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инв.№7029号西夏文《八阳经》考释

唐代由中国人所造的疑伪经《八阳经》曾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广为流行,有汉、藏、回鹘、西夏等不同文字的文本存世。西夏本译自藏文底本,译者不明,翻译时间在藏文本之后。论文主要参考P.744、P.749等藏文本对出土于黑水城遗址、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инв.№7029号西夏本《八阳经》进行释读,兼及夏、汉、藏三种文本的对勘研究,可以为《八阳经》的传播、文献学等相关研究提供一份基础资料。

敦煌吐鲁番等诸民族间丧仪葬俗之交流——以汉藏回鹘西夏《十王经》存本谈起

敦煌与吐鲁番地区都是中古时期诸多民族聚汇、也是诸多宗教交融之地,诸民族的丧葬仪俗也会存在交流融通,现虽详考明述还较困难,但借助中古广泛影响民俗丧仪的《十王经》来作某种探查或为可行。敦吐两地都出有汉与回鹘经本,此经现知还有西夏与西藏本,敦煌又由汉、藏、回鹘、西夏诸族主导过当地政权。因而,藉此窗口线索考察诸宗教民族丧俗因素,或可了解诸族宗教之交流并获知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状态。

黑水城出土绘画中西夏毛纺织品研考

西夏是路上丝路的重要节点,是当时西北地区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一个缩影,其艺术形式表现为“东西兼顾”。但由于历史原因,西夏的考古发掘中鲜有实物出土,目前研究仍处于文献整理等奠基性阶段。文章以历史文献、黑水城出土西夏绘画以及考古为依据,溯源了西夏毛纺织品的族属性、礼仪性和实用性,继而结合同时期西北其他游牧民族,如新疆毛纺织品的制作工艺和造型特征,分析了西夏古代毛纺织品中毡、褐、毯的审美文化和工艺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了西夏风俗的民族性、社会性和复杂性。

基于地球关键带类型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研究--以河南省西峡县为例

地球关键带类型单元反映自然本底特征,可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科学参考。以土地覆盖、地形、土壤为构成要素,划分县域地球关键带类型,并结合InVEST模型和Conefor2.6模型评估区域生态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识别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结果显示:①西峡县地球关键带类型可划分为一级类型8种,二级类型19种,一级类中阔叶林丘陵地类型为主要类型,二级类中阔叶林丘陵地淋溶土为主要类型;②高生态重要性等级地球关键带集中在中部和北部分布,约占县域的9.3%。生态敏感性等级高的地球关键带单元主要分布在北部丘陵区;③按生态等级将地球关键带单元分为底线型、紧张型、缓冲型和一般型4类,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域分为自然保护地核心保育区、重点生态保护区、一般生态保护区和其他区域。

县域尺度地球关键带分类框架与实证——以河南省西峡县为例

地球关键带分类有助于认知关键带的空间布局,了解其发生和演化的区域差异性,并可以作为观测和调查关键带的基础。为了延续大尺度地球关键带分类,在分析关键带组成要素的基础上,采用多层级划分法构建了一套小尺度关键带分类的框架,并在GIS中以图层叠置法对河南省西峡县做了实证研究。建立了一套涵盖分类原则、分类指标的多层级地球关键带分类框架,并将西峡县地球关键带划分为28个一级类型单元,246个二级类型单元和722个三级类型单元。这种划分可以提高对地球系统科学的整体认知,对小尺度地球关键带的科学研究和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西夏钱币中的中华文化视觉表达

辽宋夏金货币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了这一时期各民族间的交往,货币成为经济交往的重要纽带。在民族融合与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西夏钱币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纪录之一。西夏钱币效仿中原货币制度,宋夏文化的交融推动了西夏货币经济制度走向成熟。西夏钱币的艺术设计,借鉴吸收了中原货币的文化观念及其形式,实现了货币在经济制度和视觉形象层面的有效融合。西夏钱币艺术所表征的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与审美情感,使宋夏文化在钱币铸造中实现了文化与艺术交融,见证了少数民族吸收中原文化,共同促进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

以西夏迦陵频伽艺术为元素的文创设计与应用

西夏是路上丝路的重要节点,是当时西北地区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一个缩影,其艺术形式表现为“东西兼顾”。由于历史原因,西夏的考古发掘中鲜有实物出土,目前研究仍处于文献整理等奠基性阶段。出土于西夏3号王陵的迦陵频伽与礼制同源的辽、金迦陵频伽,在造型、细节上有明显区别,代表了西夏时期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文章以西夏迦陵频伽的艺术为元素,提取其造型、色彩、细节元素,创新设计出具有“西夏特色文化符号”的文创纪念品,助力考古文化产业。

