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性以历,观情以律”:翼奉诗学中的性情占与律历观

汉代经学视野下的《诗》学以齐诗学为代表,具备典型的阴阳五行论特征,学界常以“五际”说契入,却普遍忽视了“六情”理论及其对传统诗学性情说和汉代律历思想的改造。从齐诗翼奉学出发,可以挖掘翼奉诗学中的性情思想与律历观点。翼奉律历性情占主要的方法特征在于以时、辰之吉凶参照一变量之吉凶推得第三者之吉凶。律、历在翼奉思想中除音律、历法的基本内涵外,主要指十二地支与十天干之义,这两种含义处在翼奉以道、圣、经为分的不同理论层次之中。《诗纬》“诗者,天地之心”的观点,或许正受到了齐诗学的浸染,并对后世诗论与文论产生深远影响。

《吴兴诗话》考论——兼谈清代地域诗话的特点

《吴兴诗话》是清代学者戴璐所撰的一部地域诗话,著录了顺治初年至嘉庆初年浙江湖州地区有代表性的诗人及诗作,所录诗歌多属酬唱类作品,对地方望族的文学活动和人际交往也多有描述。地域诗话在编纂体例、题旨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在诗歌采摭、人物传述上则各有偏重。《吴兴诗话》既沿袭了清代地域诗话的一般性特征,又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是湖州目前唯一存世的保存最完整的地域诗话,对深入研究湖州地方文化有重要意义。该文旨在就《吴兴诗话》作者、版本及体例等方面的内容做一些相关考察与订正,为进一步解读和研究《吴兴诗话》提供一些参考。

清香型白酒质量提升——标准化发展

汾酒是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企业积极开展并不断强化标准化工作,对白酒行业标准化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从《清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的制修定阐述清香型白酒标准化发展历程,并概述汾酒标准化工作进展,体现了标准化工作对白酒行业发展的重要性。

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

胡氏之说《中庸》始于性情,其以"天地之性"作为善之依据,以"性其情"作为工夫之法门,已指揭橥了后来张、程、朱子等道学主流的论说方向。从经学史的角度来说,胡氏之注《中庸》,则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摆落注疏、以义理说经的倾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宋儒《中庸》学之滥觞,其对《中庸》的诠释,其内涵虽不及后来张、程等人那么丰富与深刻,但无疑已经引领了一代人的思考方向,其意义或已在内容本身之上。

论郭店装简“情”的内涵

通过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中的“情”义内涵的分析,本文认为其中的“情”仍然是“真实”,而不是“情感”之义。“情”在不同语境中虽有多种分析的涵义,但它们之间是统一的,皆根源于性情论之“情”。这为我们重构性情论的真实内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未发”和“已发”而言,“性”与“情”二者在郭店楚简中并不具备相互对应的特性,这与宋儒的性情论并不相同。从先秦到宋明的性情论,朱熹等人利用先秦儒家的相关文献作了创造性的转化;而Chad Hansen和A.C.Graham对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情”字义的某些观点,是值得批评的。

论《性自命出》性情化的身体观

儒家的身体观的历史原型无疑是周代的威仪观,但威仪观诞生于儒学创立之前,威仪身体气象之形成并没有同时伴随着内在心性的自觉。孔子创立儒学,摄礼归仁,其身体观本于仁而达于礼,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身体观由此诞生。人性论在孔子思想中并没有充分展开,《性自命出》的性情论是儒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人性论,它把情设定为人性的内涵,它重视诗礼教化对心性和身体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独特的身体观即性情化的身体观,成为孟子心性化的身体观的历史前奏。

真实不伪:前孟荀时代的人性论——以“眚自命出,命自天降”为基点

以往诸学者一谈及先秦时期的人性论,莫不以孔、孟、荀之"三段论"为要,且易以善恶之伦理范畴来界定之,然自此一时期简帛的出土,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先秦人性论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与难得的历史机遇。故文章拟以新近出土之简帛,尤其是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为史料基点,对先秦人性论付诸以全新、深入之考查,以图对以往学界对先秦人性论贯之以善恶界定之思维范式有所突破,从而向先秦人性论之整体原貌无限趋近。

