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续资治通鉴》考辨

乾嘉之际,经史考证之学蔚为学术潮流,一时名儒硕彦多有专精之作。在此潮流之下,儒臣毕沅以其自身的学术素养,依凭一批学有专长的幕客,致力于经史之学的编纂与张扬。其中,《续资治通鉴》煌煌巨帙的结撰,一方面彰显出毕沅诸人努力之所获,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史学在乾嘉之际的学术走向。然而,由于官场的风波,毕沅未能将此书尽付剞劂,即赍志而殁。这一变故,遂使《续资治通鉴》的卷数、版本等问题留下了诸多歧异。本文通过对与此相关问题的梳理考辨,一则尽可能澄清歧异产生的致因,一则藉此彰显毕沅主持经营是书之艰辛及价值,以期对史学在乾嘉之际的走向与成就有进一步的认识。

满族藏书家纳兰揆叙及其谦牧堂考述

纳兰揆叙(1674-1717),字恺功,号惟实居士,满族藏书家。其在政治、文学方面的事迹多为后人熟晓,藏书事迹却鲜为人知。他的谦牧堂作为清初满族私人藏书楼,在清代藏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就纳兰揆叙藏书渊源、谦牧堂藏书规模、源流和散佚情况进行系统考述,揭示纳兰揆叙及其谦牧堂对中国藏书事业的贡献,从而丰富清代藏书史尤其是少数民族藏书史的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虚实论的辩证结构

中国古代的学术批评,往往以"虚""实"作为评价尺度,但是,何为虚,何为实,往往依批评者的主观认识而定。在《总目》的批评视野中,虚实概念存在不同层次,且呈现辩证结构关系。在学术内容层面,《总目》所谓之虚实,主要就内容状态充实与否,与内容性质切近人事与否而言;在学术方法层面,则主要就方法是否征实可据而言。内容与方法是一体两面关系,如二者均被认定为实,便可称为"实学"。但对《总目》而言,"实学"只是相对的实,其上仍有"致用"的进径。在学术致用层面,《总目》的虚实论仍存在三层辩证结构:就目的论,"实学"如无经世目的亦仅为"虚文";就效用论,有经世目的而无实效亦为"虚文";就实行论,有实效如不施诸实行,亦仍为"虚文"。由"虚实"这种变动不居的概念特征,以及《总目》虚实论的复杂性可见,近年兴起的"实学"研究,其"实学"概念的确当性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