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

将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置于"学术视野"中考察,并非意味着可以轻视或绕开论战中无处不在的政治元素。社会史论战与唯物史观史学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品质特征,也带给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理论思考和宏大叙事的基本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真正形成规模并产生广泛影响,应当是延安和重庆两地唯物史观史学得以迅速发展的抗战时期,但是不能忽视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开创性意义。

《食货》半月刊在经济史学理论领域的学术贡献

陶希圣于1934年12月创办的《食货》半月刊,以会通史料和理论为办刊宗旨,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该刊组织众多学者对经济史学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取得了初步成绩,产生了较深远的学术影响,给予我们诸多启示。《食货》半月刊撰稿人系统地译介国外学者的经济史学理论著述,为中国经济史学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处于国际学术前沿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致力于史料学研究,并在经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提出方法论,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学派;倡导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指导经济史研究,其所主张的综合的贯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代表了经济史学科发展的新趋向。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接近唯物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新经学"的研究旨趣;重视史料但不忽视理论的治史主张;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等。他们的史学思想对推动社会史论战之后学风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也一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抗战爆发以后,食货派未能从史学发展中去理解和把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没有对唯物史观认真总结,致使其史学思想黯然失色。

新发现《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碑》及其相关问题考释

甘肃省成县抛沙镇新发现《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碑》,与此地几年前出土的《宋太宜人刘氏墓碑》是夫妻墓葬。两墓志均属于新发现的碑刻资料,也未见有关文献资料的记载。墓主人康州刺史田希圣,正史中没有任何相关记载,墓志铭中有关详细记载,给我们增添了历史人物的同时,也为了解当时的几次战争事实,提供了原始文献资料。碑志中另一人物田世雄,历史资料中多有引用,但一直身份不明,通过两碑志的考证,让我们厘清他所涉及的相关历史问题。

《闺秀诗话》与《闺秀诗评》关系及作者考述

淮山棣华园主人《闺秀诗评》与苕溪生《闺秀诗话》二书因不知作者具体为何人,产生很多疑问。仔细比对《闺秀诗评》与《闺秀诗话》所载条目,发现《闺秀诗话》所载的106则中,有71则与《闺秀诗评》完全相同或者相似,可见苕溪生编辑《闺秀诗话》时一定参阅过《闺秀诗评》,但不知因何只字未提;同时根据相关资料考证棣华园主人应就是清代戏曲家黄钧宰,发现苕溪生与民初小说家徐枕亚有相似之处。

食货派的崛起原因探析

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并非偶然。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特定的学术环境为食货派崛起提供了历史的机缘。从学派外部看,世界的学术大背景和国内的学术条件适宜食货派的发展;从学派内部看,以师长为奠基人和以高质量弟子为核心的研究团体容易迅速形成强大的内聚力。食货派崛起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食货派对社会史论战的独特思考;二是受中外史学交流的影响;三是北平良好的学术环境的助益;四是陶希圣突出的学术组织才能及学派成员间的强大凝聚力。

由盛转衰:食货派史学研究探析

抗战爆发之后,食货派的学术活动大致经过了中辍、重振及终结的历程。他们虽利用劫余的资料进行研究,但缺少极具影响力的著述。食货派秉持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旨趣,创办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重建食货学会,恢复学术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于政治立场的原因,食货派的事功精神缺乏革命性,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刊落在自己的学术视野之外,理论构建明显薄弱,逐渐丧失了个性和生气,其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因之顿然减色,史学成就也大不如前。

法学与史学之间: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向——以陶希圣学术研究为个案的探讨

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兴起。受此影响,20世纪上半期,一些学者开始注重以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并由此成就自己的学术事业与声名。其中有两类学者特别值得注意,一为非法科出身,以社科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而在法学领域里取得重要成就,其典型代表为瞿同祖;一为法科出身,以社科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却旁逸斜出,在别的领域异军突起,开创新的学术天地,其典型代表为陶希圣。前者已为法学界所熟知,后者则未足以为法学界所留意。本文深入探讨陶希圣以社科方法研究法律的缘起、发展及转向,从一个侧面揭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学发展的状况与学理基础,及其与其它学科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的共通与相互借鉴之处。

通过个人和家族的遭遇展现民族的历史——读沈宁《唢呐烟尘》有感

《唢呐烟尘》这本书．以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甚至有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陶希圣和陶氏家族。通过这一人物和这一家族的故事，揭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展现了民国50年的铁幕风云。通过个人的、家族的真实经历，展现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

被压迫的知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景观

考察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话语呈现,是全面深入开展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重要维度。论文以陶希圣为例,分析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国家、阶级与启蒙等场域的互动与交融。在这场民族救亡中,知识分子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素养显然已褪去了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而走向注重外在形式的显现。知识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形态,包裹着权力和意识形态,成为被压抑的知识,异化为工具理性的知识。知识分子游离于权力,被权力挤压和形塑,造成身份的认同危机。因此,重提知识分子"专业主义",对平衡社会发展十分必要。