重读《中庸》——关于性情道诚和中节诸问题的若干思考

郭店战国简书《性自命出》等儒家早期著作的发现,使我们获得了对于早期儒家思想发展情况的新认识。将《性自命出》的思想内容与《中庸》这部儒家的形上学著作进行沟通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中庸》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性情思想方面的论题,这主要表现在性、情、道、诚、和、中节等问题上的思考上。这些伦理思想与哲学思考构成了早期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关于中国性情论史的学术思考

性情论话题,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既不断地发展深化,而又长期地变动不居。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性情论,一方面以"情"激活了传统思想中某些已失去活力的部分,如礼乐、人性论等;一方面又十分警惕非理性的情、欲可能走向自由无限性的倾向。对于性情论这一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存在,过去哲学史、思想史界对它的研究,受到两种情况的制约,一是西方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认为先秦之"情"无"情感"义的陈见;二是反映先秦诸子性情论思想之文献的缺乏。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上博简《性情论》等先秦文献的被发现,使先秦儒家的重情思想和性情论思考浮出水面,并受到格外关注。准此,中国性情论史研究特别拈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先秦及后世性情论的基本形态,尝试对它们作一学术流变史的会通贯释。这有助于促动学者重新检视传统人性论内部结构的变化,为传统儒家思想的伦理基础重新定位,并包孕了平衡当代新儒家学者过度集中在心、性等概念上的诠释策略。从学科及学术思想的视野,中国性情论史研究在学术思路上应十分注重哲学伦理学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基础性与规约性,同时又注意从学科、学术交融中形成学术个性。

黄宗羲诗学中的“情”、“性”之辨

诗道性情是黄宗羲基本的诗学观念。黄宗羲充分肯定“情”在诗学中的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形而上的“性”,力求以性统情。黄宗羲的诗学性情论是其学术思想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延伸,与其师承的刘宗周之学有着密切关系。黄宗羲主张“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但“情”、“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梯形迷宫螺旋泵内部流动数值计算及性能预测

在梯形迷宫螺旋泵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流场计算商用软件FLUENT,首次模拟了清水状态下梯形迷宫螺旋泵内部的三维湍流场,对给定基本参数的梯形迷宫螺旋泵内部流动进行数值计算和分析,从而得到了其内部流动的主要特征和外特性变化,结合数值计算与试验结果,提出了采用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 ics,CFD)计算方法对泵的性能进行预测,为梯形迷宫螺旋泵的设计、改进和优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阴阳释性情——董仲舒对儒学性情形而上学的独特建构

在中国儒学史中的性情问题上 ,董仲舒从阴阳的角度、立足宇宙天道 ,第一次真正在形上高度确立起性情的本体地位。天有性、有情 ,还可通过人世生活反映出自己的性、情 ,于是才能够与人相感应和沟通。阴阳与性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衍生的内在关系 :性有阴阳 ,情有阴阳 ;阳极生阴 ,性之动为情 ;阴极生阳 ,情之动则为欲。“阴阳之气”让天、人发生性情 ,同构感应。天的性情是贵阳贱阴 ,而人的性情则是好仁恶戾 ,帝王君主则应该大德而小刑。董学之“性禾善米说”则深刻地阐释了性情与善恶之间的真实关系 ,是对孔、孟、荀及世硕。

王夫之诗情论辨正

"诗道性情"是王夫之全部诗学理论的起点与核心,它植根于深厚的人性论基础当中。人性论中的"善/不善"、"诚/不诚"、"性之情/物之情"、"隐/显"等二分对立视角,成为王夫之辨析诗中之"情"的主要依据。在这一过程中,王夫之将诗情之辨又细化为"白/匿"、"贞/淫"、"诚/袭"、"裕/遽"、"道/私"等多种维度,分别从显现性、节制性、真实性、从容性、调节性等方面廓清了诗中"性之情"的确切内涵。"性之情"实际上是王夫之对于"诗情"的一种理想化确立,这一范畴的标举及其含义的明确,使王夫之诗学中的情本体有了清晰具体的价值指向。

