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

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其实隐存着一条儒家化倾向的政治轨迹。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只有到钟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不仅是一条世俗化道路,也是一条理性的、良性的政治发展道路。

论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洪、杨矛盾

洪秀全和杨秀清不仅在定都南京以后矛盾尖锐,而且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也进行了一系列争夺权力的矛盾斗争。在此过程中,冯云山是洪秀全的同盟者,萧朝贵是杨秀清的同盟者。洪、杨双方均利用了太平天国所尊奉的拜上帝教,使之成为与对方进行争夺的得力手段。杨秀清在权力争夺中处于攻势,而洪秀全则处于守势。洪、杨二人的个性特点也对双方的矛盾斗争起到了激化作用。

太平天国早期萧朝贵与杨秀清关系考辨

"天兄"代言人萧朝贵与"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之间并非纯粹的同盟、挚友,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在太平天国的孕育期,"天兄"曾通过揽权、培植私党、代理首辅,试图创造超越"天父"权威的神话。在金田团营的关键时刻,萧朝贵还利用直接命令、诋毁中伤、孤立压制等手段欲使病重的杨秀清脱离上帝会的权力核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天兄"(萧朝贵)与"天父"(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手、仇敌,两者微妙的政治、宗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生存的主客观环境,都决定了萧朝贵的"夺权"仅是一股无法逾越地表的政治暗潮。

杨秀清职爵衔考释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导人物 ,在他的生前死后 ,或得加官进爵 ,或得追封头衔 ,使其职爵衔由初期的 7个字发展到中期的 1 9个字 ,直至死后追封到 41个字。这些不同时期的头衔各有内涵 ,它既反映出杨秀清地位的变化 ,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太平天国历史的变化 ,对其细加考释 ,有助于加深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理解。

“杨萧三谕”与《讨粤匪檄》比较论

太平天国起义挥军北进途中,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上帝子女中国人民谕》;而曾国藩练成湘军"建旗东征"伊始,则发布《讨粤匪檄》。这是敌对双方的战斗宣言,同时也是社会动员文告,各自在宣明政治立场特别是对清朝态度的同时,也表现出所持的特定文化基调。比较分析之下,由此既可见其政治上的截然对立,也可见其文化上"显异"的背后,又有"夷夏之辨"基点理据上的"隐同"之处,更可进而体察双方策略立意上的高下反差,而这不失为制约其成败得失的重要因素。

杨秀清“逼封万岁”考谬

关于杨秀清“逼封万岁”的直接根据并不充分。杨秀清不可能向洪秀全“逼封万岁”。相反是洪秀全炮制了杨秀清“逼封万岁”的政治谣言,策划了对杨秀清的政治谋杀。

晋省之旅:晚清民国时期温杭行程述考

明清时期,温州是浙江省距离省会杭州最远的府州,也是交通最为闭塞的区域。从晋省赶考生员的日记等史料中,可以发现温杭间约500公里行程,在自然力交通时代,人们爬山涉水,千辛万苦,费时近2周;近代以降,温杭行程发生巨变,通过沿海与内河轮运约需3天,公路开通后一日可达,航空运输更缩至二小时之内。但是,旅行资费、路途安全和交通服务等,阻碍了晚清民国时期温州人的远行。当然,随着近代新式交通发展,封闭落后的温州开始进入发展时期,人们开始走出温州,走向世界。

北魏佛教造像艺术的“秀骨清像”论

"秀骨清像"一词最早源于世人对南朝宋室画家陆探微绘画风格的指称,后又被论者作为北魏中晚佛教造像艺术形式与风格的概述,具有北魏造像的突出代表特征。二者的衔接透露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与佛教造像之间互通有无的渊源,也使得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具有绘画艺术语言的风格。其"清秀俊美"的艺术样式中显露出魏晋文人士大夫的审美理想,包蕴着丰富的审美情趣与哲理内涵。那"静谧幽思"的神态中透出主体内在生命的节奏与韵律,这一风格因佛家的出世及静穆之美同玄理的高远与深幽相遇而成,其震撼灵魂的微笑中深谙着无尽的仁爱之美。

天京事变杨秀清“逼封万岁”说考谬

有关天京事变中杨秀清“逼封万岁”说法的直接根据并不充分。杨秀清向洪秀全“逼封万岁”的情节不合情理。相反是洪秀全炮制了扬秀清“逼封万岁”的政治谣言,策划了对杨秀清的政治谋杀。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顾祠修禊"文人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顾祠修禊"文人的交往,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两国文人建立的感情更加深厚和丰富,既有人生困境中的相互扶持与砥砺同行,也包含了近代东亚历史巨变所带来的复杂情感。晚清文人对于李尚迪的诗歌创作给予了积极支持,并在中国诗坛上为其开拓了发展空间;李尚迪对于清代诗歌的评价,彰显了朝鲜诗学在东亚汉文学中的独特声音。"顾祠修禊"文人的政治理念和文学思想对李尚迪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李尚迪更加关注东亚局势的变动,关注社会的实践;诗歌认识和创作,也由尊唐变为宗宋,诗歌内容更加贴近现实。

