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唱和·异域风物·情感认同——南社视域下的《花屿禊游图》创制及其题辞研究

作为近代第一大文人团体,即使在其主任柳亚子宣告南社解体之后,南社仍为倾心古典文艺的文人提供人脉资源和交流机会。建立在南社交游网络和传统文化认同的两重基础之上,1926年围绕南社粤籍社员谈月色所绘《花屿禊游图》展开的词作唱和活动,是南社文人传承南宋雅词风格的体现,也是近代岭南词风的延续。作为《花屿禊游图》题辞的咏物唱和词作通过拟人、比附等方式塑造婉约词境,交流南社词人相近的文化品味,并以旧典新用的方式建构异域风物海紫杜鹃花的流散体验。以南宋王沂孙《三姝媚》词的伤感意绪为底蕴,唱和诸作深受常州词风影响,通过意内言外的用典途径书写感时伤世的情感共鸣。此次南社词人占主导的唱和活动既反映出传统词体拓展现代题材书写空间的努力,也因受限于格律和作者心态等因素,难以推进词体新意境的开拓。

基于情境故事法的主题公园IP衍生品设计研究

分析主题公园IP衍生品的产生及其特点,从游客的视角出发,开展创意设计,解决其同质化严重、体验缺失等问题。总结情境故事法设计流程,结合主题公园IP衍生品的特点,综合运用用户角色模型、构建故事板等方法,形成主题公园IP衍生品设计流程。以西游乐园为例,探寻用户体验场景、消费场景,发现其兴趣点和需求,指导设计实践。情境故事法能够发掘用户需求和痛点,还能够发掘用户在体验过程中的兴趣点。该方法为主题公园IP衍生品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情陶山水 意慕渔樵——摭谈《西游记》诗词中的羡隐乐逸思想

《西游记》中存在着大量的诗词 ,尽管这些诗词的艺术水平参差不齐 ,历来不为人所重视 ,但因为包孕着丰富的内涵 ,而成为《西游记》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其中的许多诗词就共同反映了作者热爱山水自然景象、向往渔樵恬淡自由生活的羡隐乐逸思想。隐逸思想贯穿于《西游记》全书 ,与作者主观上鄙薄功名利禄、追求精神自由有关 ,也与《西游记》题材及题材的矛盾性有着潜在的关联 ,是儒释道三教长期以来交融渗透的产物 ,并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复杂性及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价值。

释上博楚简《孔子诗论》中的“[母心]”字——兼辨《桧风·隰有苌楚》诗义

本文释上博楚简《孔子诗论》中的“(?)”字为“谋”,并由此论证《桧风·隰有苌楚》是一首情诗。

“希”“稀”相关的几组异形词

“希”与“稀”读音相同 ,意义上有联系 ,并因此而形成了几组异形词。本文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xihan希罕—稀罕”、“xiqi希奇—稀奇”、“xishao希少—稀少”、“xishi希世—稀世”、“xiyou希有—稀有”五组异形词进行定量分析 ,深入考察 ,阐明取舍理由 ,明确二者分工。

论《西游记》的人才观

《西游记》全书或直接或间接地透露出了作者的人才思想。对于统治者 ,他期望他们能够识人重才 ,礼贤纳士 ,远离谗佞 ,赏罚分明 ;对于臣子才士 ,则希望他们能够举贤进才 ,不斥异己 ,施才尽责 ,除忧安民。在人才的培养上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思想方法与手段。而社会、时代、传统及个人的诸多因素 ,使作者在《西游记》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才观既具有保守性 。

论电子政务中的行政送达——以北京希优案为例

电子政务的实行不是简单地通过网络改变行政手段,而是要从根本上转变行政理念。最高法院确立了在相对人接受电子政务化的行政处理方式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可使用网络公告的方式进行送达的规则,并根据网络送达方式的特殊性发展出了新的审查规则。法院对北京希优案的判决思路中暗含了正当程序原则,并据此提出了符合法院最低限度公正的行政告知要求。

北魏洛阳西林(西游)园研究

北魏西林(西游)园营造于洛阳宫城之内,改变了以往皇家园林在宫外设置的传统,具有转折意义。但城市的兴废使园林名称与沿革存在争议,位置的改变又使其景观营造与服务功能较以往有所变化,故在此探究。园林名称上,该园属"名异实同"的情况,西林园是正称,西游园是别称或临时称谓。园林沿革上,该园建于北魏迁都洛阳时,在前代台殿、池沼遗迹上营造而成。景观营造上,该园利用台观打破宫城空间限制,并与宫殿、池沼组合形成优美景观,还开创性的融儒、道、释三家观念于同一园林中。服务功能上,该园营造的目的是游憩,但帝后在园中的施政行为又赋予其一定的政治功能,巧妙的理水方式还使其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

重述的中国神话:三个《西游记》删节译本的副文本对比分析

十九世纪,中国经典百回名著《西游记》多次经删节译成英语。其中,三个节译本最具影响力,译者分别是李提摩太(1913)、亚瑟·威利(1942)和余国藩(2006)。基于副文本分析与叙事理论,本文探讨了三个英译本的历时性重构。研究发现,三个译本都保留了原文的基本结构,将孙悟空作为小说主人公,但译本体裁有所不同:李提摩太将这部经典作品改成了史诗和寓言,亚瑟·威利的译本为民间故事,余国藩的译本则是宗教和寓言的融合。因此,各译本的叙事在不同的副文本元素中得以重构:李提摩太的译本是与基督教对应的天国使命,亚瑟·威利的译本是包含了宗教、历史和讽刺元素的民间故事,余国藩的译本则体现了孙悟空与唐僧的因果报应和救赎。此外,三个译本也推动了该书在西方的累积叙事,使这个展现了东方宗教色彩的猴子故事在西方社会广受欢迎。这些删节版译本为读者带来了立体的阅读感受,表明叙事重构有助于向西方读者普及中国神话和文化。因此,在西方构建这部宗教寓言的累积叙事,有利于提升中国小说的地位。

《西游补》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新探

从《漫兴》组诗的整体风格和情感出发,结合《漫兴》其四的写作手法,可以推断董说在该诗引《西游补》情节意在批评参加新朝科举的士人。此外,董斯张的稗官著作是《广博物志》而非《西游补》。《西游补》中的诗篇、句全部出于前人,并无原创。这些都证明《西游补》作者为董说而非其父董斯张。董说著作避讳习惯在明亡前后发生变化;《西游补》的若干人物、情节、意象反映董说少年时期的日常生活、阅读体验,而不必有国变的影射,证明《西游补》成书于明亡以前。《西游补》虽然奇幻无比,从作者日常经验的角度切入,仍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