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Innovation and Fusion in Xin Qiji’s Lyrics

Xin Qiji’s lyrics are known for their innovative images. This is attributed to his exceptional writing talent and creativity. Through careful observation, emotional sensitivity, and a richly imaginative mind, he crafts images. By skillfully intertwining natural and social images, he links them closely, using each to enhance the other. In his lyrics, he forges an alliance with the egret, creating numerous poetic pieces centered on this image. Together, the poet and the egret deliver a “drama” that is both poetic and filled with philosophical insights. To create new images with social and natural implications, Xin Qiji makes bold attempts, adopting an approach of writing lyrics in the same way as writing prose. He draws inspiration from various literary forms, transforming lyrics from a medium primarily focused on expressing emotions stirred by scenery—a common practi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into a tool for narrating stories while depicting scenery. This shift has provided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lyric creatio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beyond.

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前中期信州文人群体

宫观官制度对宋代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他们的退居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促进了地域文学的繁荣。南渡初期,吕本中与曾几先后领任宫观官寓居上饶,在他们的吸引下,信州一带的文人士大夫时常聚饮酬唱,形成了颇为闻名的地域文人群体。南宋中期,赵蕃监南岳庙闲居玉山30余年,接续吕、曾倡导的文化精神和文学传统,与当地耆旧诗人往来频繁,成为信州文人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与此同时,辛弃疾因罢官而主管冲佑观赋闲带湖和瓢泉长达20年,其信州诗词透露出闲逸自适与愤懑不平交织的心态,塑造了人生最后阶段的双重自我形象:赋闲归耕的“稼轩居士”和壮志未酬的爱国文士。

稼轩是何人:对“豪放”的追索

从批评史的角度切入,追索“豪放”用于辛词批评的确切内涵,辛弃疾词的总体风貌和基本特征可以得到大致的勾勒。由此可见,辛词研究的核心议题并非爱国情怀的表达,而是词人自我人格的书写展露。一个真实可感的躁动不安的个体和一种奇特气质的粗犷之美,这是辛弃疾区别于其他词人的最为突出的特征,而这种中国诗歌传统中罕见的、狂放不羁的人格特质在辛词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彰显。

不同的爱国诗篇,相同的英雄精神——《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比较阅读

基于文本的古诗词解读方法是阅读鉴赏的基础,但并非古诗词阅读鉴赏的目的本身。初步掌握比较的思维方法是新课标“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学习任务群的重要学习目标。而比较阅读不仅让教师和学生发现古诗词的文本差异、进一步理解对应的人文主题,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引发更多的推理、质疑、讨论、延伸、应用,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进而自主自发地发掘、欣赏、吸收、内化古诗词的文化营养。本文以语文核心素养为导向,通过深入比较辛弃疾的两首名篇《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在诗人故事、诗意载体、思想冲突等三个维度上的区别和联系,揭示了这两首诗词在表达爱国、沙场、英雄等主题时的深层次内涵和艺术特色。通过这种比较阅读,不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诗词的意象和修辞,还能深刻体悟到诗词背后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价值。因此,本文认为,从诗人故事、诗意载体、思想冲突等多个维度进行比较阅读,是探索以古诗词发展语文核心素养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也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和创造力,从而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稼轩词惯用的《史记》典故与心境表达——以司马相如、李广、张良为例

稼轩词具有鲜明的学问化倾向,出现了大量运用《史记》典故的情况。然稼轩善于“掉书袋”,词作所呈现的一些典故可能更多源于展现才学的考量而并非别有深意。因此,研究稼轩词的用典意图要尽量规避上述随机性的成分而更关注于反复出现的人物典故。在稼轩词中,司马相如、李广以及张良的相关典故出现次数最多,且断崖式领先于其他《史记》典故。总体来看,这些被频繁引用的人物典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稼轩特定时期的心境与思绪,相如倦游之典反映其宦海沉浮的政治失意;李广难封等典故契合稼轩本人的身世际遇;而张良从赤松子游则吻合稼轩退居时期暂避锋芒的时局考量。

从南京书写看阳羡词派对辛弃疾的承衍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代文人在南京创作了大量怀古伤今的诗词,辛弃疾也在此列。辛弃疾的南京书写形成了独特的范式,呈现为凸显自我的抒情主体、跌宕起伏的情感表达、联结怀古与伤今的用典技巧。阳羡词派继承“稼轩风”,其书写南京之词也多遵循辛词的表现方式。阳羡词派的南京书写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行舟移步换景勾连吴越文学区的多地,有意识地建构与拓展南京及其相关景观构成的文学空间,使南京书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呈现更加丰富的艺术内涵。

