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芎嗪对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抑制作用的探讨

目的观察川芎嗪(TMP)对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增殖的抑制作用,并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利用大鼠颈动脉血管内膜损伤可引起VSMC增殖、血管增厚为实验模型。行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Ⅰ型胶原、Ⅳ型胶原组织化学检测,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FGF)、血小板源生长因子(PDGF)、Bcl-2、Bax、c-myc原位杂交检测及TUNEL染色。结果内皮损伤后VSMC增殖,血管管腔面积减少;低剂量TMP治疗组有轻度抑制VSMC增殖的作用,使管腔面积有所增加;TMP高剂量抑制作用明显增强。高剂量TMP组和假手术组PCNA、Ⅳ胶原、PDGF的表达低于模型组;TMP低剂量组与模型组相比无显著差异。高、低剂量TMP组和假手术组的Ⅰ型胶原、FGF、Bcl-2、c-myc和TUNEL的表达低于模型组。高、低剂量TMP组和假手术组的Bax表达高于模型组。结论TMP能抑制平滑肌细胞型Ⅰ胶原、Ⅳ型胶原、FGF、PDGF表达;影响Bcl-2、c-myc、Bax基因表达,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凋亡;达到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的作用。

“消息定数”探析

中国古代晷影漏刻算法的沿革已得以广泛发掘，其精 度也得以仔细分析，但对唐代僧一行在《大衍历》中所给晷影漏刻算法之“消息同率”的内 在本质尚乏深入研究。“消息同率”在后来的历法中又称“消息数”或“消息定数”。一行 在将“消息定数”引入晷漏算法的实践中首当其功。借用球面三角方法，建立时角、赤纬、 地理纬度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消息定数的造术之源及数理天文学含义。消息定数与太阳视 赤纬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是计算晷影、漏刻、昏明与中星的共同基础。《大衍历》以后唐 宋时期的历法在晷漏算法中基本上都使用“消息定数”。

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的文献和理论价值

《历代词人考略》是晚清四大家之一况周颐的一部词话,同出一源的三十七卷本《历代词人考略》和《宋人词话》共汇集了有关唐宋词人六百八十多家的文献资料以及况周颐给每位词人写的词人小传和按语。《历代词人考略》是况周颐词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补充,对认识况周颐的词学范畴、词学史观均有助益;《历代词人考略》中还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词学文献资料。

形意拳宗师李老能生平新考

李老能是中国形意拳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目前关于李老能的生平事迹,前人、时贤已多有考辨,有些问题已获澄清。但近年来,笔者在研究形意拳源流的过程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或源于事语简略,歧义间出;或限于物证晚出,未能深考。主要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实地考查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形意拳宗师李老能为研究对象,对其生卒年、名、字、号及师承等问题做一个新的考辨。论证了李老能,本名李能,字能然,号飞羽,后人尊称为李老能,约生于道光年间,卒年不可确考,师承于戴龙邦。

《唐故容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李行素墓志》跋

唐李行素墓志史料价值极高,志主李行素,大约生活在晚唐宣宗、懿宗朝,两"唐书"无立其传,有事迹见于《资治通鉴》懿宗咸通五年,时任唐邕州节度副使。志文对于唐朝镇压浙东海贼裘甫事、咸通年间唐军与南诏和南蛮的战争等史事皆有印证或补正史书的作用。尤其志文所提咸通八年(867)志主出使西凉,"和断"嗢末羌与张议潮,说服势力逐渐做大的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奉笏入朝等事,对于弥补正史及敦煌文献之不足,理清归义军相关史事,以及认识嗢末的族属和晚唐凉州的政局均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儒学的道学思想

道学又称理学,指的是宋明间持续七百年的思想主流,而朱熹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韩国视野中的道学是一种正确认识人伦事实判断的客观真理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性知识,修养人格以期在社会上实现正道的一种实践性学问,它同时具有人道精神、哲学精神与义理精神三个方面。在韩国固有的传统思想里便有道学思想的萌芽,而宋代的道学思想于高丽末期传入韩国。韩国道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郑梦周、赵光祖和赵宪。在道学思想的三个方面中,韩国的道学思想尤其强调义理精神。由于国家规模、民族传统以及社会条件的不同,中国的道学思想是在包括性的、远心的立场中形成了以包容性的人道精神为中心的思想。与此相比,韩国的道学思想则在内在的求心的立场上形成了以批判性的义理精神为主流的思想,这可以说是韩国道学思想的特征。

谢榛诗格说管窥

谢榛立足于诗歌的构思与创作,在《四溟诗话》中提出了"诗有四格,曰兴,曰趣,曰意,曰理。"其中的"兴"是指诗歌创作的欲望或冲动;"趣"是指化实为虚;"意"是指诗歌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理"是指诗歌的表情达意合理。诗之四格缺一不可,必须内在和谐。

从性善之“性”的双重内涵看孟子“性善论”

孟子言性善之"性"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具有的先天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为善的能力之性,二是具有后天性、无定性和差异性的仁义礼智之性。为善的能力之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源层面而言的性,仁义礼智之性则是现实落实层面而言的性。性善之"性"的双重内涵决定了"性善论"有从为善的能力之性出发而言的性善立本论和从仁义礼智之性出发而言的性善存养论的双重内涵。

方东树为学“三变”说考论

方东树为学经历了一个由杂至纯的过程,为学并非"三变",程朱义理之学始终是其治学之主线,并制约其学术观念。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治学用力处有所不同,年少时重"文事"但不废朱子学,中年以后重心性义理的研说亦不废"文事",晚年对"文事"及心性义理的研说更为深入。经世致用是其治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并因之强化了程朱之学的经世意义。

