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宋熙宁年间东南诸路的增设新县现象

王安石变法期间,北方的河北、河东、永兴军等路为节省地方行政成本,裁撤了大量县,而东南各路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后来陈瓘指称王安石对北方和南方采取双重标准,即主张在北方大量撤县的同时,却在南方析置新县。经过考察可知,王安石变法期间,东南各路的新设县数量很少。而自五代宋初以来,东南各路却多有新设县。北宋在东南各路增设新县,一方面是平定南方各政权后,在新纳土地上调整行政区;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地方事务增多所致。王安石的判断实际反映了当时东南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和地方事务急剧增加的时代背景。

县域乡镇街道重构的驱动机制:以T县街道设置为例

县辖街道已在中国大规模实施,且日渐成为县城建设的重要政策工具,但这一现象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论文结合一个县域撤乡镇设街道的现实案例,采用“过程-事件”分析范式,力图打开基层政区改革的“黑箱”决策过程,梳理其调整动因、方案设置与决策考量,并与政区改革三重逻辑理论展开对话,以充分审视并检验乡镇街道重构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T县街道设置的初始动因与具体方案的设置深受经济发展、权力博弈以及政治妥协相关因素影响,直接表现为捕获以建设用地为主的关键资源,降低开发区运行的不确定性,以及获取行政等级体系中的合法性,体现出市域撤县(市)设区逻辑在县域尺度的重复再生,而与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治理因素并未成为方案设置的重要依据。乡镇改街道存在潜在风险,未来应进一步厘清县城建设、城乡融合与街道设置之间的关系,谨防县域街道设置陷入短视化误区,背离其保障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职能。

基层治理体系中“中心工作”的产生、泛化及应对策略

中心工作是党委贯彻领导意志、推动行政体系完成重要治理事务的制度化方式,是“党的领导”治理体制的具体化,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传统的重要构成。当前,中心工作在基层治理体系中产生了较强的泛化效应。在乡镇治理中,“编岗混同”逐渐常态化,治理规范化意义上的“定岗定编定责”越发难以形成。在村级治理中,乡镇政府对村“两委”成员实行“类编制化”管理,村级组织行政化程度不断加剧。中心工作的泛化效应,源于重要工作和常规工作之间缺乏有效的区分,而基层复杂的条块关系对此亦有所加重。中心工作泛化之后,一线行政空转加剧,治理形式主义泛滥,基层治理陷入新的“悬浮”困境。为缓解中心工作的泛化效应,应加强县乡村纵向治理体系的层级统筹,增强基层治理的社会回应性。

行政区划调整赋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机制研究——基于“撤县设区”的经验分析

行政壁垒导致的市场分割是制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行政区划调整须促进地区间的市场一体化才能有效赋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撤县设区”弱化了被撤并县域与市辖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可以促进被撤并县域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和外部融资增加,并通过产业集聚的竞争加剧效应和创新成本降低效应激励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采用2011—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被撤并县域民营企业研发强度和专利授权数的增长,其中存在“撤县设区—提升企业人力资本—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撤县设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撤县设区—促进地区产业集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3条影响路径;“撤县设区”的民营企业创新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撤县设区”促进了二三产业的民营企业创新,但对第一产业的民营企业创新具有负向影响;“撤县设区”并未对周边未撤并县域产生显著的“虹吸效应”。因此,行政区划调整应将构建统一大市场作为重点工作,营造更为开放公平共享的市场环境,并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石门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对农业科技推广的促进作用--基于5名相关人员深度访谈的研究

石门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的建设对于农业科技推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该服务体系包括政府、专业农技人员和农民三方,完备的技术支持和服务设施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农业技术更新和信息传递,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生产的发展环境,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农技人员的专业水平对于农业科技推广的效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技术水平高的农技人员能够更好地向农民传递和应用适宜的农业技术,同时监督和引导农民的技术操作,以更好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质量。政府需要建立健全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对农业技术的政策引导和扶持,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性。

民国时期新疆霍尔果斯设县研究

晚清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为适应建省后的边疆管理,积极推进行政区划改革,增设了大量县级政区。利用档案文献与古旧地图复原民国三年(1914)伊犁霍尔果斯地区的设县及其县域形成,尝试以这一个案揭示新疆地方政府通过在中俄交界地区增设新县对加强国防、外交、商务、内政等管理的政治考量。同时,它也反映出近代边疆政区边界的形成除了遵循“山川形便”这一传统原则外,国界争议、经济分配及地方军阀自身利益取向等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博弈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汉时期秦州行政建置的沿革及影响

秦州之地,位于甘肃省东南部,是甘、陕、川的交通咽喉。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自陇西析出天水郡以来,至曹魏设秦州前,此地的行政建置在两汉时期屡有沿革。这些沿革可反映出诸多问题,其时天水郡作为军事重镇,地理空间上处于河西诸郡与司隶部之间,起着战略缓冲带的作用。通过两汉时期天水郡建置之沿革,亦可看出其在人口、经济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河西走廊之建设起到的重要作用。

新贵县设置时间考

新贵县是明代贵州建省后,在会城设置的第一个附郭县,其设置时间有隆庆六年、万历十四年、万历十八年、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九年五种说法。新贵县设置过程的反复曲折,致使不同记载出现。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隆庆六年、万历十四年两次设县并没有真正施行,而万历十八年是设县成功的最后一次提议时间,万历二十九年则为万历十九年的误写,新贵县的实际设置时间应为万历十九年。

