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ization of Free Vers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Bing Xin＇s Short Poems

Intercultur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ocalization of translation. They are the essential reference resources for those who are translators as well as writers in their literary translation or creation. Translators contribute to the extension of source culture and in target culture by means ofintercultures to form new localized cultural paradigms. Bing Xin＇ s creation of the short free verse in the vernacular Chinese was influenced by Hu shih＇s new literature ideas and Zheng Zhenduo＇s translation of Stray Birds, a famous poetry anthology of Tagore. Through her translation, she borrowed new literary paradigms from foreign languages and successfully converted them into more acceptable ones in Chinese new literature. The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ocalization and Intercultures by Anthony Pym, explores the effects which Hu Shih and Zheng Zhenduo made upon Bing Xin＇s poetry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in the trend of poetry localization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Bing Xin＇s poetry creation and her poetry translation.

《文心雕龙》与朱湘译诗美学

朱湘汲取《文心雕龙》中的诗学元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诗美学。就翻译目标而言,朱湘译诗肩负复兴中国诗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译诗本质而言,诗歌翻译并非“字义”的简单对换,而“意境”的整体再现,实现诗学效果的对等转换。就译诗路径而言,诗歌翻译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朱湘译诗美学集文学性、接受性、科学性于一体,无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体系,还是指导诗歌翻译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不同的爱国诗篇,相同的英雄精神——《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比较阅读

基于文本的古诗词解读方法是阅读鉴赏的基础,但并非古诗词阅读鉴赏的目的本身。初步掌握比较的思维方法是新课标“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学习任务群的重要学习目标。而比较阅读不仅让教师和学生发现古诗词的文本差异、进一步理解对应的人文主题,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引发更多的推理、质疑、讨论、延伸、应用,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进而自主自发地发掘、欣赏、吸收、内化古诗词的文化营养。本文以语文核心素养为导向,通过深入比较辛弃疾的两首名篇《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在诗人故事、诗意载体、思想冲突等三个维度上的区别和联系,揭示了这两首诗词在表达爱国、沙场、英雄等主题时的深层次内涵和艺术特色。通过这种比较阅读,不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诗词的意象和修辞,还能深刻体悟到诗词背后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价值。因此,本文认为,从诗人故事、诗意载体、思想冲突等多个维度进行比较阅读,是探索以古诗词发展语文核心素养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也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和创造力,从而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论阿信诗歌的审美张力

阿信的诗歌将西部地域的广阔和人类自我的渺小相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巨大反差中,形成独特的审美张力。在持续性的写作过程中,对主体的不断辩驳、追问与质疑,体现出诗人不屈不挠的超越精神和立体的审美感受。阿信的诗歌,充满对生命的敬畏和世俗的人性之美的赞叹。通过英美新批评的“张力论”分析,阿信诗歌中的多种元素产生的审美冲击使读者产生共鸣,获得灵魂的洗礼。阿信的诗歌审美建构,体现出诗人在寂静世界中通向神性写作的精神信仰,对研究阿信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诗教延续:论谐隐与美刺的历史互动

《文心雕龙·谐隐》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诙谐文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刘勰论述谐隐却并非有意关注其中的审美价值,而是着眼于政治教化作用。谐隐说和汉儒解诗之“美刺说”具有一定的关联,是刘勰的崇儒宗经思想以及诗教理念传承延续的表现。以诗教的角度观照《谐隐》,一方面有助于理清美刺与谐隐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利于探索诗教在六朝的延续,并评价刘勰论述谐隐之得失。

论辛弃疾在常州词派师法体系中的地位演变

为挽清中词坛浙派之弊,张惠言《词选》作立“师”之论,重新提出辛弃疾。董士锡倡“六师”说,上升了辛弃疾的师法地位,以“清”为总体审美宗尚,对辛弃疾的“清雄”风格给出了效仿线索。周济进一步确立四家说,不仅巩固了辛弃疾的师法地位,又开示学词门径,突出了稼轩“痛快”“当行”的词作特质。晚清常州词派诸家,视稼轩为典范,在规范、建构稼轩词风的同时却囿于宗派意识,反而陷入了范式化、规定化的创作误区,体现了常州词派自身发展中的理论矛盾。钩沉稼轩于常州词派师法体系中的地位演变,对重新审视稼轩的词史地位,考察常州词派理论发展过程,探索清代中后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词风演变现象均具有重要意义。

玉台体诗歌在清朝的呈现与解读——《唐诗玉台新咏》成因探析

《唐诗玉台新咏》是清代朱存孝选录唐代260位诗人的923首玉台体诗所编成的一部唐诗选集。此书是规模最大的玉台体诗歌续集,它的编成绝不是偶然。究其编成原因有:唐代玉台体诗歌创作的丰富成果为其编成此书提供了充足的选源;清代官方诗学和诗学家们对玉台体诗做出了解读和评判,促成了他编纂此书;朱存孝有延续《玉台新咏》的艳诗传统并为玉台体诗歌存史的编纂用心。可以说,正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唐诗玉台新咏》成为考察唐代玉台体诗歌最重要的载体。

