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兴化军丞相叶颙双行状考释

叶颙官至左相,死后二十余年后方有谥号。其有两份行状,一份为叶颙去世以后,由家人托其同乡好友名士林光朝所撰。另一份于叶颙逝后二十八年,由其侄叶元潾请杨万里所撰。林氏所撰行状篇幅较短,事迹隐晦,且存在明显错误,当为叶颙墓志铭撰写提供材料。杨氏所撰行状信息详备,且评价唯善,当为请谥所用,且为《宋史·叶颙传》之史源。

行状基本内容及其书写位置的演变

行状作为“记载一人之始终”为主要内容的应用文体,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等,是其稳定的组成部分,随着时代发展和观念转变,行状的基本内容及其书写位置也在演变。就内容而言,婚娶子女的书写经历了从部分到全体的变化,最后成为行状的固定内容;就内容的书写位置而言,用于请谥的行状,在世系书写方面影响了用于乞墓志碑表的行状;寿年的书写,由列于文前逐渐向书于文内发展。一向被视为格套的应用文体也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和通常认为的文学文体并无本质区别。

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行状的文体观念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演变。六朝至隋唐五代时期,人们认为它属于哀祭文章,其主要用途是为其他文体提供原始材料,文体地位明显低于传记。宋人则发现行状具有传记的特性,将其从哀祭类划归到传记类,其文体地位得到了提升。文体观念的流变受到时代变革的影响,宋代出现史学化的传记观念、以行状修史被广泛接受、宋代史官群体多元化等方面的变化都影响到宋人对行状文体观念的变化。由于宋人将行状划归传记,导致宋代出现了将行状视为私修史书、私家传记,行状书写体例呈现传记化的情形。

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及其影响

行状的创作目的受礼仪制度、文化心理、社会风气等因素影响。请谥在唐代行状中占主导地位,为乞墓志碑表而撰写的行状在宋代最为流行。宋代普通文人借助他人之文以传不朽的意识更自觉,对行状与碑志之间的依存关系更明确,进入史书的愿望更强烈,这些都构成了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化的原因。创作目的变迁导致以行述名篇、世系书于文内、书写妻子子女的行状增多。元明清行状受宋代影响较大。

吴澄的礼学著述及相关问题

吴澄作为元代著名的经学家,一生中有很多关于礼学的著述。这些礼学著述的撰著过程,与吴澄的学术生涯和志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其弟子虞集所作吴澄《行状》进行梳理,以及对吴澄的学术生涯,包括他就三礼等关乎礼学的各种著述加以考察和说明,足以体现吴澄学术的重心和关注点所在,进而也呈现出吴澄礼学的基本面貌和所涉及的相关学术史、思想史问题,以见吴澄礼学与朱子礼学的联系,及其在学术史和思想史方面承前启后的地位。

王安石《曹玮行状》献疑

宋代行状具有时限性、原始性、全面性、唯善性、唯一性五大特性,王安石《曹玮行状》明显不符合行状的上述特性。《名臣碑传琬琰集》收录有曹玮及其父亲曹彬行状,然而《曹彬行状》已被证明是《国史·曹彬传》,顺着“以子系父”的惯性思维,王安石《曹玮行状》亦当为《国史·曹玮传》。相比王安石《曹玮行状》,宋庠《曹玮行状》完全符合行状的所有特性,是真正的曹玮行状。宋庠《曹玮行状》与王安石《曹玮行状》之间,宋庠《曹玮行状》、王安石《曹玮行状》与《隆平集·曹玮传》《东都事略·曹玮传》《宋史·曹玮传》之间,皆存在明显的史源关系,这进一步证明了王安石《曹玮行状》当属国史传。王安石《曹玮行状》当是王安石文集早期流传过程中“淆乱其间”的“赝本”。

河南南阳市邢庄汉、宋墓群发掘报告

2006年8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京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联合对位于南阳市蒲山镇李才村邢庄的古墓群进行发掘。发掘墓葬13座,出土器物很少,以陶器为主,年代为汉、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