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

武昌起义爆发后,来华外国人极为关注,当时便著书撰文阐述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见闻和看法。震惊之余,他们虽未能完整揭示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革命势在必然,并必将走向共和的各个因素。他们看到,作为历史转折点,辛亥革命对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具有世界意义。同时,对革命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他们亦作了观察,尤其是对在“反满”这一辛亥革命特殊形式中出现的过度暴力,作了直观的披露。他们或直接接触,或耳闻目睹,了解和认识了这一历史转折时刻的各种人物,揭示了这场革命的另一面。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既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和某些客观评论,又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思想立场及主观偏见。

开府艰难未惜身——徐定超主政温州经历

辛亥革命时期,有很多清朝官吏转向革命,徐定超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任清朝监察御史,享有直声。温州光复时,由于新旧士绅之间的争权夺利,赋予他执掌温州军政分府的机会。对于他的这个短暂执政经历,其乡人高度肯定,认为百废皆兴,但借助当时的报刊等资料,重新进行审视,则并非如此。他实际难以胜任这样的岗位,所能做的只是敷衍补苴、求尽奉职而已,基本没有什么大作为,更遑论治绩了。历史研究以求真、求实为目的,应该基于历史主义的原则,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清代的“国宴”与用酒规制

清代的“国宴”与用酒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制,“国宴”款待对象按其重要程度分为王公大臣、边疆地区民族首领、各国使节和千叟宴上的耆老四类。而“国宴”用酒品类较多,主要包括奶酒、烧酒、黄酒和玉泉酒。其中,奶酒所占分量较重,为宫中所垄断;在筵宴来华使节与边疆地区民族首领时,由光禄寺请领使用,而黄酒和烧酒则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国宴”,主要由光禄寺自行酿制。宫中酿制的玉泉酒也被用于清代的“国宴”,但由于玉泉酒为内务府管控,并不见于《大清会典》,长期不为人知。与清代皇帝对酒的认识密切相关,清代各时期“国宴”严格控制酒的用量。

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

本文分析了 1 3 68—— 1 91 1年间宁波士绅阶层通过长期维持科举上的成功 ,因而掌握着地方霸权的过程 ,垄断文化是保证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士绅家族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 ,往往结成壁垒森严的圈子 ,外力很难渗透。士绅家族网络在公共领域亦发挥着主导作用 ,以此赢得官府和社会对他们权威的认同。近代以后 ,士绅家族不仅需要维持文化上的优势 ,而且还要创造在商业的优势 。

民国时期(1911-1949)我国图书馆界刊物研究综述

作者在对民国时期(1911-1949)图书馆界刊物进行统计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在时间、地区上的分布特点,介绍了栏目设置。本文资料性强,对图书馆学史和近代书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陈子英:鲁迅青年形象建构的一个隐秘侧影

陈子英是贯穿鲁迅晚清日本留学界、民元前后绍兴教育界至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时期的友人,但二人的交往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史料上也存在错漏。陈子英与鲁迅青年时期呼吁的理想“个人”有契合之处,也可被视为“狂人”、吕纬甫、魏连殳等现实原型的隐秘侧影之一,从中亦可窥得有别于传统“投降”、徐锡麟式的流血革命和鲁迅式的迂回抵抗的第四种“候补”结局,即丧失“候补”资格,沉没在辛亥革命的阴影之中。陈子英其人在鲁迅创作中由“隐”至“显”的过程,也是鲁迅追忆民元精神、重构“民国的建国史”的意图不断敞开的过程,它与鲁迅的青年话语建构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向鲁迅“立人”的启蒙观念。

1911年2月1日福建德化4(3/4)级地震的考证及同年2月6日江西九江5级地震的质疑

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和考证,认为1911年2月1日福建德化县城关发生了一次破坏性地震,震中烈度Ⅵ度,震级344。同时分析了《时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九日第3页刊载的地震事件可能是指福建省德化县城关地震,而不是江西省九江发生的地震事件,因此对同年2月6日江西九江5级地震存疑。

从启蒙到发展:清季奉天教育的近代转型(1901-1911)

20世纪初年,向为化外之地的东北新学蔚起,开启了教育近代化的历程。特别是东北新政推行以后,奉天教育骎骎日上,由原来的后进地区在短时间内迅速跃居全国教育发展的前列。在总体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清末奉天的教育近代化也由原来的启蒙状态发展到了高潮阶段,完成了局部的转型。

