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滇国蟠蛇立虎祭祀柱看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

学界对古滇国蟠蛇立虎祭祀柱及相关祭祀仪式的解释,主要有3种假说:祭图腾说、报祭说和祭水神说。在文明延续性的历史语境中考察该祭祀柱的柱体、虎图像和蛇图像这3种符号的文明基因链,可提出一种新的推测:古滇国蟠蛇立虎祭祀柱可能与古西羌族及其后裔的通天信仰、虎崇拜、蛇崇拜密切相关。古西羌族及其后裔的文明基因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象征意涵,但关键符号却展现出显著的历史延续性。古滇国蟠蛇立虎祭祀柱相关符号的历史延续性,是中华文明历史延续性的一个侧面。中华文明历史延续性的研究,通常需要综合考古资料以及多民族的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展开互释。

大禹史传的西部底层

文化底层是指存在于不同区域中一种或数种来源相同、年代古远 ,并在各自文化序列中处于底层或带有底层特征的共同文化因素。从底层这个视角出发 ,对古史传说中大禹的出生地进行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 ,可以看出“禹兴西羌”、“禹生石纽”等史传反映了中国上古的历史实际 ,并可由此进一步看出古蜀与中原古文化所具有的深厚的共同文化因素 ,它们便是中国西部古文化的原生底层 。

东羌与西羌辨析

关于汉代的东、西羌,学术界历来意见分歧。其实,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作注释对东、西羌的界定是正确的,只是未加以证明。文献显示,东羌是东汉时分布在朔方、北地、上郡、五原、西河地区的羌人,他们早在先秦时期就移居于此;西羌则是分布在陇西、汉阳西及金城地区的羌人。进入东羌聚居地的西羌融入了东羌,而内迁入关中者仍为西羌。东羌的历史,还有待于深入发掘,才能写出一部完整而丰满的羌族史。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汉代丝路青海道述略

汉前期,青海道沿线为羌胡所居,道路凶险,汉武帝曾想借道"蜀身毒道"与大夏国交通。汉中期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势力进入河湟,当地羌族被迫利用青海道或南迁西徙,或与匈奴联合反击汉军。汉王朝通过行政建置、屯田移民,逐步掌握了经营、开发青海道的主动权。

“禹兴于西羌”补证——从考古新发现看夏蜀关系

从“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宝墩文化”等重多考古发现及其对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化物所进行的深入考证可知:二里头文化就是古蜀文化,古羌民族所创立的夏文化与古蜀文化之间不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而且有其同祖关系,这可作为“禹兴于西羌”的有力佐证。

“禹兴西羌”说新证

文章从阿坝州近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考古学新资料,茂县和汶川花灯戏中歌颂大禹唱词,以及重庆云阳新近出土的东汉景云碑等说明“禹兴西羌”说及“大禹文化西兴东渐”确有依据。

禹生石纽简论

"禹兴西羌"传说有真实的历史内核。"西羌"是大泛指,"汶山郡"是中泛指,"石纽"是小泛指,"刳儿坪"是实指。其真实性是指真实事件的文化传承,不是指具体时间地点,因此,"禹兴西羌"是个文化问题,不是历史问题。"禹生石纽"是颛顼——系羌、蜀的传说,其地不可确指,但以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乡为典型,需要研究禹文化与羌文化的原生、次生和续生三重关系及其连接点,并运用于现实的活态,以利于建设禹羌文化旅游版块。

西羌鼻祖“劓女”考

"劓女"是《后汉书·西羌传》中与无弋爰剑同时出现的一位西羌始祖,其相关史事除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草草一笔之外,其他古籍史料中皆不见,并且其史事记载本身存在诸多歧义。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考证,认为"劓女"是范晔独撰之结果。

猴祖崇拜:夏国号本义新解

夏国号为大禹所封。大禹之所以将国号定为"夏"是因为其血脉中流淌着羌文化的血液。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古羌人认为自己由猴子进化而来,以猴为原生图腾,以羊为次生图腾。中华民族世称"黄帝子孙"。黄帝又名轩辕。轩辕为复姓,"轩"为"夏"或"猨"之音变,轩辕之名源于夏猨猴,以猴为原生图腾。大禹是"黄帝之玄孙",也以猴为原生图腾。"大禹出于西羌"。"西羌"即"西戎",合称"羌戎"。戎即狨,狨为猴;禹即禺,禺为猴;"夏"字的本义亦为猴。因此"夏禹国"在确定国号时以"猴"为徽。"夏"国号作为时代的记录不仅突出了大禹"主盟"(华夏酋邦时代的部落联盟)的丰功伟绩,也积淀了猴祖图腾崇拜的原始文化记忆。这就是"禹"与"夏"互为彰显的图腾信仰和"夏禹"与"禹夏"互为一体的历史缘故。启沿袭了禹时期的国号"夏",不仅体现了历史转折时期的过渡性政治需要,也凝含了光宗耀祖的原始文化胎记,并藉象征权力的"夏"徽继承禹主盟华夏部落联盟期间的至尊权力而巩固新政权。

