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至五代江浙吴语区诗人用韵:皎然、许浑、贯休诗韵对比

中晚唐诗歌具备先导性和保守性相统一的用韵特征,反映了唐五代时期的实际语言面貌。中唐时期的皎然、晚唐时期的许浑和五代时期的贯休都是吴语方言区的诗人,他们诗韵的异同印证了中晚唐时期止摄、遇摄、流摄、宕摄、梗摄,以及“涯”字和麻韵沿着之前的合流轨迹进一步趋同等语言事实。中晚唐时期,删、山、先韵逐渐靠拢,咸、摄、覃、谈、盐、添、咸、衔、严、凡、韵合流等语言现象已经萌芽。五代时期,止摄和蟹摄齐韵混同,效摄四韵渐趋不分,臻摄合流趋势日益明显。

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许浑批评

许浑是晚宋元初诗学论争的焦点,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对许浑的诗学批评,典型昭示出江西诗派与江湖诗派的尖锐对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元之际宋诗学与唐诗学之间的表面抗衡与潜在融合。

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以许、杜、李、温四家诗为中心

以许浑、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诗坛，表现出明显的唯美倾向，与其前“元和诗变”的政治实用化原则明显不同。究其原因，既有在险恶的政治情势中消极避世并转而致力于纯艺术天地的外因，也有回归缘情文学传统的内在动力。在古近骄散的文体替兴过程中，诗律益趋整密，诗风尤显多样，并在客观上成为唐末诗歌复归齐梁的推导因素。

从许浑送别诗看中晚唐送别诗创作模式的形成

许浑的送别诗约占其今存诗作的五分之一,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许浑送别诗所构成的写作特点,反映了中晚唐送别诗创作模式的形成,也是他的诗作为后世模拟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晚唐送别诗在其结构模式化的同时,诗情则由壮大浓郁转为平和散淡。

刘沧与晚唐七律的发展——从刘沧与许浑比较的角度

唐代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创作繁荣出现的时间先后不同。五言律诗在盛唐就已出现广泛创作的盛况,并持续到晚唐,而七言律诗在中、晚唐才迎来其创作盛况。李商隐、许浑、刘沧是晚唐七律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李商隐七律诗属于天才诗人的创造,具有唯一性,而许浑的七律诗具有匠人气,更具代表性和普遍性。从题材与主题、意象与色彩、声律与对仗诸方面比较刘沧与许浑的七言律诗可以发现,它们的内容与艺术技巧大同小异,缺少个性,反映了李商隐、杜牧等名家之外一般晚唐诗人七律诗共同的创作倾向:思想平庸,感情压抑;重视表达,注重技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充分掌握七律诗的创作规律和技巧后,力图在规则之外寻求变化,在工整之外追求拗峭,在熟悉之外探索陌生和清新。这意味着唐代七律乃至唐诗发展的一个周期性的结束。

论许浑诗中的佛教“四苦”之叹

许浑是晚唐诗坛上成就杰出之"铮铮者",也是山林隐逸诗人的突出代表,在他诗集中,充满了感伤世路的凄苦悲凉声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饱经坎坷、备受艰辛的人生体验使他不得不信解佛理禅意,尤其是对"四苦"之说深有体会;另一方面也因为其深契佛理,所以对世事人生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悟和更多的感叹。结合时代、社会及作者个人的生平经历,对其诗中的生、老、病、死"四苦"之叹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

“晚唐正变之首”——许浑

许浑是晚唐诗坛上最有争议的作家 ,后人对其之评价可谓毁誉参半。本文从当时名流对许浑的推许、许诗心态气质之时代特色、对偶声律之精巧工稳 ,以及气象局促、语意重复之弊病等方面作了分析论证 ,从而得出无论从褒许还是贬许的角度来看 ,许浑都堪称“晚唐正变之首”

《丁卯集》对晚唐政局的反映

许浑《丁卯集》的思想内涵并非如传统上所认为的徜徉山水、遁世绝俗那么单纯。济世思想或明或暗地贯穿了诗人的一生,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就形成了《丁卯集》丰富的题材和深刻的内蕴。突出的是对宦官把持朝政、藩镇拥军割据及皇帝荒淫昏庸等晚唐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有较为真切的反映和客观的评价。

试论许浑的诗序

许浑是晚唐时期制作诗序最多的诗人,诗序一般很短小,点明作诗背景或原因,很少抒发感慨。诗序缺少中唐时代群聚赋诗的激情展露,而是遁入私人化的情感空间,挖掘内心感受,与李商隐、杜牧处于相同的主观化趋势之中;从诗序与诗歌关系看,存在序轻诗重的情况,但诗序使许浑诗歌总体上显得主旨明晰,诗序的简明扼要与诗歌的珠圆玉润形成鲜明对比。

许浑诗歌章法模式化的探析

许浑诗歌清新浅切,但通览全集,许诗表现了模式化的倾向。他的诗歌多有雷同、相似之处,其章法、句法、律法、乃至意象的选择与组合都有一定的路数。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已有的模型来写作,并且在不断的重复中,形成稳固、少变化的特点。