1907～1911年“时事报”系列报纸与近代小说

纠正目录类著作对1907～1911年“时事报”系列报纸所刊小说的收录失误，介绍未经著录的作品，提供俾便查考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分析了所刊小说透露出来的综合信息，总结规律和特点，进而探讨了1907～1911年小说与大报的关系。

谣言与革命——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

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中,谣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在起义的发动过程中,“清政府正在捕杀汉族士兵”谣言将大多数士兵逼入造反者行列;其次,在起义扩大的过程中,清政府无法控制作为舆论领袖的地方绅士们,致使各种谣言进一步侵蚀其合法性。清政府虽然也企图通过谣言收拾人心,但因其公信力的彻底丧失,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先声——评1911年加、美互惠协定的缔结

1911年加、美缔结互惠协定是加、美经济史上一次重要的但未获成功的缔约事件。此次缔约标志着北美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互相排斥的贸易政策是缔约失败的经济原因,长期存在的政党竞争是缔约失败的政治原因,长期的民族心理对立是缔约失败的心理原因。缔约失败对加、美关系造成了严重影响。研究1911年加美互惠协定对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有借鉴意义。

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使命研究(1911—2012)

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是中华民族高教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映射了高等教育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依据重大历史事件来划分,这一时期主要包括3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高教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高教护国;从改革开放到新时期改革的高教强国,都深深地蕴含着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感。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历史使命,将对今后高等教育发展起到十分有益的启示。

“科学救国”与民国社会变迁(1911-1936)

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思潮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科学救国"注重科学意识和科学方法,强调科学精神的价值,强调科学的社会功能,重视科学对社会的改造和建设。"科学救国"思潮促进了民国初期科学技术界的成长,民国初期科学技术及方法逐渐渗入社会经济领域,传播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带有现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含义,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

1911年外蒙古独立过程中的黄教因素

外蒙古内附清廷的动力之一,就是清朝尊崇黄教。逮于晚清,清政府一改以往做法,对外蒙古黄教采取疏远甚至压制的态度。外蒙古喇嘛王公认为这种做法是在仇视黄教,又,革命方殷,共和国体已成,外蒙古王公喇嘛担心礼教不存,黄教也必不保,他们遂不愿意加入中华民国。概而言之,蒙古民族几百年来的黄教信仰,已成为其民族认同的一部分,故如何保护黄教的问题成为1911年外蒙古走向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1911辛亥风暴下的成都满族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成都旗人问题的解决有别与其他省市,这是在成都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汉满两族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由热情而理性:1911-1912年间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认识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之初,杜亚泉为革命的爆发而欢欣鼓舞,并对其进行热情宣传和介绍,颂扬、支持革命,但在短暂的热情之后,杜亚泉敏锐地发现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杜亚泉这一"由热情而理性"的转变,是其认知水平逐渐提升的表现,也是革命本身不足开始显露的重要表征。更为可贵的是,杜亚泉能在短时期里敏锐地发现问题,并积极地去解决问题,针对革命的先天不足,他试图从革命后续的建设中去努力,借此以完善与巩固革命。

辛亥革命后广东近代城市的发展(1911—1936)

辛亥革命后,由于实业发展和民国政府的推动,广东城市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镇及城镇人口的增加、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城市经济积聚的程度等因素,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尺度,以此为标准来看,南粤的城市化在民国前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革命党对国民革命和英雄革命的理解与思考——以《民报》为考察对象

《民报》学人认为英雄革命是用专制去专制,革命者只知皇帝之可贵,未识民权之大义,因此中国古代史上的革命几乎都是英雄革命;而国民革命则是用共和代替专制,是一国之人皆知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皆负革命之责任。所以,《民报》学人主张国民革命,反对英雄革命,从而实现民权主义,建立共和国。这反映了《民报》学人对现代革命认识的深化,但是在实际中他们并没有真正发动人民群众,所以也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

1907-1911年间孙中山党务活动研究

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上层就出现了分裂,各级组织亦日渐涣散。虽经孙中山奔波整顿,"团体散漫"的现象于局部有所克服,但组织分裂却有增无已。孙中山与东京本部的关系,亦始终未能很好地处理,他甚至把部分海外同盟会组织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之所以抛开亲自缔造的同盟会,渊源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治党方法的错误。

在跋涉中探索——电视连续剧《风云1911》的三大叙事策略刍议

叙事时空富于历史感和象征感,纵贯全剧的三大主轴之间的较量成为历史冲突的具象化表达,人物群像之间呈现出对比或类比的微妙张力,是《风云1911》最为显著的三大叙事策略。而一切叙事策略均是为了突显作品最为核心的主旨——"人的一生总在跋涉,每一次跋涉都是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