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院的他者:稼轩笔下的友人私家园亭

辛弃疾共有39首词作是书写友人私家园亭的,在他之前还没有词人有如此成规模的相关主题创作。这些词所描写的园亭有些是稼轩曾亲见,有些则不然。因此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本。这两类文本既有选择突出对象、景观叙述方式的不同之处,又有题名释义、随人作计的相似写作策略。稼轩作为空间的他者,书写了他的空间体验,提出了相关批评与建议。作为他者,稼轩却主观意志强烈,成为空间参与者、展示者。稼轩还曾纸上卧游友人园亭,又曾以学问为词,成为空间的建构者和记录者。稼轩的私园叙述,体现了宋代文学相似主题的某些特殊之处,值得关注。

稼轩词五首系年考辨

稼轩词的编年虽经前贤努力,多所发明,然仍有若干作品的编年存有疑问或异说。经考订,《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满江红》(汉水东流)俱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作于淳熙七年(1180)秋,《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作于嘉泰四年(1204),《满江红·中秋寄远》作于乾道八年或九年(1171或1172)中秋。

论辛弃疾二十四首《临江仙》的体式及其词谱学意义

辛弃疾有《临江仙》词24首,是两宋间留存《临江仙》词调最多的词人,在《临江仙》词调的创作以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辛弃疾留存的24首均选用双调60字基本体,格律处理十分严谨,平仄安排不仅符合《临江仙》的声律要求,甚至比《词律》和《钦定词谱》所总结的谱式更符合创作实际。辛弃疾24首《临江仙》的句式、韵位等主要由词调本身决定,但辛弃疾对词调、体式的选择以及对词调固有声情特点的遵循,使其词总体呈现出舒缓流畅的声情特点。24首词大部分作于辛弃疾退居江西时期,作者有较多时间观察农村的美景,体验家居的闲适乐趣,因此词的题材虽然比较广泛,情感层次也比较多样,但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冲淡、舒缓雍容的特点,与《临江仙》60字体流丽谐婉、舒缓和畅的体式特征相一致,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辛弃疾所用的《临江仙》60字体较为后出,由58字体变化而来,但由于增加了律句,使其更加和谐整饬,受到文人普遍欢迎。从留存的作品看,这一体式首见于滕宗谅,由苏轼初步成型,中间经叶梦得等人的创作实践,最后由辛弃疾确定其词调风貌和词谱定式,并通过大量创作而彰显其活力与影响。

辛派词人论略

“辛派词人”以辛词为榜样 ,有意识地学习苏轼 ,其词作具有共同的爱国思想倾向。“辛派词人”之形成 ,与辛弃疾巨大的人格魅力与歌词艺术魅力密切相关。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实践活动、个性与表现等等诸多复杂因素 ,都融合到了歌词创作之中 ,形成独特的风貌。而且 ,“辛派词人”为了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共同选择了“以文为词”、议论纵横的表达方式。因此 ,“辛派词人”自然形成了豪迈奔放。

苏轼辛弃疾婉约词之异同

说苏轼、辛弃疾是豪放派词人,主要是指他们有部分词风豪放,为开拓词境做出了贡献。而在苏、辛词中,也大量存在着婉约词,这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之词学史意义——兼论近世关于豪放词的评价

梁启超晚年将词学作为国学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对中国现代词学是有影响的。他关于辛弃疾词的研究成就最大,以实证方法考证稼轩词的版本而有创获,以社会学方法发掘稼轩词的社会意义,力图恢复辛弃疾的真实历史面目,从而阐扬中华民族的积极精神。这在中国词学史上第一次对稼轩词的高度评价,改变了传统观念,由此导致近世对豪放词的重新认识。我们如果追溯新中国建立后词学界关于豪放派为宋词主流之论,会发现这是自梁启超以来学术思潮的必然趋势。关于豪放派评价问题仍是有争议的,值得进行历史的反思。