庾信的“记忆宫殿”:中古宫廷诗歌中的创伤与暴力

一个人如何回忆和书写一段创伤的经历,并进而把它转化为一件文学作品?对创伤的记忆如何决定了它在文学中的再现?它的文学再现又会如何重塑一个人的记忆?导致创伤的缘由——不论是战争、死亡、暴力,还是离散——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而在一位中国六世纪贵族诗人庾信身上,我们将看到这些关于创伤记忆和文学再现等问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庾信来说,正因为固有的诗歌写作传统和资源皆不足以表达创伤体验和复杂的个人情感,诗人开始尝试创建新的诗歌语言和自我书写方式,对南方宫廷诗歌的既有类型和写作常规进行变形,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语言。而在这一过程中,庾信以南方宫廷诗歌的材料、资源和技术作为基础,建构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本"记忆宫殿"。就这样,庾信重新营造了宫体诗,使它成为可以再现个人经历特别是痛苦经历的媒介。

论冰心、林徽因诗歌精神的现代性

冰心诗歌中潜在的浓烈、激越情感和睿智的理性精神,充分表现了女性的人格建构、自我认知和寻找真谛的精神活动,从中可以看出现代女性沉心静气、内敛情感、提炼经验、构造心智的努力。林徽因诗歌表现的美与智慧,在与外界的交流中感知自我,认证自我的存在,发现美的价值,做人生价值定位,以感情的真实和理性的智慧的交融,将人生价值追求和艺术审美追求完美契合,以女性生命觉醒和社会价值定位呈现了现代女性的精神成长。

试论李清照、陆游、辛弃疾词作的对比手法

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是在词作中较多使用对比艺术手法的作家,他们利用对比手法使有限的篇幅蕴涵更广阔的生活画面,寄寓自己更丰富的感情波澜,并以此来表达一种“今不如昔”的情感。

“文人词”视野下的稼轩词及其文本意义考察——重审“词”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层级结构

辛弃疾“文人”与“士大夫”双重身份的合流,使稼轩词既较好地表达了辛弃疾面向社会公共领域追求自我政治生命价值的人生情感体验,也相对立体地呈现出他在自我私人生活领域的实际生存境况,从而成就稼轩词豪放与婉约并存的独特词风,凸显辛弃疾“文人”身份的多元性。从“文人词”史上说,稼轩词在较好地继承词体创作“依声填辞”的传统上,通过拓展词的艺术容量和抒情功能,以及对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使用,不但完全打破诗词文体界限,确定词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文学地位,而且有效调和词体音乐性与文学性的矛盾,解决如何使用“词”这种旧形式来表达“志”范畴的新内容这个影响文人词发展走向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稼轩词既是宋代历史社会文化关系总和的一种文学表征,也进一步丰富了“词之为词”的文学本体多元特征的可能性。

百年来李清照、辛弃疾研究成果量的时段变化

1901—2009年间有关李清照研究的成果量为2 207项,辛弃疾研究的成果量为1 970项,分别位居个体词人研究成果量的第二和第三,仅次于苏轼。但二安研究并不是持续的热点,70年代以前一直比较冷落,直到1979年李清照才开始成为备受追捧的热点,辛弃疾研究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比较而言,1978年以前,辛弃疾研究的热度略高于李清照;1979年以后,易安研究的热度则高过稼轩。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10年,易安研究快速升温,成果量比稼轩研究高出4成,但选题重复扎堆的现象相当严重。

赵执信《谈龙录》与康雍乾诗风转移

赵执信《谈龙录》严厉批评王士祯,其实质关系康雍乾诗坛风气的转移,故广为清人关注,后人对其毁誉不一,情况相当复杂。《谈龙录》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清代王峻批钞本,钞本间有评语,褒赵贬王;雅雨堂节录本则刻意消泯两家诗论差异,由此可见清人对《谈龙录》的态度。关于《谈龙录》何时撰写的问题,《谈龙录》作者自序所署写作时间似可信,且其开展文学批评的态度是真诚的。在追求开放和丰富的诗学、高度表现真情真意、反对文学批评中的门宗意识三个方面,《谈龙录》在清代走出"神韵论"的诗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谈龙录》是清代文学批评史上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诗学论著,并非是向王士祯发泄私愤而已。