《人间词话》中的辛弃疾词批评研究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辛弃疾的推重是以一己之力反拨清中叶以来的词坛风气。在对辛弃疾词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王国维对鼓励后学学习辛弃疾词颇多犹疑,使辛弃疾词在王国维词论中难以得到典范性认同。王国维以五代、北宋词为典范总结的理论与标准在辛弃疾词上的应用难以如愿,因此其对辛弃疾的词史地位含糊其辞,使其极为重视的词人辛弃疾反而在其词学体系中出现边缘化现象。

辛弃疾词作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词人,其词特色鲜明,在宋词中极具代表性。有数十位译者曾将辛弃疾的词译成英文。本文将这些译者作为一个群体,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视域,探讨这一群体的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英美译者、华裔译者和本土译者既存在一定的共性,同时在翻译内和翻译外也显示出一些译者行为差异,凸显了各自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观念。

“文人词”视野下的稼轩词及其文本意义考察——重审“词”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层级结构

辛弃疾“文人”与“士大夫”双重身份的合流,使稼轩词既较好地表达了辛弃疾面向社会公共领域追求自我政治生命价值的人生情感体验,也相对立体地呈现出他在自我私人生活领域的实际生存境况,从而成就稼轩词豪放与婉约并存的独特词风,凸显辛弃疾“文人”身份的多元性。从“文人词”史上说,稼轩词在较好地继承词体创作“依声填辞”的传统上,通过拓展词的艺术容量和抒情功能,以及对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使用,不但完全打破诗词文体界限,确定词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文学地位,而且有效调和词体音乐性与文学性的矛盾,解决如何使用“词”这种旧形式来表达“志”范畴的新内容这个影响文人词发展走向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稼轩词既是宋代历史社会文化关系总和的一种文学表征,也进一步丰富了“词之为词”的文学本体多元特征的可能性。

辛弃疾咏花词的主体精神与艺术呈现

辛弃疾咏花词的特色和成就不在于摹写花卉自身的审美特征,而在于以新奇的构想和强悍的笔力表现作者的主体精神。辛弃疾所写之花大都外表冷淡而情意热烈,在其50余首咏花词中,尤以咏梅和咏桂的作品最为突出。在这些咏花词中,辛弃疾或抒写自己的英豪气概和用世激情,或寄托作为“归正人”的身世之感,或表现作为“当行”词人的才思敏捷、风流自赏的创作情态。辛弃疾咏花词所呈现的主体精神热烈豪放而又不乏深曲之致,与“英雄词”“农村词”等所表现的主体精神有所不同。

倡导苏辛与补偏救弊——龙榆生在现代词学史上的贡献

通过梳理晚近词坛,龙榆生发现其中有拘守词律、侧重技术之弊。他倡导苏辛词风进行补救,并借以唤起民族精神。在前人的基础上,他从文学的角度全面把握苏辛词派,并为学习苏辛可能产生的流弊预备应对之策。他在困境中调整论述,标举意格,拓宽门径,推重文廷式。他借鉴传统词学的策略倡导苏辛,以探讨苏辛引领学界的词派研究,以强调客观促进词学的现代转型,以重视创作延续词学的悠久传统,在现代词学史上有重要贡献。

《人间词话》中辛弃疾的超拔地位与成因——兼论王国维的评词标准

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偏爱五代、北宋,对南宋的词人词作整体评价不高,但对辛弃疾却一反常态,认为其“堪与北宋人颉颃”,在南宋词人中将其置于超拔地位。王国维对辛弃疾的赞赏,主要着眼于词人品格、自然真情、整体风貌等方面,这也是辛弃疾获此超拔地位的原因。通过辛词在《人间词话》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可以看出王国维的评词标准之中,所谓“隔与不隔”对用典的要求并不僵化,有可转圜通融之处;“要眇宜修”与“不隔”之间看似矛盾,实则具有深层的协调兼容。

“幸有湖边旧草堂,敢烦地主筑林塘”--“筑舍”兼陆辛关系之探

陆游《草堂》诗自注载有辛弃疾欲为其筑舍一事,从而揭示了二人的交往状况。据现存文献记载,二人实际交往始自嘉泰三年辛弃疾帅浙东时。其时,二人名声之盛,交际圈重叠之广使得甫一结交,便有“筑舍”一事。然有筑舍意图的陆游婉言谢绝了辛弃疾的好意,其因有诸多方面。加之,辛弃疾在绍兴府仅留任半年,此事就此搁置。其后,返归铅山的辛弃疾与隐居故里的陆游未再有直接交际。直至辛弃疾逝世,陆游有诗悼及,同为爱国志士的二人之交谊戛然而止。友人已归“荒墟”,自己亦“虽健固难恃”,回首往事,陆游大有英雄迟暮的悲慨。