论辛弃疾词的多元风格及相反相成的艺术特质

辛弃疾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元的情感世界,这决定了《稼轩词》具有多元的艺术风格。辛词沉郁悲慨中不乏蕴藉曲折之细美,相反而适以相成。辛词之柔表面上看好像是技巧层面的摧刚为柔,而实际上根植于他歌儿舞女、金屋藏娇的情感体验。辛词之庄重与俳谐、运典入词与即目直寻亦有相反相成之妙。

“设论体”词探微

词体在经历了创作上和理论上厘定疆界、创立词体规范的过程之后,有不少词作者或以独造之心、或出游戏之意将其他文体的手法、体式等引入词体,而词中有近似赋中"设论体"的一类词,旁采"设论体"的立意结构,以飞动之笔,借无何有之乡,写郁结之意,这类词始于辛弃疾《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又多采用《沁园春》一调,托物寄寓,设客问答,往往既有失落忧伤之情,又有自矜自傲之意,既有"知命不忧"的无奈概叹,又到底意难平的自我抒发。这类词自宋至清,创作代不乏人,自成格局,值得关注。

辛弃疾词作中的生态主体间性思想研究

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理论强调的是自然主体和人主体之间不可替代、平等和谐、交互感应的关联原则。本文在中西方主体间性理论的基础上,以辛弃疾词作中的自然主体——"山"为例,将它和另一主体——人,亦即词人自身联系,研究两者之间如何交往契合并和谐共振,探讨词作者如何在向往自然、回归自然和感悟自然的生命体验中,寻找心灵的家园,并诗意地栖居。

辛弃疾刘克庄之寿词比较

刘克庄自寿词主要写退隐生活以及不甘寂寞的心情与因无所作为而产生的愤懑情绪,辛弃疾自寿词在平静中饱含着郁勃不平之气,有不满与无奈;辛在寿人词中恳切地祝贺对方积极处世、爱国爱民,刘在寿人词中多是为民请命之作,表现了对农民生活的关怀与同情。

唐诗传统的空谷回响——辛弃疾词艺术魅力新探

唐诗、宋词虽有时代和体裁之别,但亦可视为两种文学传统。辛弃疾以其大气浑成的创作,全面突破了自《花间》以来形成的宋词创作和审美传统,将宋词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辛词的成功在于对唐诗传统的继承,不管是词人的个性抱负、词作的抒情风格还是艺术特征都表现出对唐诗尤其是盛唐气象的祖祧,而后人对辛词的喜爱也多多少少都带着点英雄主义的浪漫怀想。

辛弃疾英雄人格的历史审美阐释

辛弃疾是南宋时代产生出的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英雄。他有着崇高而丰富的英雄人格内涵,他的英雄人格不独在当时光彩耀目,即使在今天也荡人心魄,极具审美价值。他的英雄壮举、享富盛名的词作以及为数不多的诗文都是他英雄人格的重要载体。

论辛弃疾词的幽默及其文化心理

幽默,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中。辛弃疾词的幽默,既是对词这种特殊诗体创作艺术的另类展示,也是其独特的士人处世态度的表现。幽默,是辛弃疾悲情人生的自我心理调节;是辛弃疾人生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对历代文人"玩世"精神传统的发展;幽默离不开宋代"以俗为雅"审美世风的濡染;是辛弃疾的"智慧之一刀"。

多元激情烛照下的辛词词风

辛弃疾的词以豪放名世,而作家风格的形成又与创作激情密切相关,从人类心理的角度深入研究,创作激情是源自心灵的第三层,亦即滋生理想的志性层面。而我们试图从文艺心理学激情创作的角度,即从英雄激情、爱恋激情、讽刺激情、感伤激情四个方面探索辛词创作的心理动力特征,从而全面地探讨创作激情对辛词多样化风格形成的影响。英雄激情成就他的豪放,爱恋激情形成了婉约缠绵、朴素清新、浓纤绵密等风格,讽刺激情构成了词作的尖锐犀利、诙谐风趣,而感伤激情则对应的是悲凉深沉、抑郁顿挫的风格。