试论食货派的史学地位

陶希圣创立的食货派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应有重要地位。本文指出食货派的史学地位体现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提升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揭橥"搜集史料"的旗帜,为时代酿造了搜集中国社会经济史料的激情;重视史料但绝不忽视理论的治史思想于史学转向的意义;开辟了诸多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领域;开启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合作之风;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治史主张。食货派不仅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创建提供了诸多研究成果,还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也奠定了食货派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

浅析食货派的史学影响

食货派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及海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食货派在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食货派的"魏晋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中极具影响力的一种学说。他们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化为了现代学术的一部分,被学者频频引用。《食货》半月刊与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是台湾《食货》月刊复刊的渊源。从食货派绵远的学脉谱系中,食货派学人何兹全和沈任远的学术成就也成为了一道淡雅的风景。食货派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论西省与东晋南朝文学

西省是晋代的一个负责起草诏敕的专职官署,在南朝又有所发展,带有朝廷省署、中央文馆和帝王待诏的三重含义,具有这三方面的特征。受世风和士风的影响,东晋南朝的西省已经发展为一个司文机构,用人以文才为重,撰文以清辞为美,体现了南朝文学清丽的美学特征,具有产出文学作品的制度职能。

《道德真经传》:陆希声对儒道沟通的探索

中唐以后，儒道思想加快了融合。不仅儒家学者大量吸取道家思想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道家学者也很重视吸收儒学、统合儒道。陆希声就是一位自觉地融通儒道的道家学者。他的《道德真经传》就是站在道家立场"以道摄儒"的理论尝试。他虽然没有实现"以道摄儒"的学术目标，但他的尝试促进了道家思想与儒学的融合进程，反映了中唐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

20世纪60年代初期安徽推行“责任田”述评

60年代初期,在我国的一些农村中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1961年安徽推行的'责任田',即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这无疑是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一大二公'思想的实际否定,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反响.

李希圣与郑孝胥、陈三立交游考略

李希圣是晚清时"晚唐诗派"的代表,以诗歌神似李商隐而著称于近代诗坛;郑孝胥、陈三立同为"同光体"的代表诗人,而"同光体"是继"湖湘派"之后兴起的一个晚清诗坛的主流诗派。李希圣交游广泛,曾与郑孝胥、陈三立交往密切。因此考辨李希圣与郑孝胥、陈三立的交游情况,对廓清李希圣与近代诗坛的关系,以及了解其在近代诗坛的地位十分重要。

吕锡生先生的史记研究

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吕锡生先生是史记研究的专家,其所成就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无形研究,促成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成立,于江南大学建立史记亭;一是有形研究,包括对司马迁的研究、对《史记》文本的研究,还有以《史记》和司马迁为对象的文学创作。

唐长沙窑瓷器题诗艺术分析与探源

长沙窑瓷器存有大量的唐代佚诗,通过对其整理、分析,可发现其在文学艺术表现上喜用“叠字、重字”,部分诗歌存在“一与多”的对立结构与描写,在长沙窑瓷诗中也存在使用频率较高的“套语”与固定格式。从文学风格与内容题材来看,其与六朝时期流行于荆楚地区的荆楚西声存在沿袭性。长沙窑瓷诗的出现与长沙窑大量使用题记装饰的商业意识及安史之乱导致的北人南迁至长沙,新乐府运动倡导的诗歌通俗化关系密切。

“新希声主义”与古琴当代复兴运动

“新希声主义”是对当代中国琴学审美精神的观念描述,其背景是“古琴发新声”的历史新探、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识论重构与后现代的听觉转向。当代中国琴学经历了初创、复兴、转型与深化等阶段,其历史特征可描述为民间平民主义世俗化、音乐部门主义技术化、民族本位主义象征化、精致多元主义融合化。琴学在当代学术景观中具有声音、音乐、文化的多重价值属性,在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以来基本完成了其美学品格的构建。当代琴学复兴运动的历史经验启示了后当代琴学的三大发展主题,实现了现代性的内在转换,开辟了世界学术语境视野下琴学研究独立的必经之路。

曾希圣与安徽淮河治理

早在中央大规模治淮之前,皖北区委曾希圣针对1949年、1950年两次淮河水灾的影响,提出“蓄泄兼顾”的治淮方针,开展了以冬修、春修工程为主的地方治淮实践。治淮期间,皖北虽出现生救、治淮、土改相互掣肘等问题,但在曾希圣的正确处理下,淮河冬修、春修工程最终得以完成,减少了安徽水旱灾害强度。同时,促进地方经济、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并推动了新中国大规模治淮计划的制定及相关工程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