辛弃疾«声声慢»(征埃成阵)的创作背景及其寓意

辛弃疾在南归之初,仕途顺利,升迁迅速,在乾道年间与当政的南宋名臣虞允文关系良好,受到虞允文的重视和提拔.辛弃疾十分关注南宋在淮南地区的抗金防务,并多次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上述缘由,辛弃疾在乾道八年(1172),被时相虞允文选任为淮南边防要地滁州的知州.他在知州任上励精图治,政绩卓著,还兴建了奠枕楼,以纪念滁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新面貌.词作«声声慢»(征埃成阵)创作于奠枕楼竣工后,其寓意是表达词人心中的喜悦,而不是对投降派的讥讽.

从“入闽词”看辛弃疾仕闽期间的矛盾心态

简述“入闽词”是了解辛弃疾仕闽期间心态的重要凭证,总结辛弃疾“入闽词”作品历史编年,通过分析词的题材、意象、典故等即可发现他的内心矛盾激荡,进退维谷。而结合正史、地方志等所记载的辛弃疾在福建为官时的事迹分析,词中的犹疑、退隐等情绪和治理地方的积极作风又产生了鲜明矛盾,实质上是现实与理想冲突所造成的失落情绪的外化,也是其报国责任压制消沉心态的表现。通过整理分析文本,以更直观的方式梳理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探索“入闽词”与辛弃疾复杂心态之间的有机联系。

论辛弃疾的“夜作”词

“夜作”词是指创作于夜晚时刻,或者以夜晚为创作情境的词作,辛弃疾的“夜作”词多达80余首,且不乏被广为传颂的名篇。辛弃疾的“夜作”词在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上均有很高的价值。从内容上看,这些“夜作”词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多面的辛弃疾形象:他会抒发豪情壮志、思考进退出处,表达思归怀人之念,还会用笔记录温馨画面、调侃世间万物。从风格上看,这些“夜作”词涵盖了豪放、怪奇、理趣、婉约、诙谐、精致等多种风格,是“词备众体”的完美印证。

近禅与化雅——论辛弃疾词中的佛学意趣

辛弃疾作为词学领域的一代大家,因置身于佛学语境生成的两宋之际和佛学文人化倾向日渐明显的审美语境中,他的词作在创作上有意或无意地吸收了佛教内涵,蕴含着浓郁佛学意趣,这类词的创作渊源更是与稼轩壮志难酬、山河难复的悲哀与愤懑密不可分。在佛学意趣词的书写中,稼轩一是寄意于“游寺、宿寺”的特殊场域之作中;二是通过援引、化用大量佛学典故、术语借以排遣内心的孤愤;三是对“心怀禅佛”的直接吐露。稼轩的佛学意趣词,归根结底是对其一生悲剧性现实书写,在佛学悲剧意识的影响下,稼轩并未消极逃避,反而流露出浓郁的“悲剧意识”。

辛弃疾与开禧北伐——兼及稼轩作品探析

开禧北伐是南宋宁宗朝时的重大事件,也是与辛弃疾关联紧密的一次战争。根据历史记载,加之辛弃疾及其同时代人的作品不难发现,开禧北伐实是大势所趋,也得到了主战派大臣辛弃疾的坚定支持。只是在具体的战略方针上,辛弃疾对韩侂胄的用兵之法持保留态度。虽然开禧北伐以罢兵议和告终,但并不能以此完全否定南宋的这次军事行动,而是应当站在历史公平公正的立场上,结合具体的文史资料考证,客观理性地分析辛弃疾对韩侂胄及北伐的态度,以及辛弃疾在北伐中所扮演的角色。

辛弃疾信州词作的寺庙景观书写

地方是作家日常生活之处,也是他们诗文表达的对象。作家对地方的描写具有主观性,辛弃疾信州闲居时是壮志不得酬的人生低谷,因此信州的寺庙、山水林泉等景观出现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稼轩利用信州的寺庙景观与人交往、排遣忧愁;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为信州地方人文意蕴的积淀作出了重要贡献。

稼轩词五首系年考辨

稼轩词的编年虽经前贤努力,多所发明,然仍有若干作品的编年存有疑问或异说。经考订,《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满江红》(汉水东流)俱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作于淳熙七年(1180)秋,《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作于嘉泰四年(1204),《满江红·中秋寄远》作于乾道八年或九年(1171或1172)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