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帛书“刑德大游”与秦灭六国战争

马王堆帛书《刑德》甲篇的《刑德占》是在《刑德》丙篇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其中“刑德大游”占辞的改写存在明确的史实依据。《刑德》甲篇写定的占辞,至少参考了秦灭六国的多次具体战例,特别是“背刑迎德”占辞,与秦王政二十二年李信攻楚先胜后败的史实完全相合。以史实入占书应该是帛书的撰写者有意为之,可见实际战争对数术文献的编纂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兵占书中引入战争史实,以战例校验占书准确性,很可能是秦汉时期兵占书的一大特点,这丰富了我们对古代数术文献的认识。

论《黄帝帛书》的刑德思想

《黄帝帛书》中,刑德思想是核心内容之一。《黄帝帛书》从辩证思维的高度阐述了刑与德的关系,提出了“刑德相养”的命题。在德与刑孰主孰客这一问题上,《黄帝帛书》明确提出先德后刑。《黄帝帛书》将刑德与天道、阴阳结合起来,从而将刑德学说提高到了自然哲学的高度,形成了“阴阳刑德”观。《黄帝帛书》提出刑德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方式或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因”、“时”和“度”。

《太平经》刑德图式的易学表现及其他

刑德作为国家政治运作的两个因子，具有彼此对立的特征，在理想国家的模式中，是要显德而黑出刑，即德成为国家政治的唯一工具。《太平经》作为东汉后期的原始道教典籍，基于对东汉政治疲敝的认识，在刑德的认识上，借助易学的符号系统，表达了守道德退刑罚的思想，以此作为改良国家政治的手段。

“以阴阳明大义”:试论帛书《黄帝四经》刑德之治的理论建构特征

帛书《黄帝四经》的阴阳对立统一思想,为其刑德并用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形上根据,并具体展开为"春夏为德,秋冬为刑"的政治施行主张。这种政治哲学体现了黄老道家"推天道以明人事""因阴阳之大顺"的思想特质。这种把天地自然现象作为现实政治行为根据的思想,是天人合一观念的表现,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

韩非的“刑德”世界图式

韩非兼容法、术、势的特点而形成自己的法家特色,认为采用法来治理社会,是自然的举措。法具有的整治邪行、治理混乱、祛除贪欲,剔除非法行为的功能,在于法本身的公正性以及无对象性;时代是法的必然内容,没有一成不变的法;选择法的心理基础在于"用其不得为非",因为,人性"欲利"的因子,存在通向邪恶路径的无限可能;但是,社会秩序的井然仅仅依靠刑法是不行的,还必须辅之以道德。显然,韩非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公正,让社会充满爱意,这区别于儒家空洞的仁爱说教,韩非提出了在本质上解决社会秩序祥和的对策。这是应该注意的。但是,韩非虽然注意到了刑法"矫上之失"的方面,但这"上"在一定程度上,指的不是君主,而是上层官吏,所以,君主仍然在司法的域场之外,韩非仍然没有能够超越先辈法家的局限,这也注定了中国没有真正的法的可悲事实。

浅析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

西汉时期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争辩的焦点除在经济政策上的不同外,还体现在治理国家手段上是"德"治还是"刑"治之争。双方政治观点分歧的根源在于贤良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代表民间商贾、地方豪强的利益;而桑弘羊以法家思想为依归,代表集权国家的利益。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可以说是整个汉代中后期社会政治批判的滥觞,反映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内在发展理念与趋向的转变。

《黄帝四经》“刑德相养”思想探析

“刑德”思想是《四经》(即《黄帝四经》)道德思想的必然组成部分,其渊源在老子的“法令”、“道纪”。它不仅昭示了法度产生的问题,认为产生于现实社会需要的法度须以“道”为依归;而且回答了何谓法度的问题,告诉我们法度是“正”的象征,是“明曲直”的武器,法度的基础在人的需要的满足,在“刑德”的关系,主张先“刑”后“德”的价值取向,显示的是以“德”为依归的方向,昭示了用“有刑”实现“无刑”的理想追求。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在道德问题上,存在以“义”和“宗”为标准来依归法度的运思,这无疑是氏族宗法血缘意识的反映,其意义是消极的。

我是人间惆怅客--浅议纳兰性德诗词中的佛理禅韵

纳兰性德是清代满族著名词人,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佛禅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他将佛理禅韵与人生体验融入诗词中,以禅理来升华词境,以飘逸轻灵的笔法书写内心挥之不去的哀愁。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不仅使其词作充满浓厚禅意,也真实地写出了人生无法排遣的痛苦惆怅以及对这种不如意的超越与释怀。文章试从纳兰性德作品中有代表性的几首禅韵诗词入手,分析纳兰性德对佛禅文化的感悟,以及佛禅文化在其诗词中的体现。

《黄帝四经》中“刑德”思想对“道”的取法

作为黄老道家经典著作的《黄帝四经》,在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发展,以天道推衍人事,提出了以"刑德相养"作为其南面之术的核心内容。但"道"仍然是统摄《皇帝四经》整个体系的纲领,对"刑德"之术的运用要合乎"道",在客观层面体现为对"反"的原则的掌握,在主观角度就表现为要"合于天当"以及"因天时。"

