理""大东亚共存共荣"等歪理邪说。抗战胜利后,新民会解体,其汉奸理论沦于破产。

“运”而不“动”:华北沦陷区日伪铁路“爱护村运动”及其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了控制铁路沿线治安、打击反日力量,从1937年开始陆续将华北沦陷区铁路沿线的村庄划入“爱护村”范围,并开展了规模庞大的铁路“爱护村运动”。日伪通过各种手段动员铁路沿线村民尽心护路,但效果并不如预期。“爱护村”加重了华北农民的生活负担,其中无法解决的经费困境和农村劳动力匮乏问题,不仅使民众与日伪离心,也使日军与伪政权内部产生了矛盾分歧。这场由日伪运作、多方参与的“爱护村运动”在1945年最终随着日本战败而走向终结。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朱子、阳明与船山《大学》诠释之比较——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为中心

《大学》是宋明理学家们用力最深的文本之一。专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的诠释而言,朱子遵从二程《大学》改本,主张"新民"说,并以"本末"论来阐述"明新"关系;王阳明主张恢复古本《大学》,力主"亲民"说,并提出"明亲合一"的理论;作为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王船山力反阳明之论,维护程朱《大学》改本和"新民"说,同时运用"理一分殊"论,一方面否定阳明"明亲合一"论,另一方面又批评和深化朱子"明新本末"论。由此可见,同一文本因学者自身的时代问题意识及其学术关切的差异,呈现出异彩纷呈的不同解读,借此也说明经典文本本身丰富的、开放的义理诠释空间,以及儒家学说所具有的"学随世变"的生命力和创发力。

辛亥时期胡汉民的排外观

辛亥时期,胡汉民提出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排外观。他认为,发生排外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汉族的种族思想、清政府实行的内外方针,以及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胡汉民主张区分不正当和正当两种不同性质的排外,其判断标准是国际法。他认为正当排外便是主张国家权利,同时又认同合法的主权限制。在他看来,要达到正当排外的目的,其根本之计在于排满革命。胡汉民和革命党人致力于反清革命,而对如何解除帝国主义压迫问题有所忽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