青海西羌部落衰败原因探析

青海西羌部落之所以衰败,究其原因在于:恶劣的地理环境导致经济落后,进而影响其社会自然进程的发展。同时,外来势力的介入导致羌人被屠杀和被肢解的历史命运。

大禹出生山东考

考证大禹的出生地,有利于更好地研究华夏古代文明。大禹出生在山东,证明有五:禹的父亲鲧的活动范围在"四渎"或"河济"之间;禹的母亲有莘氏的地望在曹州附近;曹州有山有水,给大禹出生的传说以根据;禹母的己姓是东夷族的一支;夏的祖地杞现在曹县境内。

神秘的中国西羌丝绸之路

在中国四川经松潘草地至西藏出雅鲁藏布大峡谷到印度,有一条中国历史上最早唯一对外的文化、经贸窗口,这条神秘的中线商道两千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隐藏进了岁月的迷雾中而鲜为人知,它为中西方文化、经济的交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唐时这条至关重要的商道被吐蕃占领,宋朝重新开通茶马古道而兴盛一时,新中国建立后修通了公路,汽车代替了当年的骡马,这条繁荣的商道才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宕昌羌人历史轨迹

宕昌新石器时代的民族考古主要是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宕昌羌人在商周时期跟随武王灭商,为秦汉西羌的一支,汉建羌道,晋废;晋朝建立羌人政权—宕昌国,北周灭国建宕州。明清将西羌改称西番,清晚期至民国划分为藏。现代意义上的藏语实际就是古羌语的延续;羌是藏的前身。

“禹兴西羌”说考辨

禹为夏祖,禹诞生地的确认关乎夏人发源地和夏文化发祥地的考订。目前,学界关于禹诞生地的观点,以“禹出四川”说呼声最高。古书记载的夏人故地皆在中原,夏墟考古则以豫西、晋南为关注焦点,均与四川相距甚远,故“禹出四川”说的真实性需要重新审视。“禹出四川”说依据是“禹兴西羌”和“禹生石纽”。详考“禹兴西羌”和“禹生石纽”两个传说生成和流变,可以证明“禹出四川”实为层累造成的传说,而非历史的事实。

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战略研究

两汉与周边各族都进行过战争,但对匈奴、西域、西羌的战争战略问题最值得研究。这是因为,匈奴、西域、西羌在反汉问题上是三位一体的,其中当然是以匈奴为主,西域、西羌则为其"右臂",故两汉王朝对三族的战争既分步骤又综合考虑。在战争中所施行的战略措施,有屯田、扩大骑兵、选将练兵、对敌分化瓦解及招抚、残酷镇压等,其中大部分战略都是成功的,唯有斩尽杀绝的战略是失败的。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的战争结果,拓展了疆域,加速了民族融合,开辟了丝绸之路,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远古时代的西羌部族与关陇文化

关陇地区以老官台和大地湾为代表的前仰韶时代文化,共同催生了陕甘地区的仰韶文化,这一文化就是炎帝西羌集团的遗存。从距今6000年前后起,炎帝西羌集团一些支族开始向四方迁徙。其中,一支向东北迁往山西汾河与晋冀桑干河流域,与黄帝部族融合后又返回中原,形成炎黄集团;一支迁往西北甘青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产生了马家窑文化。炎帝部族留在关中故地的又与此后回流的部分炎黄族民构成姜炎部族。本文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对夏商时代关中的姜炎文化和先周文化、陇右的姜羌文化和羌戎文化的来源、演化,及其与关陇部族的分合流变进行了探讨。

浅谈大禹治水及其对巴蜀地区的影响

大禹治水的史事虽见于诸多传世文献,但由于年代久远,考古资料欠缺,曾为不少学者所质疑。近年来,有关大禹治水的出土文献不断增多,研究显示,大禹治水不仅仅是历史传说,而是确有其事。在巴蜀地区,与大禹相关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颇为丰富,构成了多彩鲜明的大禹文化景观。大禹治水成功,不仅推动了中国国家的形成,奏响了中华文明的前奏,而且推进了古巴蜀文明的进程,对后世巴蜀治水理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治理、边缘与交融:东汉时期羌人研究的几个问题

羌人是历史十分久远的族群,古代中国西部众多的民族都与羌人有一定的源流关系。二十四史中《后汉书》专为羌人立传,即《西羌传》,与东汉时期羌人的发展、汉羌关系成为中国民族关系的重点等历史背景相关。然而《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羌人“出自三苗”记述,受司马迁“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之说的影响,而该传中有关羌为“姜姓之别”的记述,实际上否定了羌源于三苗说。羌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由其所居青藏高原东部地理环境决定。羌人不断向外发展,特别是东、西、南向发展,对中国历史上民族交融发展和民族分布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