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刑法学理论的尴尬(Ⅰ)——面对许霆案

法学专家围绕许霆案阐发的学术见解并不强有力,这一事实反映出传统刑法学理论缺乏应对疑难案件的理论资源,而刑法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获得对刑事疑难案件的指导权。就许霆案而言,真正可以作为对许霆减轻处罚的实质性理由是许霆作案方式的特殊性,而传统刑法学提供的理由如主观恶性不大、违法程度较轻、责任程度较轻以及期待可能性有所降低等,则只是公众直觉的精致化表述。

从特别减轻到违宪审查——以许霆案为样本的分析

许霆案的初审判决,基本上是一个严格规则主义的判决。其之所以演变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完全是律师的专业运作、学者的推波助澜、民意的偏执率性对司法裁决共同夹击所致。本案的重审判决,在事实和定性不变的情况下,适用刑法第63条规定的特别减轻制度,将初审的量刑结果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这一做法虽然满足了民众的隐性期望,却损害了刑事法治的应有权威,更显现不受羁束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可怕威力。事实上,许霆案的症结,不在司法层面,而在立法层面。因此,求诸于刑法中的特别减刑制度,并不能为解决类似案件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只有建立常规性的违宪审查制度,对刑事立法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才能彻底解决因"立法不公"而导致的"司法不公"问题。

人权视野下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之价值超越——对“许霆案”有罪判决的批判与反思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内涵。许霆无罪是贯彻和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意。"许霆案"有罪判决的根源在于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偏颇运行。超越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必须以维护人性尊严为前提,以树立目的权利观为核心,重新建构刑法机能的价值序列。

许霆案与期待可能性理论

许霆案件折射了法律与情理的严重冲突,而案件的最终处理反映了刑法的人性关怀,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外期待可能性理论具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能成为我国认真审视、深入研究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标志性案件。

许霆超额取款是否构成犯罪

许霆超额取款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关系着其个人的命运,学界对该案的探讨更有助于国家的法制建设。实际上,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各种人为风险,个人行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在急剧地增大。许霆超额取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应属刑法所禁止的风险,并且其符合"易占有为不法所有"的行为结构特征,实质上为侵占行为。但由于我国法律的不完善,其行为并不符合《刑法》中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同时也不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所以,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许霆不构成犯罪,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为减少甚至杜绝类似的人为风险,立法机关应尽快修改侵占罪或者对侵占罪作出解释,尤其是将侵占遗忘物、遗失物、埋藏物等对象明确规定为侵占脱离占有物。

网络犯罪危害性的公众认知异化及其反思

备受关注的许霆案虽然尘埃落定,却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多层次反思。许霆犯罪利用的是银行网络结算和交易系统的错误,因此该案也可归入到网络犯罪的范畴中;许霆案虽然是个个案,但是它折射出了社会公众对网络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可度较低、认知异化的重大问题;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应当正视这种差异,并积极做出回应,以求得对网络犯罪刑事责任追究中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

犯罪心理的解析与启示——以许霆案为例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许霆案,诱惑是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外在激起机制,特定条件促成了犯罪,而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许霆经受不住诱惑的内在个体因素是其人格存在缺陷。其自我控制能力较弱,并且在犯罪过程中,通过中和技术,使犯罪行为合理化,降低了犯罪的罪恶感,使犯罪心理得以保持和强化。许霆案的启示在于:加强管理,增强被害预防的意识,通过控制犯罪条件预防犯罪;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培养德性,增强抵御诱惑的能力,塑造健全人格预防犯罪。

论现代社会法律的确定性——以许霆案为例

法律的确定性是法治的规则之治的必然要求,但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复杂程序的产物。文章以许霆案为例,说明了现代社会给法律的确定性提出了挑战,指出了法律不确定性产生的社会原因,分析了现代社会如何寻求相对的法律确定性。

许霆案的法律真相——利用计算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

重提许霆案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可是,盗窃罪定性并非本案的法律真相,以致于在许霆被假释出狱之后,对这一定性的质疑还在继续。同时,盗窃罪定性亦不能担当本案作为标本的重任。本案中的ATM并不存在故障,以此为前提将本案定性为盗窃缺乏说服力,即便动用刑法第63条第2款对许霆轻判也难以服众,因为盗窃方式的改变并不改变盗窃罪侵犯财产权利的社会危害性,该条款的动用师出无名。事实上,许霆的行为属于利用计算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87条的规定,应当以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以此定性为基础,量刑与本案最后的量刑基本一致。所以,只要改变本案的定性,不改变其量刑,便可还许霆一个公道,使本案的标本价值得以彰显。

