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域人的华化进程与作家群体发展阶段述论

13-14世纪期间,西域人大量东迁的社会事实使得元代西域作家群体出现在本只属于汉人作家的中原文坛。随着西域人融入中土的进程,作家群体创作在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与表现。初期阶段表现为西域贵族有识之士结纳中原汉族文人,努力华化,创作较少,翻译较多;高潮阶段表现为经过几代的华化之后,西域作家群体基数增大,代表作家成绩斐然,堪与本土优秀作家相抗衡;退出阶段表现为受政治背景的深刻影响以及因西域人完全华化,西域作家群体历史性地退出。

浅析正定作为元曲创生中心的成因

正定,古代称真定,在历史上地理位置重要。蒙元时期,史天泽和史氏家族对当时的正定(真定)进行治理和保护,征辟金末文士,延续中原文化,在快速恢复经济社会的同时,推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当时,以白朴为代表的真定杂剧作家,传承发展了宋金文学,为元曲在真定的创生和繁盛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正定成为元曲的创生中心。

论南宋遗民词人对陶渊明的受容及其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的独特人格魅力,表现在他们对整个人生有了深刻的内省,儒家乱邦不居、无道则隐的思想,佛道全身避祸、自然闲适、根绝尘念的观念,构成了他们人格精神的基础,他们继承发展了晋宋士人陶渊明的人格风度,羡慕和仿效他的行为方式,吸收了晋宋时代士人人格精神的有益因素,从而在"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境界里消解了入世与归隐的两难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元代少数民族散曲研究

经梳理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元代少数民族散曲研究在50-70年代受特殊政治气候影响形成沉寂期,从80年代开始,伴随着学术观念的更新以及文献资料的丰富,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作家群体的建构、散曲文献的整理、研究内容的拓展、研究模式的转变等四个向度上的推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案头化研究倾向非常严重,以及最近几年"炒冷饭"式的重复研究较多等。

宋末元初江西爱国词人群体论略

宋末元初的江西爱国词人们在抗元爱国的旗帜下,通过互相酬唱结成群体。该群体通过他们爱国、伤国、思国的词作,关注现实的词论以及豪放与婉约共存的词风来表达对亡国的历史反思,张扬并怀念故国的爱国情怀。

元代散曲家刘时中生平仕历新考

刘时中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但其生平仕历极为复杂,难有统一定论。元代可供考证的刘时中共有五位,但从年龄、姓名、阅历、籍贯等方面考察,作为散曲家的刘时中应为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古洪刘时中之所以与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产生混淆,皆因杨朝英在编著《阳春白雪》时随意标注作家姓名所致,且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确实有在"古洪"生活的经历。考究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的诗、文、曲,以及与之交好的姚燧、卢挚、赵孟頫、杨载、张可久等人的经历,可知作为元代散曲家的刘时中生于1270年左右,曾为湖南宪府吏、河南行省缘;1311年入大都,被举荐为翰林待制,其间兼任太常仪礼院博士,后受排挤被贬为浙省都事,晚年辞官归隐,1352年左右卒。

《元遗山文选》与李祖陶的编选理念

清人李祖陶的《元遗山文选》是其所编《金元明八大家文选》之第一家,也是第一部元好问文选。该书继承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编选标准特色,首次对元好问文进行了广泛的选择和点评,使后人得窥元好问文的概貌,意义重大。该书所选篇目约为元好问文的三分之一,在兼顾各种文体的同时,倾向于采录艺术水准高的作品。对所选篇目皆予以评点,条目众多,长短不一。评点内容丰富,而以论人论世、谈诗论文者为多。

明代散曲家王磐及其曲风论析

分析了明代前中期散曲大家王磐的散曲创作,认为其散曲创作既有冲融恬淡之性、旷达幽默之怀,也有避世、用世之心。秀美的自然环境与独有的个性特点,将其散曲营造出一种清雅、爽丽之境,充斥着一种谐谑之趣,彰显出一种讽世之风。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元代作家考述七题——补正《全元文》《全元诗》之缺误

整体而言,元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诗文研究尤其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文献的开发和整理相对滞后。《全元文》《全元诗》作为有元一代诗、文总集,相继整理出版,为元代诗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平台,价值巨大。然而,二书卷帙浩繁,且不如《全唐诗》《全唐文》有前人成果可供参考,兼之成于众手,因此在编纂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就作家小传而言,有待考订之处尚有许多。本文稽考载籍,对汪巽元、陶安等7位作家进行考辨,或补二书之缺,或正二书之误。

