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药理学研究天南星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机制

目的:基于网络药理学方法研究天南星的主要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机制。方法:通过TCMSP、UniProt、STRING数据库检索筛选天南星的活性成分、靶点、疾病,利用DAVID数据库进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和基因本体论(GO)富集分析,然后通过Cytoscape软件构建“成分-靶点-疾病”网络与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结果:筛选出天南星6个活性成分,57个靶点,GO富集分析获得69个条目,KEGG获得47条信号通路。结论:通过网络药理学方法初步探究天南星的主要活性成分、作用靶点、生物过程和信号通路,并形成“中药-成分-靶点-通路”的完整作用过程,为进一步探讨天南星的药理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方向。

“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理学家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改造

主流理学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天道性命上面,"天道"是形而上学的语汇,"性命"则是心性论的语汇,理学思想中的形上学命题大抵是心性论的延伸,两相比较之下,心性论的问题更为根本。理学家一般都认为其心性论思想来自《孟子》,这样的溯源有文献及哲学理据的双重理由。但笔者认为理学家从《孟子》处借得诠释的正当性时,事实上已作了语义的转换工作。孟子的"性善"与"良知"两个核心概念原本只是纯粹的心性论语汇,理学家将它们扩充到形而上学去,天道性命因此相贯通。理学家的解释有哲学的理由,它可释为原语词蕴义之朗现,但这种朗现也可视为跳跃,其内涵已非原始语义所能拘束。

2019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结膜炎的病因病机与辨证论治探讨

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一种具有强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疾病,病毒可通过各种媒介粘附于眼、鼻、口腔、呼吸道、消化道等黏膜,从而导致感染,眼结膜为暴露性器官,可能作为传播途径之一,且结膜炎为此次疫病的临床表现之一,需引起重视。现代中医将本病归属于“天行赤眼”范畴,病因涉及毒、燥、火、湿,累及肺、脾二脏,基本病机为中焦土气不足,猝感疫戾之气,或寒湿,或湿热,夹毒犯目;或疫气侵犯肺卫,由内感发,循肺经上攻于目为病。本病病情变化迅速,有强传染性和致病性,严重者出现脏腑衰竭甚至死亡。根据临床表现和病情变化,将本病分为不同时期,分别给予相应治疗,整体辨证与眼局部辨证相结合,同时注意在辨证施治过程中正气的固护,重视“戾气”传染的致病途径,做好防护。本文结合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所致眼部疾病的特点,总结其病因病机、发病特点、西医认识以及中医辨证施治的思路,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卜辞的“省田”与“观猎”

卜辞常有"王其省"某地"田"或"叀田省"之类辞语,"省"一般认为即"省观"、"省察"之义,而"田"或以为是农田,或读作"田猎"之"畋"。若然前者,则"王省田"即商王视察农田,与"观稼"、"观耕"同义。若然后者,则"王省田"与"王观猎"同义。本文将全部"省田"卜辞排比之后,发现可确切解为"观耕"的卜辞竟无一例。相反,"省田"常与"狩"、"擒"诸字对举,且所涉之地几乎全是田猎地,故卜辞"省田"即"观猎"。

性命攸关:孟子生命伦理的义理逻辑和精神

孟子对生命的伦理思考,可视之为一种“性命攸关”的生命伦理思想。孟子基于性与命同一性的理解展开诠释,提出人之生命的本质及其存在价值,以及意义实现的根本方式和终极可能。孟子之天具有浓郁的宗教性和伦理性特征,而人则是天在现世的代表。天的伦理性决定了人之作为天之“在世形式”的本质特性亦在于善。性是先天的、固定的,故孟子性善即指性即善,只有善才能证明和成就人自身,而非说人性向善。人性善即“天之性”在人身上的呈现。天命与人的这种关系决定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根本意义即在于“事天”,这也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实现的根本途径。但这并非宿命论,孟子同样维护了人的某种“主体自由”,从而强调在顺应天命的过程中人如何“造命”而“立命”。

