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资源知识化探究

文章对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资源库中的资源和开发利用现状进行了初步调研,并在智慧图书馆建设背景下,尝试提供知识化思路及解决方案,探索创建基于四个层次知识内容揭示的技术体系,并以此为基础促进民国图书资源库知识化建设,为资源体系的转型升级提供解决思路。

民国《琼山县志》所辑谱序刍论

谱序是辨别姓氏由来、了解人口迁徙以及谱学思想的珍贵文献。王国宪《琼山县志》载入琼山世家大族的谱序20篇。通过对作序群体的考察,可以窥探时空分布的变化。明代琼山作序群体外籍官员稍多,而清代作序群体大抵以乡里绅衿为主,这与琼山举人衰落有关。

基于方志史料的明至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纸质物产研究

本课题基于方志史料,搜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纸质物产信息,系统梳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明至民国时期纸质物产的种类及其产地的时空分布信息,并对该地区纸质物产种类及其产地的分布特征和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纸质物产分布广泛,共搜集到产地信息237条,其中以湖南最为丰富。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纸质物产种类丰富,包括皮纸、竹纸、草纸、棉纸和火纸等。清代和民国时期纸质物产种类则从传统的皮纸、草纸发展到竹纸再到多种原料混合造纸,质量也显著提高,是自然资源综合利用和工艺技术提高的共同结果。

民国《新繁县志》卷四《礼俗·方言》音注探赜

民国三十六年序刊本(1947)《新繁县志》卷四《礼俗·方言》是记录20世纪上半叶新繁地区方言的文献材料;其中,70例方言条目附音注,可划分为前代文献音注和纂志新拟音注两类。这些音注能够体现方志纂修者强调方言与通语语音差异、坚持贯古通今的语音史观、注重方言词语音义匹配的记音态度。深入分析方言音注构成,可以发现,当时当地的部分方音仍然保留着较古的读法,能够反映民国时期西南官话灌赤片岷江小片方言的部分声、韵、调特征。

未竟之业:民国时期江苏无锡县修志活动新探

民国时期,江苏省无锡县先后于1918年、1929年、1948年三次修纂县志,皆以失败告终,不过缘由却各不相同。1918年,钱基博受聘总纂,由于当时钱氏资历尚浅,加之修志主张触犯他人利益,由此受到时人非难,钱基博辞职后,修志无果而终。1929年,修志工作重启后,无锡县志局人事变动颇为频繁,修志进度缓慢,反映了无锡县士绅对修志的消极,此后在国民党江苏省第二区党部干涉下,此次修志也不了了之。1947年,无锡县从倡修县志到终止,历时半年之久,期间无锡县修志委员会就县志体例进行多次磋商,然而修志工作终因经费无着而被迫终止。

近代地方志中的物产概念和文本信息组织——以上海官修方志为中心

地方志中所保留的丰富而系统的物产资料是了解和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及其变化的宝库,因此而受到了学者的重视。然而过往的研究对方志物产本身的概念和文本书写的变化尚关注不够。通过对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官修方志中物产资料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中的物产类目仍以传统的分类体系为主,而涉及商品经济的人工制品在分类体系中的位置因纂修者所给予的关注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新的物产类目开始出现于民国时期的上海官修方志中,且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主要通过与传统知识相融合的方式呈现,但其在不同方志或同一方志的不同物产中的表现并不一致;此外,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民国时期上海官修方志增添了一些新的物产,由此也促使我们深思其被记录的合理性以及物产的概念该如何定义,这对于当今的方志物产部分的修纂亦不失意义。

民国《察隅县图志》的资料构成和历史地理学价值

民国《察隅县图志》是刘赞廷所编纂的三十多部川边康区方志之一,在以往对清政府藏东南筹边政策、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和藏印边界等若干问题的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作为一部门类众多、反映全面、带有浓厚政治军事色彩的私修方志,《察隅县图志》具有其独特的时代意义和地理表述。本文主要就该志的资料构成和历史地理学价值方面进行探讨。

地方志的继承与创新论议——以清代与民国“秦州志”编纂为例

古今修志,继承与创新都是主旋律。清代至民国,秦州前后多次修志,留有五部州志,梳理其修志历史,研究其编纂思想,即可窥见方志继承与创新之脉络。胡缵宗《秦州志序》反复说明地方志功用及其对修志实践的不断探索创新。现存五部“秦州志”,三部特意标明“新”,以示在体例及记述内容方面的创新。

民国时期四种稀见吉林地方志考释

从县志的著录与收藏、修纂者考、内容考三方面入手,针对馆藏[民国]《长春县志》、[民国]《农安县志》、[民国]《延吉县志》、[民国]《辉南县志》这四种民国时期稀见吉林地方志进行考释研究,目的是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地方文献活起来、利用起来,让地方文献造福一方。