明代青浦县的定位——兼论明末清初松江府的分县趋势

明代松江府青浦县的置废、复立过程,以及复县后的治理问题,都显示分县无法解决逋赋问题。即便如此,分县在此之后仍然是调节赋役问题的重要手段,如明末金山卫改县的议论,以及清初娄县的分立,均显示分县的这一用意。最终,分县反而加重了政区内部以及同级政区间赋役负担不均的情形,引发进一步的赋役改革。在梳理上述分县议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察知分县的直接动力来自地方官完纳税粮的压力,而地方士人出于对分县导致赋役不均的了解,往往发出拒绝分县的声音。此中体现了国家收取财赋与地方赋役不均的矛盾。

明代湘黔交界地带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方略与成果——以天柱改所为县为例

万历年间,明廷于天柱一地实施改所为县。该县县治策略围绕着重建官、军、苗、民四者的关系而设并成功实施,为流官提供了一套可供参考的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方案。同时,各民族对天柱建县的共同支持不仅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良性交往,也为古代民族地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西汉至北宋贵州岑巩建置沿革考

岑巩素为滇楚锁钥、黔东门户,地理位置显要,为贵州文化先发地之一。其自西汉至北宋间的建置归属大致经历西汉至刘宋的无阳县、萧齐的西平阳县、南梁至南陈的夜郎郡、隋的辰溪县、唐至北宋中期的奖州(业州、舞州)及北宋末期的思州。文章以朝代为脉络,在爬梳岑巩地区的建置沿革基础上,辨讹了西汉至唐初、唐末至北宋时期岑巩地区的建置沿革,纠正了岑巩地在这两个时期的错谬,并辨析了岑巩与思州的历史联系与区别。考其建置沿革,可明晰中央政权与黔东地区的深入互动及黔东地区从“边地”到“内地”的转化与国家大一统的发展。

渭源县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领域的体现,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全面、科学准确的指标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它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的数量规范。文章在对渭源县农业与农村资源环境及经济社会状况调查的基础上,构建了适合本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采用多目标加权求和综合评价模型进行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评价结果是渭源县总体上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其中资源环境方面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经济、社会方面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通过对评价结果的分析得出:渭源县应采取多项措施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也要注意保持生态环境。

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

新时代推进机构编制管理改革的关键环节——四川金堂县“四位一体”编制管理改革的案例研究

编制是政府执政的重要资源,也是当前政府改革的核心内容。通过对四川金堂县编制管理全过程的案例分析,发现金堂县形成了以编制为主线,包括职能模块、职责体系、编制量化模型、链式联动管理机制的"四位一体"编制管理改革经验,推动了编制管理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未来的编制管理将从行政式管理走向内涵式治理,编制管理改革的关键环节将表现为从传统的量化管理走向科学的质量管理,从行政系统内部改革走向整体性治理改革,从行政化方式走向法治化方式。

泗洪县创建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探讨

泗洪县是江苏省首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之一,尽管该地区水资源相对丰沛,但仍存在诸如用水浪费、水质恶化、缺乏科学有效的统一管理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以《江苏省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纲要》为指导思想,分析了当地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泗洪县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的目标。

行政区划改革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主要探究改革开放以来县市级行政单位改革(即"撤县设区"政策)对改革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采用1997—2014年长江流域192个县级市的统计年鉴数据。使用了PSM核匹配下的双差分方法分析县改区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县改区"政策确实能够给县域经济注入活力,并且通过研究随着时间推移各大经济指标的变化规律,发现政策实施时间越早,对经济促进作用越明显,最后通过双差分和PSM后的双差分结果的对比,表明匹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基于3S技术的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库建设

当前土地利用快速变化,对传统土地资源管理提出了更多要求,该方法在GIS理论基础上结合3S技术建立县级土地利用数据库,并以河北省巨鹿县为例具体阐述数据库建设的技术路线、结构设计及系统数据库的建设等内容,对GPS在土地利用野外调查中的应用做了初步探索。

明清时期贵州卫所置废动因管窥

明清时期贵州卫所的置废,是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州卫所的设置,巩固了西南边防,促进了黔省的经济发展、政区完善。然卫所作为明朝军事基层单位,到了明末仍保留有大量军队,这无疑对于新生的清王朝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威胁。为了消除这一隐患,清廷实施了"裁卫并县",完善了贵州行政区划。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探讨黔省政区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显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政策触媒下浙江省特色小镇创建路径探讨——以淳安县乐水小镇为例

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特色小镇的建设在自然资源、文化传统、特色产业等方面代表着小镇的个性特征,这成为小镇转型升级的新亮点,并引领小镇发展进入新常态。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乐水小镇为例,从其区位、选址、定位、布局、配套到最后的创建等几大方面进行分析和梳理,最终得出创建思路,最后就其特色如何培育和创建经验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探讨。

县域社会治理:问题指向、核心目标与路径实践

县域是国家治理实践的基本单元,县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理想类型"中的县域社会治理,应是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化解矛盾维护基层稳定发展大局,有效促进传统与现代文明衔接,并引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整体地系统性推进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做好县域社会治理,应以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一要通过增能赋权,提升县级政府治理能力;二要着力建章立制,保障县域治理实践创新;三要借助多元共治,优化县域社会治理格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县域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与社会治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之间的关系,构建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善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