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视野下徐旭生学术路向的考察

徐旭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早年在处于中原文化腹地的郑州地区系统接受传统教育,青年时期留学法国选修哲学,归国后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他长期关注中国文化遗产境遇及参与保护、考察,最终确立了考古学、古史研究的学术方向。徐旭生由哲学到考古学的学术转型,是近代学人为应对社会变局而调整和发挥专业所长的典型之一。深层次地系统考察这一转型过程,则不难发现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底蕴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重要的动因。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的活动及科学贡献——读《徐旭生西游日记》

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进行了地理、气象、地质、考古、环境、民族、社会等调查,历时半年,后赴新疆.主要依据中方团长徐旭生的《西游日记》(1930)和部分相关史料,简述该团的宗旨、中方团长和团员、这半年的西行路线和科学活动,回顾白云鄂博铁矿、恐龙化石和居延汉简三项发现,讨论其八十多年来的影响和意义.

徐旭生教育思想浅析

徐旭生的教育思想以哲学的高度立论,因现实的需要落地。他的“研究本位”和“转线于自然界”的教育思想以其世界观和科学、道德观为指导,“乡村教育”思想是前两者在现实经济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三者互为表里,集科学教育、平民教育和生产教育于一体,反映了徐旭生通过教育争取民族独立与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深刻剖析徐旭生教育思想的内涵,有利于推动教育改革中对社会调查实践的重视,有利于在思想觉悟上规避学术不端问题,进而形成追求真理、探索世界人生的行动自觉。在多元化社会背景下,徐旭生的教育思想还警醒我们要立足自身、立足现实以深化教育和社会改革。

论徐旭生考古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徐旭生对考古学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三:一是"上古三大集团"理论;二是在古代国家形成的问题上,古代中国经历了氏族社会的解体——夏王国的建立——秦汉大帝国的形成;三是任何民族历史开始的时候都是传说和神话杂糅在一起的,掺杂神的传说同纯粹的神话有分别,可在传说中找出历史的核心。徐旭生考古学研究渊源除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对古史研究的热情外,到西方留学经历使其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人类学理论和实践活动以及国内学者蒙文通、傅斯年对古代民族的划分理论都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理论对疑古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有力反驳,推动了苏秉琦"区系类型说"的提出,为我们开创了一条通过研究神话传说来进行考古研究的新途径,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进程。

深耕于考古学和历史学领域的杰出学者——《徐旭生文集》的史学价值

中华书局2022年出版的《徐旭生文集》(全十二册)主要收集了徐旭生撰写的重要论著、译著以及日记、时评等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该文集完整地展现了徐旭生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对于全面了解徐旭生考古学实践和理论、深入认识徐旭生的史料观和他的多元古史观、考察其生平事迹和人员交往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将文集中各类材料参稽互证,可充实和加强对徐旭生学术的研究,复原其在民国和新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地位。

中国上古史的重构与论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评

本文是对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介绍与评价,在疑古的背景下,徐氏打破学术固有禁锢,将"考"与"证"结合重建古史。全书介绍了我国上古时代氏族人物关系和氏族人物行踪,为我们展现了远古时代先贤们的主要事迹。但是本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章节并未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但是瑕不遮瑜,仍不失为一本梳理上古神话人物脉络的名著。

信而有征: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徐旭生

在发掘方法、分析手段与解释体系的完善之外,现代考古学成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考古学思想史的自觉。20世纪前期形成中的中国考古学,如何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大时代中定义自己的使命?在现代学术形成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如何在历史与哲学、在静止的物质文化与动态的古代社会之间架设桥梁?如何在中西思想体系的折冲中营造一套文明观来诠释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古今之变?

有心栽花与无心插柳:先周文化探索的早期阶段

本文以徐旭生、苏秉琦和石璋如三位学者为中心,回顾了1949年以前学术界在先周文化探索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徐旭生开陕西考古的风气之先,虽然参与的具体工作有限,但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苏秉琦作为新生力量,参与斗鸡台遗址发掘,并受命整理沟东区发掘材料,他不预设任何前提,却通过瓦鬲的研究,找到了探索先周文化的重要线索。石璋如带着明确学术目的前往关中调查,致力于构建殷墟之外的另一个考古学标尺,最终却舍瓦鬲而以彩陶为周人的文化遗存。分析苏、石两位学者当年的思路与工作过程,可以看出考古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至今仍具启发意义,值得考古学同行借鉴与深思。

古代中国和希腊族群祖先谱系研究方法述评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传统文献中都保存了不少族群祖先谱系。在对这种谱系的研究中,学者们曾使用了非常不同的方法。这里选择六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对其方法进行比较性的回顾和评估,以期能为该项研究的方法论探索和推进提供某些建议。比较表明,徐旭生和迈尔斯的立场大致相同,他们都把谱系当作对于历史事实的某种记忆来对待。迪勒和顾颉刚则不谋而合地将谱系视为更晚编造的神话,他们均通过调查谱系文本的矛盾和变异来确定谱系被编造的年代和情境。王明珂和霍尔的史学方法与迪勒和顾颉刚的一样,不过前两者均引入了新的人类学理论来阐释谱系在族群认同建构中的功能。后四人的方法更能够合理地解释族群祖先谱系,故应被考虑采用和发展。