儒家生命伦理的精神、模式及特性——对“易道生生”的义理解读

儒家伦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生"的伦理,"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儒家围绕着"生"造就了一个天人互动的生命模式,并以天、命、性、道诸概念逻辑架构出一个相应的生命义理体系。这一体系在形上的维度首先表现为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易道生生"的生命观,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颇有儒家特色的"继天为善"的伦理观和"各正性命"的身心工夫论。

晁盖应位列三十六员天罡星之首

在梁山三代领导人中,和晁盖相比,王伦心胸狭窄,宋江也少点英雄气质。但在《水浒传》第71回排座次中,宋江被排在三十六员天罡星之首,晁盖却不属于一百零八个星辰之内。如果石碣天文是梁山英雄的一部功劳簿的话,晁盖对梁山事业的贡献远胜于三十六员天罡星中的大多数人,而作者却把他从功劳簿中除名。本文在考辨晁盖位于三十六员天罡星之列的基础上,探究了晁盖被除名的原因,并提出了把晁盖排在三十六员天罡星之首、宋江居“星主”之位的观点。

论刘醒龙小说《天行者》的仪式书写

仪式具有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仪式书写作为刘醒龙小说《天行者》里的一种重要叙事手段和叙事策略,是文本意义赋予和内涵阐发的途径。小说《天行者》通过相关仪式的书写,在对民办教师的主体地位、人生价值、现实存在、历史境遇以及尴尬身份的探寻中,揭示了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的边缘身份和失语存在,写出了民办教师生存的沉重与悲凉,表达了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仪式书写是对社会身份认同的探求,是对民办教师期盼归趋官方体制的表达,成为表达诉求的一种途径。

董仲舒对阴阳五行之学的整合

《春秋繁露》中,董仲舒通过阴阳、五行内在机制的运行、转换,第一次对"天之十端"进行了整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五行之中,土为至尊,金、木、水、火之行,各以自身本性为本质,始终拥有自己的立场和位次,同时也接受、服从阴阳二端的遣动,五行与阴阳协调运作,共同发生效用。阴阳因金、木、水、火之行而兴起并分别对之予以帮助和辅佐。阴、阳,甚或阴阳的兼合,都不可能成为宇宙演进的唯一力量源泉,只有在阴阳、天、地3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条件下才能有世界万物的发生和形成。经由阴阳的天人整合,既统一了天与人,又使天、人与阴阳之间实现了联体互动。董仲舒对天、地、人以及阴阳五行所做的整合与统一,给原先刻板、呆滞、僵死的阴阳机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阴阳五行周行运转的图景不再呈现单调、枯燥的色彩,儒学的人类主体情怀和人性价值被有机地渗透到阴阳五行的机制结构中,促使阴阳学整个系统能够喷发出人性的味道和日常生活的气息。

“无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兼论中国哲学的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

中华传统文化重"明心性"的价值取向和主"一天人"的思维方式皆是以"无神"为其本质特征的。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佛,尤其是儒道两家对"上帝"与"鬼神"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儒家的"人事为本"与道家的"自然为本"的思想,其实质亦皆是取向"无神"的。中国无神论所昭示的"人文""有为""创造""自由"诸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并最终成中华民族千古以来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无神的人文精神终将能够成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再造的基础。

形天神话即成汤伐夏桀考

《海外经》与《大荒经》是同一内容的书,是《大荒经》的简化版,两者具有按顺序对照的可能性。通过将《大荒西经》与《海外西经》的条目逐一排列对照,可以发现《海外西经》中的"形天"与《大荒西经》的"夏耕之尸"相互对应,因而著名的形天神话原型是成汤伐夏桀的现实历史。