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兼论出土文献中的颛顼与摄提

《马王堆汉墓文物》最近由湖南出版社印行,最引人入胜的是《刑德》乙本所附的一幅九宫图。《刑德》属兵阴阳家。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赵岐注云:“天时谓时月支干五行王(旺)相孤虚之属也。”这是对的!孙子兵法亦有类似的说法,银雀山竹简孙子《月战》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央(殃)。”可见这是兵家的恒言。这本《刑德》是很重要的文献,出土有甲乙本,只此乙本先行发表。九宫图用五色写绘,中央似用黄色书写,文字漫漶难辨,仿佛有“黄啻?”二字,其余四方依不同颜色题志,南方火用朱,北方水用黑,东方木用蓝,西方则以双钩留空,代替白色。南北子午线绘于中央圆圈之外,不相贯通,惟东西则连贯之。可能因卯、酉是二根,《刑德》云:“卯酉,二根也。”又云:“二根司杀”,因为卯酉是对冲的。四方各图,格式均作方形加以划分。

董仲舒刑德理论发微

董仲舒刑德理论发微周乾董仲舒，汉武帝时期的卓越思想家，提倡“独崇儒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理论，对当时及其以后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现实，都有深刻的影响。刑德理论在其政治思想中，更是重要部分。它所讲述的统治者应如何施政，规定大政方针，与其全部思想比起来，...

馬王堆漢墓帛書《黄帝四經》“刑德”説研究述評

馬王堆漢墓帛書《黄帝四經》出土之後,書中作為政治思想和治國之術的“刑德”説,便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帛書由“陰陽”和“四時”推演出“先德後刑”“刑德相養”的系列理論,在主張刑德并用的同時,也將這一依托於天道的統治術提升到政治哲學的層面,極具思想特色和理論價值。從已有的成果看,學者們探討和争論的焦點主要在於刑德概念的界定、“刑德”説的思想特色、刑德關係、“刑德”説的理論基礎及其歷史影響等議題。雖然目前學界的研究卓有成效且成績斐然,但在文本自身的深度開掘;同時期刑德思想的横向比較,刑德禮法之源流的縱向考察等方面,對於馬王堆漢墓帛書《黄帝四經》“刑德”説的研究,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做,也可以做。

试说帛书《刑德》中的“大居”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刑德》甲篇《日月风雨云气占》章中有一个补写在两行之间的“居”字。此字应是抄写者补写在第12行“徒”字之下,而不是补写在第11行“大”字之后的。然而帛书《刑德》乙篇的抄写者却误将“居”字抄在了“大”字之后,导致“大居”一词含义不明。另外,《刑德》乙篇《日月风雨云气占》章“月毋(无)光”之上有一个残损模糊的文字,应是乙本书写者误抄的“朝”字。书写者发现此字误抄之后,将此字圈起以示废弃不用。

帛書《刑德》分野説略考

帛書《刑德》的雲氣占部分中有一段關於分野的記載,但這部分分野記録與傳世文獻中的分野記載多有不同之處,本文在比較了帛書和傳世文獻種種不同之後認爲:帛書的分野説並不是原始或早期未經整齊劃一的分野説。因爲有關分野的理論,起源很早。早在《周禮•春官•宗伯》中,就有“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以觀“天下之妖祥”的記載,《左傳》中也有參星配于晉而稱晉星,大火星配于殷而稱商星的記載,這説明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人們就嘗試著以天上的星象來代指地上的疆域,以闡揚其天地一體、妖祥互見的觀念和認識。帛書《刑德》中的分野記載並不是專爲著述而抄寫的分野體系,而應是在漢高祖十一年這個特殊的年頭裏,漢初的星占家因兵戰的需要而爲軑侯編制的分野情況,它跟《刑德》甲本一體,都應是在漢高祖十一年這個多事的年頭裏爲軑侯利蒼跟隨劉邦東征西討的戰事服務的。

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的初步研究

本文認爲,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的刑德小游存在較大差异,甲、乙本記載的應是兩種不同的刑德術數;所謂刑德“大游甲子表”,衹是用來標示每年太陰與德的位置,并不能用來描述刑德歲徙。

马王堆帛书“太阴刑德大游图”补议

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两篇各有一幅由许多式图(或称"勾绳图")组成的图表。该图表中的式图自右向左纵向排为六列,每列十个,共计六十个,配以六十甲子,每个式图上都有标注神煞运行的圆点。傅举有①、陈松长②、马克③、胡文辉④等都讨论过这个图表,通过他们的研究可知,该图表是用来表示马王堆帛书《刑德》中太阴、德、刑等神煞按照太阴纪年运行之方位的。

论纳兰性德的乐府诗创作

清代文人纳兰性德以其在词方面的成就享誉文坛,但其诗歌的艺术造诣也极高。纳兰的乐府诗体现出绮丽、清婉和沉郁等多种风格,并于其中借古讽今,颇有风人之旨。纳兰乐府诗的主要成就在于其对乐府这种文体的精准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