“笑”在辛词论

辛弃疾词充满了笑声,所用的"笑"与"哭"(或泣或泪)多寡不成比例,多到184次,几乎将近三首词便出现一次。其中有血性迸发的笑,日常生活中的笑,还有所刻画人物自己的笑,显示了豪迈、高朗、乐观、幽默的艺术个性。

试论稼轩登临词内涵的变化

辛弃疾创作了33首登临词,分属于其人生经历的各个阶段。这些登临词的内涵富于变化,从中可以略窥辛弃疾一生的心路历程。稼轩登临词内涵的变化可以从前期、中期与后期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考察:第一阶段为江淮、两湖时期,其词主要抒发岁月蹉跎、壮志难酬的满腔愤懑以及念家忧国、故土难归的羁旅愁情;第二阶段包括带湖隐居、七闽宦游与瓢泉隐居三个时期,其词主要展现了辛弃疾虽体察到仕途艰险,却又不甘心隐居的心理矛盾;第三阶段为两浙、铅山时期,其词表达了辛弃疾对当前政局的清醒认知和对历史功业难以久远的哲思。这三个阶段意脉相连但其主要内涵各不相同,共同勾勒出辛弃疾一生的心理轨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壮志难酬之情从始至终贯穿于稼轩不同时期的登临词,但却呈现出由显到隐的趋势,这也体现出辛弃疾登临词内涵的变化,进而表现出其心态的变化。

论稼轩词对屈赋的容受——以《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将旦》为发轫点

辛弃疾的《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将旦》不仅形式上仿屈子之《天问》体赋,情感上亦同《天问》相通,对屈原人生经历的感喟与对其道德人格的推崇,使得稼轩甚喜化用屈子之赋,以此传达国家破败、壮志难酬的愤懑与度越流辈、安贫守道的高洁。

辛弃疾«声声慢»(征埃成阵)的创作背景及其寓意

辛弃疾在南归之初,仕途顺利,升迁迅速,在乾道年间与当政的南宋名臣虞允文关系良好,受到虞允文的重视和提拔.辛弃疾十分关注南宋在淮南地区的抗金防务,并多次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上述缘由,辛弃疾在乾道八年(1172),被时相虞允文选任为淮南边防要地滁州的知州.他在知州任上励精图治,政绩卓著,还兴建了奠枕楼,以纪念滁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新面貌.词作«声声慢»(征埃成阵)创作于奠枕楼竣工后,其寓意是表达词人心中的喜悦,而不是对投降派的讥讽.

论辛弃疾诗词中的批评旨趣

辛弃疾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尤以词著称。辛弃疾虽然没有专门的评诗论诗的理论著作,但是在他的诗词中却有评诗论诗的片言只语。从这些散见的评诗论诗之语中,可以看出辛弃疾推崇"健笔"的审美趣味、崇尚陶渊明的诗风、强调写作下苦功、重视知识素养以及提倡"语真""意真"等诸多批评旨趣。全面研读他的诗词作品,挖掘其诗学的批评旨趣,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重要的意义。

近禅与化雅——论辛弃疾词中的佛学意趣

辛弃疾作为词学领域的一代大家,因置身于佛学语境生成的两宋之际和佛学文人化倾向日渐明显的审美语境中,他的词作在创作上有意或无意地吸收了佛教内涵,蕴含着浓郁佛学意趣,这类词的创作渊源更是与稼轩壮志难酬、山河难复的悲哀与愤懑密不可分。在佛学意趣词的书写中,稼轩一是寄意于“游寺、宿寺”的特殊场域之作中;二是通过援引、化用大量佛学典故、术语借以排遣内心的孤愤;三是对“心怀禅佛”的直接吐露。稼轩的佛学意趣词,归根结底是对其一生悲剧性现实书写,在佛学悲剧意识的影响下,稼轩并未消极逃避,反而流露出浓郁的“悲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