略论民国方志出版中的尾花及其特色

在《中国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的数百种民国方志中,《酆都县志》、《永顺县志》、《新兴县志》和《东湖县志》是4种编排了尾花的极少案例。从其中的尾花图案来看,既有对中国传统绘画元素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绘画技巧的借鉴,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从尾花的版式编排来看,则缺乏规范,既非有空必排,也非图文分排,说明民国方志中的尾花运用仍处于探索阶段。

医事活动与医技传承:以民国时期上海方志医学人物记述为中心

地方志作为记录某一地区(行政区域)自然和社会情况的文献,记载着某一地方的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历史和现况,是地方的百科全书,也为医学的研究提供了证据。通过整理民国时期上海地区方志中的医学人物资料,可知地方志对于医学人物的著录方式相对简略固定,主要从出身背景、从医动机、习医经历、医疗事迹、医学著作等方面着手组织材料,总体上以展示名医形象及其精湛医术为主题,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医学人物的历史文献。通过考察文献,可梳理医家相互派衍以及医学技术的相互传播及传承状况;而分析医家的医事活动,以及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可展现出其实现社会责任、实践社会理想的状况。

民国年间内蒙古地方志繁荣原因探讨

"盛世修志"为历代通例,内蒙古地区则出现了乱世修志的高潮。民国年间,由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加强自身统治的需要以及抵御外辱的考虑,加上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和国民政府对开发西北的宣传,特别是移民对内蒙古地区的开发,使民国延续了清朝时任职官吏以及文人墨客编纂内蒙古地方志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民国年间内蒙古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清末民初四川乡土志编纂方式述略

清末民初,新学渐开,乡土志编纂成为一时之风气。四川乡土志数量较多,编纂方式独具特色,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四川乡土志编纂方式大致有四种类型,以知县主持,专人负责为主,以学人独纂、集体合纂、知县亲纂三种类型为辅。所涉编者,有官僚也有平民,有教员也有学生,有旧式学者也有新式学者,有乡贤也有流寓。他们共同践行着特定时代的教育理念,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巨大革新。

论民国时期图书馆对方志学的贡献

中华图书馆协会开展方志征集、目录整理、新书推介以及方志的研究等工作,是图书馆功能的重要体现,为方志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民国时期图书馆对方志学的积极推进,对于今天图书馆和方志学关系的发展构建,仍有重大意义。

民国时期方志的流通、传播与编辑理念的革新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记录某一地区的自然与地理、历史与社会情况的著作。自宋元以来,修志传统传承不竭。但由于出版及传播条件所限,明清时期方志的编纂、出版与流通大多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民国时期,由于传播方式的发展,方志由旧时的官方与民间收藏,逐步走向更广阔的流通领域,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社和各地成立的方志馆等修志机构对作为图书出版的方志进行了包装,促使方志走向图书市场,从而扩大了受众群体。以图书馆为代表的公众服务机构也积极引进方志,丰富库存。传媒与编辑方式的变革催生修志观念的新旧嬗替,尤其在抗战期间,多位修志者积极应对时局,以新观念编辑方志,积极融入抗战理念,并以分批出版等形式缓解经费问题。文章从文化与社会的视角出发,拟对民国时期方志的流通、传播与编辑理念革新情况做一探究。

论民国修志与图书馆事业的相互影响

民国时期地方志的大规模编修,有力推动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民国修志亦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文章通过对民国修志与图书馆事业相互影响的历史考察,旨在窥探民国修志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面相,揭示图书馆工作在方志编修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民国医家周小农年谱考略

通过文献搜集与调研,对民国时期著名医家周小农的生平进行考证,同时编纂其年谱,以缅怀周氏一生为中医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浅谈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志的新特点

介绍了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情况,分析了云南地方志的特点,指出了其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

明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志所见的苏州茶与文化

苏州自古就是我国重要的茶产地之一,明清时期,更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中心。明清至民国时期,苏州地区的方志数量繁多、记载系统,对茶的记录内容丰富、角度多样,这给我们研究苏州的茶与文化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材料。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到,苏州茶具有如下特点:茶质较好、名茶辈出、种植广泛、产区集中、生产技术先进、茶叶贸易繁荣、好水配好茶、茶文化浓郁。此外,种茶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民国三种“陆机年谱”平议

陆机为“太康之英”,而其年谱迟至民国始有人编纂。民国的三种“陆机年谱”,李泽仁《陆士衡史》最先在《尚友书塾季报》发表,校补后经志景书塾铅印出版,其中不乏创见;朱东润《陆机年表》厘清了西晋平吴后陆机被俘等关键问题,最具影响力;何融《潘陆年谱》大约与朱谱同时完成,考证简略,刊登于总共出版两期的《知用丛刊》上,长期以来淹没不闻。厘清民国三种“陆机年谱”的版本情况和学术价值,有助于认识“陆机年谱”的编修历史,对陆机研究的某些观点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