许霆案:凸现民主解释法律的重要性

许霆案凸现出民主解释法律的重要性。一项充满正义、合法的法律解释,当然包括刑法解释。只有所有参与者平等自由地论证、商谈,才能最终得出科学、合理、合法的解释结论。

“许霆案”罪与刑的思辨

《南方周末》与中国影响性诉讼研究中心将"许霆案"评为"2007年度十大影响性诉讼"。"许霆案"的一审到重审,引起了众多学者、律师以及网友的广泛专注和热烈讨论,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见仁见智。对"许霆案"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刑罚裁量等方面进行思辨,期与大家共榷。

对“许霆案”重审判决的法律思考

2008年3月3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许霆案"进行了重新审理,最后判决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法院认定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是不合理的,应当判决许霆无罪。"许霆案"的发生带来了新的法律问题,我国立法应当尽快加以完善,以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定性之错到量刑之难——许霆案判决核准生效后的思考

许霆案的判决业经最高法院核准生效,但对许案的理论分歧并未消除。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从原审的无期徒刑到重审时在法定刑以下判处5年有期徒刑,其量刑之难实则源于定性之错。许霆按照正常程序取款完全符合《电子签名法》,相当于传统方式的签字领款,其合法性足以对抗盗窃罪之"秘密窃取"。利用电子错误侵占财产的行为应属轻罪,以侵占罪定性有利于罪责刑的平衡。对许霆案的热议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法律方法下许霆案的应然进程——以许霆案的逻辑争议点展开

分析法律现象,如果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实质,那么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适用法律,如果没有实现法律适用与法律的互动,那么植根于我们心中的价值就不能被体现,法律亦将为"死法"。通过归结许霆案的关键性争议,在寻求事件本身实质的基础上,利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对诸种争议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的裁定进行规范性分析,深入探究解决疑难案件时所存在的惯常性思维,对于得出许霆案的规范性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由“许霆案”看罪刑均衡

"许霆案"的出现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许霆盗取ATM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以及量刑是否科学、公正,成为本案的焦点。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许霆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规定,但根据罪刑均衡原则,法院对许霆的量刑不免失之过重。由此反映出我国罪刑均衡原则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着解释不均衡、体系不均衡等问题,因此,需要对罪刑均衡原则重新进行审视,以避免类似"许霆案"的再次发生。

论侵占罪的侵占对象之立法缺陷与完善——许霆案的再反思

通过对许霆案的案情和诉讼过程的介绍以及有罪和无罪中诸观点的评析,虽然法院最后以盗窃罪定罪量刑,但是最合理的罪名应当是侵占罪。我国刑法对侵占罪侵占对象的规定存在立法缺陷,通过对侵占罪侵占对象存在立法缺陷的分析,对我国刑法270条侵占罪进行了重新设计。从而解决了刑法理论界对侵占罪侵占对象的争议以及对于今后再出现类似的许霆案能够合理定罪与量刑,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法律至上的现实虚妄——从文化角度审视许霆案兼与桑本谦教授商榷

针对桑本谦教授为许霆减轻刑事处罚寻找的法经济学理由提出了不同的商榷意见,并从中西文化的角度揭示了许霆案所激发的部分"大众思维"对法律尊严的冲击以及一些法学专家法律至上理念的动摇。

许霆案中的法律解释问题

为探究作为典型疑难案例许霆案的产生原因,详细分析了许霆盗窃罪定性和量刑变化的法官解释。分析认为:混乱的法律解释体制是许霆案所隐含的诸多司法制度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诸如许霆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违背受害人意志、是否具有秘密性以及可否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量刑处罚等问题,都对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产生了较大的质疑和冲击。许霆案的司法实践表明,中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已经面临着必须重构的历史课题。

许霆案归责的法经济学分析

法律责任的归责要遵循四个基本的原则,分别是责任法定原则、责任相称原则、责任自负原则、因果关系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有机统一的。这些原则可以运用个人主义、交易成本、公共选择、外部性等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通过这些理论工具的运用,本文认为,许霆案的司法判决违反这四个原则,因此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许霆案的判决是无效率的。

“道德法律化”对道德与法治的威胁——以许霆案为例

以许霆案为分析素材，从其价值层面分析“道德法律化”中隐含的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不仅对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刑事司法“无罪推定”原则，从而威胁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价值内涵的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