性易的《东矣吟》及其文献价值

性易原名戴笠,在清顺治年间东渡日本后削发为僧,在医学、书画等方面均对当时的日本产生较大的影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有关性易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一定的成果,但仍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他本人整理抄录的《东矣吟》,是他东渡日本后最初两年里所创作诗歌的结集,现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世所罕见。目前学界对于性易的研究,很少用到这部诗集。其实,这部诗集里明确记录了性易东渡日本的时间以及最初两年里的交往情况,对于我们解决性易东渡的时间、出海地点、所交往的友人、朱舜水的字号等方面的疑点,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清初诗人李沂及其昭阳李氏家族

清初遗民诗人是中国诗史上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其时无论城市大邑,或远乡僻隅,都有遗民群落存在。这些群落多与地域、家族紧密关联,故诗人创作往往与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脉息相通,昭阳李氏家族诗群便是一个典型例证。李沂作为该家族的代表性作家,其《鸾啸堂集》是其个人的心史,也浸润着家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并打烙着时代的哀迫印记。这为我们了解清初遗民的真实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典范,也为我们梳理一代诗史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坐标。

王力《古代汉语》注释商榷三则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的文选注释有可商榷之处。《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中"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的"有"当是表委婉语气,其他古文献中习见。《诗经·无衣》中"与子同仇"的"仇"应该是"朋友、伙伴"。《公刘》"爰方启行"的"启行"当是"开路"。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戴震与朱子对《孟子》性论诠释之差异

清朝戴震对南宋朱子之非议,大抵是汉学与宋学争议之延续。朱子反对汉学之流于文字训诂,将与生命疏远,于是依二程而建构了一套理学,虽仍以儒家为宗主,但为了糅合时代学风,业已些微杂有佛、老。后起之戴震,则改以汉学为根据,回头批评宋学特别是以程朱为主之宋学。戴震写了《孟子字义疏证》,内容虽不全谈孟子,但其宗旨认为:欲辨经学之真伪,必从孟子起!本文即以《孟子》之性论为依据,比较宋学之程朱与清朝朴学之代表戴震,借由二人之性论诠释,而以孔、孟为准,看谁较能合于孔、孟?亦由此一窥宋学与汉学各自之思想大义,及其对于时代之关注所在。盖孟子论心性甚多,除了主张性善说之外,亦依此批评告子之性无善无不善说,颇具深意。性论之研究,可谓中国哲学之主轴,不过一直难有定论。本文将探讨性论之历史发展,并试图厘清汉学、宋学二派之争议。

“宋初三先生”学术思想论

胡瑗、孙复、石介是宋初著名学者,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倡明儒家道统,批判佛老时文;批判章句注疏,凸显义理说经;讲求明体达用,致力内圣外王;留意性情之论,影响程朱理学。基于此,"宋初三先生"应是汉宋学术转型期间的开风气的关键人物。

冯纪忠的比较园林史研究及其审美文化启示

冯纪忠先生在《人与自然——从比较园林史看建筑发展趋势》一文中,以人与自然共生问题为核心,紧扣不同时期的审美主客体关系,用"形、情、理、神、意"五字中文范畴概括了中国传统风景园林审美历程的重点阶段,并以此为参照对日本(古坟晚期至江户时期)和英国(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园林史进行梳理,其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跨文化美学意义。通过解读此文中有关中国传统园林史的断代思路、三国园林艺术的优缺点比较以及全球审美环境发展趋势展望等观点和论述,认为他的综合比较研究模式和"形情理神意"五字逻辑范畴序列,可为研究、整理、发掘、传播中国乃至世界各个地域传统园林发展史中的生态智慧提供理论参照。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性理字训》提要辨正——兼谈《北溪字义》提要之误改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存目部分收录“《性理字训》一卷”,提要于作者项著录为“旧本题宋程端蒙撰,程若庸补辑”,并论定《性理字训》为“村塾学究所讬名”的伪书。文章从“程端蒙、程若庸的学术传承”“《性理字训》文本的流传”“《北溪字义》提要的内证”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并得出结论:《性理字训》确为程端蒙所作,后经程若庸增补为《增广性理字训》,二者皆非伪书。另外,由于《总目》修订者对《性理字训》存在的某种偏见,遂在修订《北溪字义》书前提要的过程中产生了误改现象。而《总目》之所以会对《性理字训》的真伪有这样的误判,这与其在辨伪时常用的“当作品质量与作者地位不相称时,即疑为伪讬”的辨伪方法有关,该辨伪方法需要进行重新检讨。

《古今经传序略》所载佚文两篇

明末清初,张隽赍持"因序以征书"的遗民心志,辑录《古今经传序略》,保存了大量的有明文献。笔者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了佚文温璜《易解自序》及韩昌箕《历代史衡自序》,借此可考见明代吴江著述之一斑,亦可补史志之遗缺。

天台礼忏仪“十科行法”研究

礼忏仪是佛教仪轨行事的一类,主要是以智顗创制的"十科行法"为正修行方法的组织程序。"十科行法"的建立和流行,对礼忏仪乃至整个佛教仪轨的架构分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佛教礼忏仪始于东晋初,到唐宋各宗派都建立了自己的礼忏仪体系,而"十科行法"正是各宗派制忏的模本。"十科行法"修证体系的主要思想和实践来源是"二十五方便"和"十境十乘观法"止观体系。"十科行法"的架构分科主要是基础准备阶段的"严净道场、清净三业及三业供养",请佛、赞佛阶段的"奉请三宝、赞叹三宝及礼佛方法"和重点的"五悔、行道旋绕及诵经坐禅",每一科都有各自的独特意涵。但无论修证抑或止观,其终极目的无异,皆是思维一佛乘中道实相不思议境界而得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