论稼轩旅游词

辛弃疾是我国著名词作家,他的旅游词有极高的文学、文化价值。本文就这方面的词作品从思想性和艺术性及旅游文化价值上作详尽的分析。

论辛弃疾二十四首《临江仙》的体式及其词谱学意义

辛弃疾有《临江仙》词24首,是两宋间留存《临江仙》词调最多的词人,在《临江仙》词调的创作以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辛弃疾留存的24首均选用双调60字基本体,格律处理十分严谨,平仄安排不仅符合《临江仙》的声律要求,甚至比《词律》和《钦定词谱》所总结的谱式更符合创作实际。辛弃疾24首《临江仙》的句式、韵位等主要由词调本身决定,但辛弃疾对词调、体式的选择以及对词调固有声情特点的遵循,使其词总体呈现出舒缓流畅的声情特点。24首词大部分作于辛弃疾退居江西时期,作者有较多时间观察农村的美景,体验家居的闲适乐趣,因此词的题材虽然比较广泛,情感层次也比较多样,但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冲淡、舒缓雍容的特点,与《临江仙》60字体流丽谐婉、舒缓和畅的体式特征相一致,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辛弃疾所用的《临江仙》60字体较为后出,由58字体变化而来,但由于增加了律句,使其更加和谐整饬,受到文人普遍欢迎。从留存的作品看,这一体式首见于滕宗谅,由苏轼初步成型,中间经叶梦得等人的创作实践,最后由辛弃疾确定其词调风貌和词谱定式,并通过大量创作而彰显其活力与影响。

中国古典诗词用典简论

分析了典故的涵义和类别,概述了历代文人用典的特点,提出了中国古典诗词用典的最杰出作家为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观点,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用典,大多能做到寓典于情、寓典于景、寓典于理、寓典于境、寓典于美,具有一种美丽而自然的魅力。

梁启超的思想变动与晚清报刊诗词演进——以梁启超及其主持的报刊为中心

梁启超在晚清主办主持了多种报刊,即便在流亡日本后,其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仍在当时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清议报》开始,梁启超在其主办主持的报刊中开辟了诗词专栏,专门刊发当时士人最为熟悉的诗词,这不仅结束了此前中文报刊零星刊发诗词的状态,开辟了报刊诗词传播"专栏"时代,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从"新学诗"的实践到"诗界革命"的鼓吹,再到最后向诗学传统的回归,代表了晚清诗学发展的一种典型路径,甚至代表了当时士人对于传统文化命运的一种典型思考。若不能够深入到当时文化传播的现场,对之做"在场"的观察,恐怕不易理解梁启超的"流质易变",也不易理解当时众多士人左冲右突的文化探索。梁启超主办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杂志等刊物,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传播的"现场"视角。在维新立宪、清廷预备立宪和革命的话语交织中,在新文化与新文学准备登台亮相的前夜,不断进行新的文学与文化尝试,又不断调试以诗词为代表的旧体文学与新文化的关系,梁启超的文化选择与思想变动,无疑是晚清士人中的一个典型。

民国中后期女性词的苏辛词风转向及其词史意义

民国中后期女性词的苏辛词风转向非一二个人独力为之,而是以学者型为主体的新变派女词人创作中的一个群体现象。苏辛词风转向发生的根源得益于经历现代教育的女词人,由于受过系统的词学教育,创作中打破了传统纯任性灵的学习填词模式,逐渐形成在一定词学思想指导下的创作实践。苏辛词风转向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时代剧变带来的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间接原因则是词风变革之必然,用苏辛词风欲矫正词坛的"梦窗热"。在这次变革中,苏辛词风转向是女词人在一定词学思想指导下有意识主动选择的结果,并在矫正梦窗词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中,她们提倡的是豪放与柔婉互济。民国中后期女性词的苏辛词风转向在助力梦窗词风的清洗、间接挽救词体被淘汰的危机、推动女性词从附庸地位汇入词坛主流、加快推进女性词现代转型等方面皆有着积极的词史意义。

陆游、辛弃疾与开禧北伐

开禧北伐引发陆游、辛弃疾等人的关注。北伐之前,他们态度谨慎:陆游相对急切,畅想宋军收复故国的情景,但毕竟年迈,只能抱持旁观立场;辛弃疾既予以支持和响应,又有所保留。北伐期间,辛弃疾认识到韩侂胄用人不当的问题,赞成对其绝不姑息的处罚态度;陆游感情复杂,在不得不服老又难免眼热的同时,能关注到前线战士和征战造成的民生不幸。北伐失败后,陆游感慨韩侂胄及其亲党的不幸结局,体现出其支持北伐的一贯立场。

“向词坛直夺将军鼓”——论陈维崧对辛稼轩的接受

在稼轩之后的词史中,几乎无人不笼罩于“稼轩风”的“晕圈效应”之中。陈维崧的词作数量在整个 词史上不仅度越稼轩而且空前绝后,在有清词坛上,首先吹响了“稼轩风”的第一声号角,揭开了令人瞩目的 “清词中兴”的历史篇章,从词风、技法和择调诸方面对陈维崧对辛稼轩都有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