清初王士禛的晏欧词批评与接受

明末清初云诡波谲新旧转换之际,词学领域亦是观念胚变,词派酝酿兴盛,词人词评风云迭起。广陵词群领袖王士禛从不同的角度,对前代的宋词学或发表见解和看法,或亲身模拟与追和,而晏欧词作为宋词学其中的一部分也是他评议学习探讨的对象。这些研究评判活动,汇成清初晏欧词研究的重要部分,亦可一瞥当时词学风尚的流变轨迹。

论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关系

洪秀全与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两位杰出领袖,大部分的太平天国官方文书都记载着洪秀全与杨秀清在金田起义时期以兄弟关系为主线,同心协力,共秉朝政;在定都天京后以君臣关系为主线,后来矛盾萌发,最终激化,终于演出了骨肉相残的悲剧。

从洪秀全的思想看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衰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文章从其领导人洪秀全思想的变迁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衰.

姻娅重重:清乾隆时期歙县盐商姻亲关系考论

歙县籍扬州总商徐士修于乾隆二十一年病故,徽州与扬州士商的祭文、挽诗编为《祭挽分编》,其中祭文100余篇,署名者1000余人,歙县总商江春、汪廷璋、程扬宗、黄履暹、吴山玉、吴邦佩、吴禧祖、洪徵治、汪玉枢均在其中。江春与徐士修为“密戚”,两人“情好尤笃”。祭文所见,歙县盐商之间的姻亲关系明确,盐商家族之间由于姻亲而互相帮衬,有利于在扬州经营盐业的代际传承。

女色当前,情商影响结局——《水浒传》人物情商研究之二

男子贪色 ,固然有生理需要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受制于追求感官愉悦的强烈情绪。在女色面前 ,高情商的男子能克制自己追求感观享受的强烈情绪 ,从而理智地面对女色 ;而低情商的男子则不顾前因与后果 ,只图一时的感官快乐 ,以冲动的情绪投入美女的怀抱 ,往往中了美人计 ,掉进陷阱不能自拔。《水浒传》中潘金莲色情“放电” ,武都头拒色“绝缘” ,西门庆色胆包天 ,偷得情欢丢了命 ;宋江不善女色 ,婆惜放纵又绝情自酿惨剧 ;杨雄轻信潘巧云 ,错怪石秀 ,石秀不甘受屈 ,智杀裴如海 ;

欧阳修诬陷狄青的原因及影响——兼说北宋灭亡和南宋延续北宋“积弱”挨打局面的原因

北宋欧阳修基于宋朝推行忌讳武臣和文官治国的“重文轻武”的政治路线 ,而忌妒武臣狄青执掌军事 (枢密使 )大权和有威名 ,向宋仁宗上奏折诬陷狄青有篡位野心 ,“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请求罢免狄青 ,结果加快了“积弱”的北宋出现“靖康耻” ,徽、钦二帝被掳 ,北宋灭亡 ;偏安江南的南宋一些文官依照欧阳修诬陷狄青那样诬陷岳飞等抗金将领 ,使得南宋仍然处于“积弱”

论太平天国安庆争夺战的战略失策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如果说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那么安庆争夺战的失利则是太平天国最终走向失败的标志。

李端棻与清季贵州的士风

甲午以前,贵州士风不振,此时的李端棻大体仍沿袭传统士子的习见轨辙,除了少数如黎庶昌这样的眼界开新者,与贵州士林的互动不多;戊戌前后,贵州风气渐开,特别是严修和吴嘉瑞这样的维新人士使得风气一新,士子的思想资源也日渐丰富,作为有数的维新大员,李端棻的提携增强了贵州士风与全国士风的关系;辛丑新政后,赦返贵阳的李端棻虽遇诋毁,仍积极参与地方学务以激发士风,此时的贵州士风已开始渐趋多元,甚或逸出传统范畴。李端棻与贵州士风的关联有助于理解全国层面的开明大员与其籍贯地之间的丰富互动。

欧阳修与狄青之死

北宋仁宗嘉祐元年,战功卓著、声名垣赫的一代名将狄青在枢密使任上被贬离汴京,数月之后在陈州含冤而死。在这一悲剧的酝酿及演变过程中,北宋另一名臣欧阳修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以种种诬枉不实之辞三次上疏宋仁宗,对狄青被贬乃至身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代名臣无端构陷一代名将,实乃宋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匪夷所思的奇特现象。导致这一奇特现象出现的主因是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文臣群体的"恐武症"及由此而形成的棱心价值观念。考察北宋专制制度的运作方式可以发现,狄青之死固然令人痛惜,积极制造狄青悲剧的欧阳修实际上也是另一类悲剧角色。宋代最高统治集团对武将无孔不入的高度防范与伺察,文官集团对武将群体的极度鄙薄与蔑视,注定了狄青之类的杰出将领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悲剧的命运。这种畸型的文武关系不仅成为绞杀名将的刑场和产生庸才的温床,也使得两宋王朝在民族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穷于应付的地位。

Rural Credit Innovation:Experience of China

This paper is based on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management of a leading agricultural firm which has developed a new credit rural practice.It uses the case study to generalize a new model of rural credit practice.It provides the government with an example on how to help solve rural credit problems and poverty reduction.It also provides the banking industry with a new profit-making model,which benefits farmers at the same time as 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