论“兴＂义的演变及其思维特点

既往对兴的理解大致可分为内容关联说、声韵限制说和音义关联说,但在实际文本中,却存在一种既无关内容,亦无关声韵的兴体。现有兴体多样化成因论多停留在事实的层面,着眼于历史语境等外在性因素,而缺乏对兴体自身的考察。因此,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从自由的维度出发,我们发现作为表现手法的"兴"亦是人自由创造的产物,即是一种基于自由意志的音、义任意关联,它不是一种实体的指涉,而是一种关系的表述,这种关系,存在于兴句与其所对应的正句之间。

《田家五行》谚语的用韵特点

谚语是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民风民情的最直接的反映。《田家五行》中的许多谚语具有淳朴的天然之美,同时又深入浅出,朗朗上口,蕴含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哲理。利用《田家五行》流传下来有韵的谚语,可以考察作者娄元礼所代表的吴语方言区的语音特点,进而清晰地勾勒出元末明初这段历史时期的语音面貌。

论张载礼学的社会教化功能与现实意义

为了应对严重的时代危机,张载礼学在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礼学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礼义上升到人性、天理的本体层面,既为儒家的伦理道德秩序寻找到了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把超越的"天道性命"落实到了个人的修身实践和社会教化使命之中。在"明体达用"的前提下,张载有效地兼顾了儒家礼学的超越性和时代性,从而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雷公捧桃”,还是“迦楼罗奉佛钵舍利”?——飞来峰第24龛17号罗汉像左侧浮雕图像考论

飞来峰第24龛17号罗汉像左侧的蝙蝠翅人形浮雕,几乎历来公认是雷公浮雕或雷公捧桃浮雕。然而,结合相关的图像与文献,可以判断该浮雕的主角其实并非雷公,而是来自敦煌画《行道天王图》的迦楼罗形象。依据隋代翻译过来的《莲华面经》等经典,并详细考察一些相关的图像案例,大致可以认定,玉乳洞蝙蝠翅人形浮雕极有可能是"迦楼罗奉佛钵舍利"图像。

《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事实上,在释僧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等已尽力推崇《中庸》。田锡助推《中庸》入科考;邢昺宣扬《中庸》心性之学,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由“内圣”而“外王”;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中庸》;赵湘自觉阐发《中庸》,以斥杨墨、申韩之异端。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并且,田锡、邢昺等对《中庸》所固有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自觉阐发及推崇,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相反,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天行者》中民办教师的人格魅力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在展示民办教师生存困境的同时,更展示了他们身上谦和有礼、先人后己、以校为家、自我牺牲、顾全大局等人格魅力,正是这样的人格魅力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

《淮南子》形气神的身体理论

《淮南子》蕴含了丰富的身体理论与思想,是研究汉代身体哲学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它提出了天地内化于人身、人身外象于天地的观点,并认识到人的身心状态、体质性格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时令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它确立了“心”为“形之主”“身之本”的地位,申发了“心”的主导地位、节制作用和思虑功能。它还将精、神、意等概念与“气”联系起来,重点阐发了精神“形于内”“越于外”的特性与作用,主张神内形外、气通形神、以形从神。它建构的以人贯通天地、以气连接形神的形气神身体理论,对后世的身体观与养生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辽弃通天馆并迁址长兴馆考实

文章利用刘敞使辽过长兴馆“西北行”的两文献,兼合理利用三种使辽行纪内富谷馆至长兴、通天两馆里程的差异,初定两馆址,再辅以馆址实地调查佐证之。否定学界流行的通天馆更名为长兴馆一说。认定辽方为减轻中京接待过往宋使的压力,而弃用通天馆,迁址长兴馆,让部分宋使宿长兴馆后先西北行(不经中京),再北行赴中京北面的首个中顿。

“大天兴”国王赵善政墓调查报告

通过对赵天子(赵善政)本主庙、杨干贞本主庙、大小南山、故酋长段公墓、赵善政墓等调查,确认了赵善政母亲墓的存在,而赵善政行宫的发现,对白族本主崇拜源流提供了重要资料。通过调查否定了段思平墓在旧州的存在,证实它是段思平后裔段山的墓葬,但为王陵课题调查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