《全唐诗》中的一首误收诗——《三十六湾》

清康熙四十二年开编的《全唐诗》,是有史以来最大,收一代诗歌最全的诗歌总集,但《全唐诗》编者因“迫于王命,匆速草率,未及遑暇”,前后仅用一年半时间即告完成,故其中不少舛误纰漏。从相关古书有无收录和诗人风格两方面来考辨《三十六湾》一诗,其作者应是南宋著名诗人姜夔,而不是许浑。《全唐诗》误收了此诗。

论明代对许浑诗歌评价毁誉参半的现象及原因

唐代诗人许浑,在晚唐至宋元时代影响甚大,至明代诗坛则毁誉参半。褒扬者认为其作堪称"诗家之法程",贬斥者则批评其诗为"大手笔所不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除了明人对他的误解外,还因为许诗的版本问题。许浑在其诗集自序中言所收作品共五百篇,于是后人在整理其集时,总要试图达到凡五百之数,结果掺入了大量仿作,影响了明代诗坛对许浑其人其诗的评价。

《丁卯集》传世轨迹述论

晚唐著名诗人许浑有《丁卯集》传世,该集在后世的流传颇为复杂。如以时间为序,对许浑诗集的主要版本进行考源辨流,归纳整理,则可推断出其诗集的各种版本实际上分属贺铸本、陈振孙本、元大德祝得甫本三大系统。其中,元大德刊本由贺铸、陈振孙两本发展而来,后出转精,影响更为深远,版本流播中日两国。

许浑表字、籍里、诗集与《咸阳城东楼》考异

晚唐诗人许浑,字用晦或为仲晦,是丹阳或为高阳人,其著作《丁卯集》是二卷或是三卷,《咸阳城东楼》一诗题东楼还是西楼,这些都需考证。诗句中异文亦逐一校释、考论,并努力给出"宜各从长"之按断。

顾况、孟迟、许浑皖南文学活动考

唐代皖南地区作为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有大量诗人来往此间,留下了丰厚的唐诗文化遗产。据考证:顾况曾于贞元十年(794)秋与贞元十六年(800)年初两次行经皖南,孟迟也曾于开成三年(839)、会昌五年(845)两次游历皖南,许浑于大和五年(831)秋寄居宣州开元寺,三人在游历皖南过程中也均有相关诗作传世。这些人文资源是当代“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可资利用的珍贵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价值。

佛禅隐逸思想对许浑仕途及其创作的影响

晚唐诗人许浑终身半仕半隐。许浑的仕途没有走向显赫,并非如其时的其他一些怀才不遇的才子那样,由于时代衰败,进身无门,遭受压抑打击,而是其自身的选择。本文认为佛教禅宗思想以及心灵世界难解难分的隐逸情结让许浑徘徊于林泉与魏阙之间,同时造就他诗歌水意象丰富的特点。

许浑诗韵研究

许浑诗集《丁卯集》现存诗歌542首,皆格律诗,存在两首残句。系联其诗韵得出16摄27韵,其中阳声韵15个,阴声韵12个,总体上符合《广韵》"同用""独用"规则。许浑诗歌韵例可归纳为绝句、七五律和排句三大类,再根据首句是否入韵细分为12小类。此外,许诗未入韵句的尾字与韵脚字之间往往四声相承,此类现象多达二十处。另有14个韵脚字的读音由于古今语音演变而难以断定,在《广韵》中的读音与其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读音不相同,需依据其意义来确定。

论许浑山水诗的审美视角及“许浑千首湿”

许浑山水诗有其独特的审美视角,“许浑千首湿”便是一个集中体现。从“知者乐水”的角度来分析这一创作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许浑有着如水般圆融通脱的性格特征。

汉景帝时匈奴诸王入附考

汉景帝时徐卢等七王降汉封侯是汉匈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不止于丞相周亚夫因之被免、朝廷内中枢权力的更迭,更在于标志着汉王朝对降附之外族政策的变化,即"初开封赏之科",对后世影响巨大。但诸典籍对此事不仅记载阙略,而且相互间抵牾之处颇多,《史记》《汉书》对降附者人数、姓名、身份、受封地望等的记载均有错舛,二书应相互参证,但相较而言《史记》讹误较少。徐卢等人虽然诸典籍均言为"王",但其实不过为匈奴部族之酋长,地位并不显赫,汉景帝对其封侯主要是出于政治上之考虑。而将其安置于涿郡、颍川等中原内地,反映了汉王朝对降附者的防范猜忌,这与汉武帝时代将降人置于边地、建立属国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显示出不同时代汉匈之间力量的消长变化。

论许浑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面对日益衰落的晚唐,许浑用铮铮的文字和情怀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皇帝昏庸荒淫等丑恶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幽艳诗风盛行的诗坛上举起了一面批判现实主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