西夏的月令文本与本土时令——以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月之名义”为中心

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月之名义”不仅具有中国传统月令文本的时间结构与思维模式,同时还贯穿了应天顺时、依时寄政的政治理念。其创作思想主要源自儒家主导的月令政治模式、王道政治理想和秦汉以来的岁时文化传统,此外还受到唐宋官修类书以及《唐月令》的影响。“月之名义”对《唐月令》的绍继,除表明西夏统治者对唐代政治的钦慕效法,还融入了西夏对于自身正统地位的知识构建。“月之名义”中有关社会生活、岁时节庆、娱乐游艺的记述所勾勒出的西夏社会风俗图景,不仅体现出月令思维下西夏统治者推行王化、整齐风俗、规范民众道德精神的理想追求,还反映出西夏对于“中国”的认同以及中原时令知识在西夏的本土化与实用性功能。

西夏语复数意义的表达(名词)

本文以《类林》《孙子兵法》《十二国》《忏悔灭罪传》等汉文经典的西夏文译本为语料,考察西夏语名词复数意义的表达方式。此前学界普遍认为西夏语中仅有语素■nj■^(2)可以表示复数意义。通过考察西夏文文献,汇总四种西夏语中表示名词复数意义的方式,包括名词后的复数标记■ηewr^(2),列举标记■nj■^(2),集合标记■ni^(2)以及动词重叠。动词重叠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表示复数的语法形式,动词重叠后名词化,强调全部、所有的指称对象。

西夏城号综论

西夏皇帝的诸多称号中城号十分特殊,风角城、珍壁城、明城、白城、珠城和护城等中的“城”是指天上的居所,代表了西夏皇帝对天降明君的认同。西夏定立城号自元昊时期开始,结合中原帝星下凡、北族汗号分职和民间星象占卜等文化杂糅而成,体现了西夏对多元文化的吸收融合,不同时段城号形式的变化也反映了政治环境对西夏皇帝天命观的影响。城号衍生于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彰显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广阔胸襟。

夏译《论语全解》校读札记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译《论语全解》是现存最早的《论语全解》版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之前未被学界大量关注的明抄本与四库本在字句上多有不同,而与西夏译本更为接近。利用西夏译本可以校勘汉文本中的讹舛之处,而明抄本也为解读西夏译本中与四库本龃龉之处提供了坚实的文献依据。

西夏字书《文海》所见“真言”“梵语”译音字的造字方法

西夏字书《文海》字义解释为“■(言真)”“■(梵语)”的译音字共61字,各字头之下,首列4字说明其字形,归纳整理《文海》真言、梵语译音字的四字字形解说,发现其存在着极强的规律性。根据《文海》真言、梵语译音字字形解说呈现的规律,可将西夏文真言、梵语译音字的造字方法分为4类:用■省形作意符+同音字或音近字省形作声符的“形声”造字法,字形解说的两字可反切拼读该真言、梵语译音字的“切身”造字法,“汉语借声字”和贴近梵文原意的“会意”造字法。西夏文真言、梵语译音字的造字方法深受汉文佛经译音字造字方法的影响,“■省形作意符+声符”的造字方法相当于汉文佛经译音字用“口+声符”的造字方法,“■省形作意符+声符”的造字方法相当于汉文佛经加“引”表梵文长元音,“切身”造字方法相当于汉文佛经译音字“切身”的造字方法,“汉语借声字”则直接表明汉字是西夏文真言、梵语译音字造字的重要媒介。西夏文真言、梵语译音字的造字方法学习了汉文佛经译音字的造字方法,西夏文字在造字过程中深受汉字的影响。

再探夏尔巴人父系历史

夏尔巴人是生活于我国和尼泊尔、印度交界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我国属于未识别民族,其族源问题在学术界颇有争议。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历史学和民族学范畴,缺乏其他学科的新视角。本文根据夏尔巴人的父系17个Y-STR基因座和108个Y-SNP分型数据,整合欧亚大陆人群数据进行遗传分析,并结合历史文献探讨夏尔巴人父系历史。分析发现,夏尔巴人的父系遗传成分主要来源于汉藏人群,混入了早期西北以及欧亚草原西部人群的基因流。后因夏尔巴人迁徙到喜马拉雅地区,又与南亚人群发生了基因交流。因此,夏尔巴人的族群记忆可能是在不同阶段混入不同基因流后多次塑造的结果。