《文心雕龙·情采》中的“情”“采”关系新解

学界对"情"与"采"范畴的论析并没有因《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化而清晰起来,相反矛盾与分歧逐渐增多。因此,还原其主要范畴的应有之义,回归刘勰论述的意义原点,成为深化"情采"篇研究的重要理路。文章着重从文本出发,重新审视范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为"采"非"文","文"与"质"是"采"的两个维度;"情"非"质","情"是刘勰"情性"本体观的体现。这一研究有利于澄清当下的种种误读。

醒脑静注射液治疗意识障碍的临床疗效分析

目的：探索醒脑静注射液治疗中枢意识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随机分组对照法，将１０４例意识障碍患者分为醒脑静组（治疗组）６３例，清开灵组（对照组）４１例，进行疗效对比分析。结果：治疗组治愈２８例，显效２２例，有效６例，总有效率８８．８９％；对照组治愈１０例，显效８例，有效１２例，总有效率７３．１７％，２组疗效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从时效关系分析，治疗组的起效时间明显快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其达到最大效应的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从证效关系分析，醒脑静注射液对痰热内闭型的疗效优于痰浊内盛型（Ｐ＜０．０２５）；而量效关系则提示醒脑静注射液的治疗效果与剂量呈正相关。结论：醒脑静注射液具有醒脑止痉、清热凉血、行气活血和解毒止痛等功效，是防治意识障碍的安全、有效药物。

性灵·佛教·山水──南朝文学的新考察

本文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只将“性灵说”的焦点放在钟嵘身上不同，认为“性灵说”在整个南朝已初具规模并渐成思潮。它继承了前代的“缘情说”，由于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促使南朝“性灵说”超越对世间常态情感的执着，而走向对心灵及精神世界的探索。南朝的山水传集中体现了这一理论的新发展，并开拓了以追求神韵灵趣为特征的新的诗歌美学境界。

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及对中国“天下体系”的影响

清康熙至嘉庆间,在京传教士和朝鲜人士以教堂为基地、以一届届来华燕行使为媒介,分阶段、多途径地经由中方,将天主教传入了朝鲜。与之对应,朝鲜方也经历了一个由初期抵制,到逐渐崇信,乃至皈依的过程。虽同属"夷教",然清代朝鲜人自始至终均抵制藏传佛教,却又最终接纳了天主教,这实质上反映了朝鲜人对新的"天下秩序"的思考与选择。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不只是将天文历法、科学知识、西洋宗教等输入了朝鲜,更使朝鲜人由此前的"罢黜诸教"、"独尊儒学",拐向皈依基督教和诸教"回归"之路;某种程度上对中朝双方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瓦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

纳兰性德《青衫湿遍》悼亡的对象

通过对《青衫湿遍·悼亡》一词中“回廊”及“玉钩斜”等意象和用典分析,结合《浪淘沙》、《虞美人》、《减字木兰花》等词中关于“回廊”意象的使用,论证该词的悼亡对象并非是学界通常认为纳兰性德的亡妻卢氏,而是曾经与纳兰性德有着刻骨铭心爱情却无奈入宫的恋人。通过分析纳兰词中“回廊”具象型符号式意象及其象征含义——象征着幽深隐秘的相爱之地,理清了纳兰词中“玉钩斜”、“韩凭”等相关典故及作者使用以上典故的目的,还原了一段纳兰性德佚逝的恋情。

栾星本《歧路灯》校勘疏漏举隅

栾星先生校注的《歧路灯》有不少需要商榷的地方,文章通过比勘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与栾星先生本,指出栾本存在的错误,并认为当下迫切需要一个高质量《歧路灯》的新校本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