元代居留江浙行省的西域人

本文通过翔实的资料,详细介绍了元代居留江浙行省的西域人及其活动,说明当时东迁西域人因任职、从商、屯戍,传教等,而广泛地分布于江浙行省,并已颇具势力。

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易代之际作家的时代归属与断代文学史书写——以“明初”诗人为中心

在断代文学史书写中,易代之际作家的时代归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以往的划分往往是以各人的政治选择作为依据,由此造成对某些文学现象的理解与文学历史实际之间出现偏差。考察元末明初诗人的类型,可以看出,历代文苑传、诗文评、诗选在所列"明初"诗人时,多以其政治归属作为基本准则,而往往忽略其作为易代之际诗人的特殊性,由此在文学史认识上出现误识。文章通过对明初诗分五派等看法予以辨析,试图为理解文学历史的演进和重写中国文学史提供新的视角。

评《解读河汾诸老》

刘达科解读《河汾诸老》选取了一个与金元之际文坛有密切而广泛联系的作家群体进行研究,对其文化活动、创作成就和历史地位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和阐述,在资料钩沉发微、史实考订索隐和作品研读诠释方面也颇有独见,并时已当代域外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来阐述、解释中国文学史现象,反映了该学术领域的前沿水平。

《四贤记》剧中人物考评

本文通过对明初南戏《四贤记》剧中人物的考评，指出此剧系由元入明文人依托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采用移花接木、牵合虚构手法敷演成剧，在对正反两方面人物的刻划中透露了作者仰慕前贤、眷恋前朝之情及对政敌的梗梗私愤。本文并对此剧的创作主脑、人物描写、关目构思、艺术价值做了辨析。并判断此剧作者可能是生活在齐鲁一带的文人，推测此剧可能为作者所写四本《四贤记》中的一种。

“济世”理想的破灭到“无待”思想的滋生——元杂剧山东作家群的思想流变

元代社会前期,杂剧成为戏曲走上繁荣之初的主要创作形式,北方的戏曲作家多结群创作,其中,山东作家群成为当时一个影响颇大的群体。山东作家群所作剧作,题材表现多样,部分存世早期作品鲜明地表现出元蒙高压统治下,文人儒家传统"济世"人生理想从热望走向幻灭的痕迹;后期作品流露出道家"无待"的消极思想。元代山东作家群由儒而道的思想流变,不仅在元代具有典型性,也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动态。

元杂剧作家对《史记》的改编——以《田穰苴伐晋兴齐》与《吴起挂帅敌秦》为探究中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不单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史传文学传统,更为后代文学创作者提供了一个蕴藏丰富的取材宝库,元代杂剧作家从中取材,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史记戏"。在这些剧作中,《田穰苴伐晋兴齐》和《吴起挂帅敌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剧创作倾向。前者严格依据历史史实进行创作,而后者则在尽量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和艺术加工。元代杂剧作家对《史记》的改编正体现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剧创作倾向中。

略论元代山东曲作家之散曲创作

元曲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点,山东是其创作的重要区域。对元代山东曲作家的散曲创作,当今研究界之关注多在单独作家上,群体性的研究稍显不足。深入探讨,可见元代山东曲作家多身有功名、曲作豪爽幽默并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特征。

论元初南宋遗民词中的隐逸词

元初南宋遗民词人身为最下等的亡国之民 ,有着极其痛苦的心灵体验 ,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和对民族歧视的反抗而选择了归隐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隐逸词。这些词反映了遗民自己对历史、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贵适意”的新的人生价值观 ,赞美了隐居生活方式和环境 ,在表现进取与退隐的文化心理和元代社会思潮方面 ,具有典型性。

元代云南本土作家考述

元代云南地区有两个明确可考的文人世家,分别是以王昇为代表的昆明王氏家族及以杨泰、杨孝先、杨庭为代表的大理杨氏家族。王昇、杨泰与杨庭之外,有作品存世的明确可考的元代云南本土作家还有十二人,分别是段福、赵子元、杨兴贤、尹具瞻、李敬仁、段文瑞、章伯亮、释玄通、释崇照、释圆护、张景云、董贤。虽然元代云南本土作家可考者不多,相关作品也存世稀少,但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在云南文学史上却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