西夏晚期牧民家庭生活问题述论

该文以黑水城西夏经济文书和传世文献为研究对象,考察西夏晚期牧民家庭经济生活问题。在西夏,牧民家庭主要牧养羊、牛、马和骆驼等牲畜,羊为牧民提供生活所需,数量在百只左右;牛、骆驼和马等主要用于骑乘、驮运,数量在十数头(匹)左右。牧民家庭的自足性较强,依赖自属牲畜的肉、奶、皮毛等产出以满足必要的衣、食、住等生活消耗。受自然灾害频发与长期战争影响,以牧畜为生业的生产生活有很大脆弱性,牧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处于较低层次。

西夏正统司考

西夏的统军包括正统军和副统军,属于临时派遣的机构。战时驻扎在边境军中,管理军马头项,负责指挥边界的军事防守。战事结束,返回京师,其正副统一般由节亲、宰相或京师官员担任。根据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乙种本可知,统军(■■)属于权位(■■)。西夏的统军相当于五等司中的次等位。本文论述了西夏正统司和统军司的设置,正统司下设职官及其相关文献中任职者情况和正统司的职责等问题。

辽夏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辽夏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10至13世纪中国北方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辽夏关系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圣宗时期,辽主夏从,联合制宋,辽朝占据主导地位;兴宗时期,辽夏交恶,战事迭起,辽朝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仍维持辽夏臣属关系;道宗、天祚帝时,夏辽敦睦,协同抗金,尤其是辽末,西夏反客为主,在辽夏关系中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西夏文字构件中的区别性符号

西夏文字构形过程中,参与构形的构件除常见的意符、声符之外,还有一类与音义皆无关联。其主要功能是起区别性作用,因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改称为区别性符号。在完整字形基础上通过添加而出现的同一形体构件不都是区别性符号,区别性符号的判别必须放在每个字的形成过程中去分析,构意清晰、构形理据明确。区别性符号用于造同源字、同义词、复合词语中的关联字以及记录词性变化的字,它们可以出现在一个字的左、右、上、下以及中间部位,因位置的不同有一系列不同的构件。区别性符号的正确认识对于西夏文字构形研究以及探讨西夏文字的形成有重要意义。西夏文字中的区别性符号与汉字中的“记号”颇为相似,但只起区别性作用,而无替代功能。

儒释融合思想在西夏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西夏崇佛,佛教思想唐时已传入河西地区,西夏在此建立后又多次向宋朝请经翻印;儒家的政治观符合西夏掌权者的需求,因此也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儒释两种外来文化被西夏人融合使用,并反映在用西夏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以俄藏инв.№121V和инв.№5189缀合而成的《宫廷诗集》,将“颂圣”与“崇佛”两种文化观念融入同一篇文学作品中,并最终集结成册,是西夏诗人的独特创造。在思想上借鉴儒释理想,文学形式则保留党项民族文学的传统,则是西夏人充分考虑现实需求和民族特性后作出的最佳选择。

新见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残片考释

近年来,国内拍卖会上陆续拍卖了3件民间藏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分别是2014年德宝古籍秋拍的第64、72件拍品和2021年中贸圣佳春季拍卖会“万卷——名人信札古籍善本专场”3697号拍品。通过列表分析发现,这3件佛经为新发现《佛说父母恩重经》的两个不同版本,与已公布的英藏、俄藏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相比较,也属于不同版本,但均以俄藏黑水城汉文本TK-139、TK-120《佛说父母恩重经》为底本翻译而来,且64号和3687号佛经内容前后相接可以缀合,是同一版本相连的两件文献。此外,保存较为完整的施经发愿文是新见内容。从版式及发愿文中的“大朝国”来看,应为蒙元时期刻本。由此可知,这3件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经文是以西夏仁宗时期刻印的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为底本,在蒙元时期重新排版印制。多个版本的汉文、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在西夏和元代的流传,是这一时期佛教信仰和儒家孝道思想相融合的历史见证。

西夏类书的“世典审取”——《圣立义海》释“天”之源流

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效仿中原类书编纂而成,不仅从体例上与《北堂书钞》和《事类赋》等唐宋类书类似,在内容上也尽可能从中原文化中获取要旨。《圣立义海》释“天”的内容即精练了中原类书对文化经典的辑录,又结合了西夏人自己独到的理解,充分体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